一、前 言
《金刚经》在汉传佛教中具有非常独特的地位，是在佛教界及民间流传最广的经典之一，几成家喻户晓。无论是佛教界的高僧大德的弘法利生，还是佛教外的文人学士的修心养性;无论在国王将相的深宫要府，还是在愚夫愚妇的村野陋巷;都与《金刚经》有解不开的缘分，都给了《金刚经》充分自由发挥的余地。这说明了《金刚经》非常适合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生长，是完全适应中国这种人文环境的。
从《金刚经》又派生出许多相关的文化形态，“金刚忏法”就是诸多文化形态之一。所谓金刚忏法，是指与《金刚经》有直接关系的各种忏仪类文献，我们目前掌握的这类文献有四种，即：(1)《金刚般若忏文》①，(2)《金刚五礼》，(3)《金刚礼》②，(4)《慈悲金刚宝忏》。除《金刚般若忏文》因收在《广弘明集》中，而被大藏经所收之外，其余三种均未被历代大藏经所收，亦未为历代经录所著录。
在忏法研究方面，唐朝的道宣就在《广弘明集》卷二十八中，把忏法归类组织，编入“悔罪篇第九”;智昇撰集了《集诸经礼忏文》;清代对忏法的修订和科注等，都对忏法的研究做了重要的工作。千余年来，也出现了多种有关《金刚经》的忏法，现掌握的上述四种文献，给《金刚经》相关的忏法研究提供了珍贵的原始资料。
二十世纪初，在敦煌藏经洞发现的写经中，有不少关于忏法方面的内容，此后，也有人在做忏法方面的研究，除了一些篇幅较短的论文或在某部书中的个别片段外，还有镰田茂雄的《中国的佛教仪礼》、汪娟的《敦煌礼忏文研究》等专著问世。对《金刚经》相关忏法的研究，柳田圣山、川崎ミチコ、广川尧敏等日本学者曾对《金刚五礼》作过收集判别;陈燕珠在《房山石经中通理大师刻经之研究》中曾对通理大师撰的《金刚礼》作解读分析;汪娟在《敦煌礼忏文研究》中也对敦煌遗书中十八个写本的《金刚五礼》作了详细的校录和研究，以及对梁武帝作的《金刚般若忏文》、通理作的《金刚礼》也进行简要的评介。以上这些研究成果，给我们探讨金刚忏法提供了参考。
本文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上述四种金刚忏法作进一步的探讨。
二、金刚忏法的形成及其流行状况
1、金刚忏法的形成
金刚忏法形成的主要原因如下：
第一、罗什三藏来中国后，翻译了大量的佛经，并使般若思想为中国人所理解、所接受。在般若类经典中，《金刚经》高度浓缩了般若思想，篇幅简短，受到“好简”的中国人所欢迎。到了隋唐时期，宗派佛教的兴起，《金刚经》相关的文化形态更是丰富起来了：禅宗从五祖弘忍之后，《金刚经》已取代四卷《楞伽经》而受重视，六祖慧能的大力弘扬，奠定了《金刚经》在禅宗乃至整个佛教界的地位，如《坛经》说：
善知识!若欲入甚深法界，得般若三昧者，须修般若行，持诵《金刚经》即得见性。当知此经功德无量无边，经中分别赞叹，莫能见说。此法门是最上乘，为大智人说。③
这里说《金刚经》的功德是“无量无边”的，若能持诵《金刚经》，就能见性成佛，禅宗大德们对般若思想的极力推广，促使《金刚经》被每个宗派所重视。另从唐代孟献忠的《金刚般若集验记》、段成式的《金刚经鸠异》等，对持诵《金刚经》的灵验方面所搜集的材料看，文学作品和民间故事中对《金刚经》的描绘，也能体现出《金刚经》是当时最受社会大众欢迎的佛教典籍之一。
佛教认为众生之所以轮回生死，是因为迷失自性、起惑造业;佛陀出世的本怀就是要让众生明悟自性，消除惑业，从而超脱轮回。想获得明悟自性，超脱轮回，除了“已生善令增长，未生善令生起”的“众善奉行”之外，还要“已生恶令断灭，未生恶令不生”的“诸恶莫作”。“忏悔”就是“消除惑业”的方法之一，就是一种“忏，‘已生恶令断灭’”和“悔，‘未生恶令不生’”的行为。所以，“忏悔”是佛教中很重要的一种修行方法，通常也称“忏法”。佛教忏法在中国，得到人们的重视，可能与儒家“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的主张有直接关系。
我国佛教的忏法，据说于晋代就已流传;南北朝时期，有梁简文帝、沈约、梁武帝、陈宣帝、陈文帝等，依《涅槃经》、《般若经》、《法华经》、《金光明经》等而作的诸多忏法;隋唐时期，宗派忏法比较兴盛，如天台的智顗、三阶教的信行、净土的善导与法照、华严的宗密、密宗的不空等，各个宗派都有依据自宗的经典而作的忏法流行于世;宋代有四明知礼、慈云遵式、东湖志磐、元照等都在忏法方面做了不少的工作，知礼作了数十篇忏法，慈云被称为“忏主”;辽代的通理;金代的王子成;明朝的莲池、蕅益等均作了各种各样的忏法;清代有继僧、弘赞、大基、智证、西宗等也都做过忏法方面的工作。或撰写修订，或随闻科注，通过各种形式对忏法的流行和发展做了贡献。从高僧大德们进行了大量忏法方面的撰著以及敦煌遗书中收有大量忏法方面的写本等情况看，“忏法”在中国是受到重视并得以盛行的。
第二、《金刚经》属《般若经》系统，是大乘破除妄执的代表经典，阐述无相的中观正见。诸佛依“二谛”为众生说法：一世俗谛、二第一义谛，不依世俗谛，则不得第一义谛。所以，要阐述第一义谛，就必须阐述世俗谛;第一义谛是般若毕竟空，世俗谛是缘起假名有，二者不一不异。因此，《般若经》系统的佛经中，在阐述“毕竟空”的同时，也不能忽略“缘起有”，《金刚经》的主旨是在阐明无相的空义，同时也不得不描述有为法的义趣。所以，《金刚经》本身带有的“消业思想”，恐怕是人们依此经而作忏法的最好凭籍吧!如经中说：
复次，须菩提，若善男子、善女人，受持读诵此经，若为人轻贱，是人先世罪业应堕恶道，以今世人轻贱，先世罪业则为消灭。当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萨提。
这里的“消业”是指诵经说的，忏法的目的之一就是“消业”，而忏法的形式也是多种多样的。依《金刚经》而造的`忏法，有赞叹般若妙法的《金刚般若忏文》，有礼敬佛的三身以及《金刚经》和说经处的《金刚五礼》，有对《金刚经》的三十二分提要作为代表一经的《金刚礼》，也有把《金刚经》的内容插入忏仪之间的《慈悲金刚宝忏》等等。这一切的思想好象都有围绕“《金刚经》能消业障”这一主题的痕迹，如《金刚五礼》说的：“金刚般若，甚深微妙，不可思议，生诸佛身，灭凡夫罪”。《金刚礼》所说的：“先身有报障，今日受持经，暂被人轻贱，转重复还轻”，更明显的是从上述《金刚经》的引文中来，《慈悲金刚宝忏》中也同样有这种倾向。从这一点上讲，《金刚经》的“消业思想”恐怕也是引发金刚忏法产生与发展的原因之一。至于《金刚般若忏文》中虽然没有提及“消业思想”，但据道宣的研究，这仍然是依经而作的悔罪文。
第三、在佛教的忏悔法里面，分“理忏”和“事忏”两种。理忏是一种“无相忏”，又称观察实相忏悔，即过去、现在所作一切罪业都是由心而起，如果了知自心本性空寂，则一切罪福之相也都是空寂，这样观察实相之理以灭其罪，称为理忏，如说：
“罪性本空由心造，心若灭时罪亦亡，心亡罪灭两俱空，是则名为真忏悔”。
在《坛经》中把“无相忏”表达得更为淋漓尽致，而六祖慧能据说又是闻《金刚经》开悟的，《坛经》中的“无相忏”与《金刚经》乃至金刚忏法有无必然的联系，姑且不论，但其义理的相通之处是显而易见的。
事忏是一种借诸仪式，至诚披露的忏悔，又作随事分别忏悔，以身礼拜瞻敬，口则称唱赞诵，意则存想圣容，披露过去、现在三业所作的罪业，如说：
“往昔所造诸恶业，借由无始贪嗔痴。从身语意之所生，一切我今皆忏悔”。
这在佛教各种忏法的形式上也表现得非常突出。
然而，以《金刚经》为主题的“忏仪”，就是把《金刚经》的般若思想纳入忏仪之中，也就是想把“理忏”与“事忏”结合起来，融为一体，从而更全面彻底地忏悔过去所造的罪障，显示自性本具的圆满清净与自在。
从《金刚经》的信仰，到忏法理论及其流传来看：《金刚经》本身是阐述般若义理的典籍，而在义理性的典籍里带有信仰性的特质，即《金刚经》中的消业思想;忏法本身具备佛教的信仰性，而在信仰性的忏法里融入了“理忏”这义理性的特质，即忏法里“罪性本空”的般若思想;由此形成了《金刚经》相关的各种忏法。说明《金刚经》与忏法的结合，正是中国义理性佛教与信仰性佛教相互融合的结果。
2、金刚忏法的流行状况
自梁武帝撰《金刚般若忏文》以来，金刚忏法就流行于世，《金刚般若忏文》被道宣收录在《广弘明集》里，放在般若类的忏文中间，与其它的忏文受到同样的待遇。
及至唐朝，随着佛教的不断发展，金刚忏法也流传到了边远的地方，如《金刚五礼》就曾以各种形式流通到各地，在敦煌写经的十八个本子中，竟然没有一个写本的文字是完全相同的，有些写本的书品极差，有些书品则较佳，可见不同层次的人、不同文化修养的人都对它进行过书写、受持，流通面极广。据敦煌遗书的形式看，它既可以单独使用，又可以和其它忏法合起来使用的;据传统的忏法形式推敲，如果使用的话，它只是忏法的主体部分，首尾还得加上某些内容(比如发愿文、回向偈等)，才能构成一个完整的礼忏仪。然而，在十八个本子当中，竟没有一个本子具有这种“完整”性。因此，这些敦煌写本的忏仪，是当时流通的忏仪?或是某种忏法的一个组成部分?还是仅供方便记诵或作为供养使用的?值得进一步研究。
通理生活在辽代，宋朝在知礼和遵式以及志磐的推动下，最流行的忏法有：《法华忏》、《金光明忏》、《弥陀忏》、《观音忏》、《大悲忏》以及《水陆道场仪轨》等，而通理作的《金刚礼》很可能就只流行于北方，通理晚年结庐而居，后为辽道宗皇帝宣请为“内殿忏悔主”，可见他对忏法的精通，《金刚礼》又是他所作并刻于石经上，当知他对此忏法的重视程度。
还有就是现在流行于南方的《慈悲金刚宝忏》，是一个完整而成熟的金刚忏法，可以代表金刚忏法发展的最高阶段。不为历代藏经所收，不详作者为何人，创作年代亦无从考知，但就其完整的形式来看，它在金刚忏法中，应比其它诸本忏法较晚。现有两个版本，一为解放前的铅印本，一为八十年代香港总持图书馆的影印本，大同小异，除了个别地方语句颠倒、个别字的差异和版本、装帙的不同之外，基本上是一致的。
通过对以上四种金刚忏法流行情况的了解，我们大致可作这样的推断：南北朝时，金刚忏法已经在南方流传，那是以般若思想的弘扬、《金刚经》倍受人们所欢迎为契机的。隋唐时期流通面极广，远及边地，这与社会文化的交流和佛教得到普及分不开的。唐代之后在北方受到了重视，南方的情况现在还缺乏资料，不得而知，这个时期的佛教除了大部分宗派的阶段性复兴之外，仅以净土宗与禅宗维持着微弱的生命，所以在忏法的流传上，除了宗派忏仪外，或许是以个人的喜好为主。近代以来，又流行在南方，北方极少数寺庙也有流通，而北方的经济相对落后，佛教景况也比南方较为零落。就忏法而言，金刚忏法又不如梁皇忏、水忏、大悲忏等忏法的兴盛，这与整个佛教般若思想的不振有密切关系。
三、金刚忏法的形态
据现在所掌握的资料看，金刚忏法有四种不同的形态，而且这四种忏法之间，在形式上几乎没有什么联系的。因此，我们有必要对它们分别加以梳理。
1、《金刚般若忏文》
《金刚般若忏文》一卷，梁武帝作，是以六朝时期骈体文的形式撰写的，重点在于阐述教理，对礼忏本身的“礼”与“忏”反而显得比较简单，与当时其它的一些“忏文”形式基本是一致的。
《金刚般若忏文》的正文，可以分成七个部分来看：第一部分，序标诚敬，首起至“一切圣贤”。第二部分，标题权巧，“如来以四十年中所说般若”至“以人标题”。第三部分，法之殊胜，“虽复前说后说应现不同”至“不说菩萨深见无说之深”。第四部分，阐明发心，“弟子习学空无”至“微尘世界悉是道场”。第五部分，正礼忏文，“今谨于某处”至“礼长者须菩提”。第六部分，发愿回向，“愿诸佛菩萨”至“无复尘劳”。第七部分，归结敬礼，末后“稽首敬礼常住三宝”一句。
从这种礼忏的形态中，体现出早期忏法的质朴性，忏文的主体部分“正礼忏文”只有三礼：“至心敬礼释迦牟尼佛、金刚般若，礼长者须菩提”，⑧实际上也就是敬礼佛、法、僧“三宝”，这可能就是较原始、较简单的金刚忏法，也可能就是金刚忏法的早期形态。可见《金刚经》与忏法的结合，正是义理性佛教与信仰性佛教相互融合的结果。
2、《金刚五礼》
《金刚五礼》一卷，作者不详，又名《金刚五礼文》、《金光五礼》、《金光五礼赞》等，文字简单，条理分明，可以看出比梁武帝的《金刚般若忏文》要成熟得多，很可能就是唐人所作。关于《金刚五礼》的作者，在伯3664号首题“姚和上金刚五礼”，汪娟博士认为，姚和尚是“金光明寺的姚利济”，应是敦煌陷蕃时期的僧人⑨。
在敦煌遗书中，至今已经发现了十八种《金刚五礼》的写本，分别为：北敦07370号、08337号、08174号、07329号，俄176背面，伯2044号、3792号、2975号、3645号、2325号、4597号、3559号(并入伯3664号)、3881号、2911号，斯4173号、1674号、4600号、4712号等。除了伯2325号、俄176号背面与诸本有所区别，北敦08337号末后两段次序颠倒，北敦07370号首缺，斯4712号尾缺之外，其余的大致相同，均未为历代藏经所收。
《金刚五礼》是以《金刚经》为主导思想的一种佛教忏仪。共分五个仪节，故名“五礼”。第一礼是对法身的赞礼，第二礼是对报身的赞礼，第三礼是对化身的赞礼，第四礼是对《金刚经》的赞礼，第五礼是对佛说《金刚经》处所的赞礼。
本文献以简单的礼忏方式出现，据敦煌遗书中《金刚五礼》的抄写形态看，它似乎既可以单独使用，又可以和其它忏法合起来使用的，例如：在北敦08337号中，《金刚五礼》前面的“忏悔身中无量恶业罪障”等文，《金刚五礼》之后紧接着又是《法身十礼》，再后面还有《金刚经陀罗尼》，这种表现形态有两个可能性：一、《金刚五礼》要与其它忏法和起来才能使用;二、抄经的人为了方便记诵，对各种忏法作了归类，然后再进行抄写，把相同或相近的忏仪抄在一起，这样的话，就说明《金刚五礼》是一个单独使用的本子。即使这样，北敦08337号还是不能构成一部完整的礼忏文，也许流传过程中佚亡了其它部分，据部分传统的礼忏仪，以及近代流行的忏法形式来看，如果单独使用的话，它也只是忏法的主体部分，首尾还是要加上某些内容的(如发愿、回向等)，才能构成一个完整的礼忏文。然上述十八个写本中，竟没有一个写本具备这种“完整”的。汪娟博士把斯1674号和伯2911号两个本子后面的“至心忏悔、至心发愿”也归入“五礼”之中⑩。我认为“至心忏悔、至心发愿”这些仪节很可能是在其它的忏法里也通用的，而《金刚五礼》已然明确指出它的内容范围是“五礼”，这“五礼”的本身就是一个完整的内容，按通常的说法：“五礼”与“至心忏悔、至心发愿”等，应是并列关系，而非所属关系。例如：北敦08337号的前面是“忏悔身中无量恶业罪障”，末尾接着又是《法身十礼》，然后有偈颂，《金刚经陀罗尼》，再后面还有”忏罪障”等文，各个标题的形式基本上与“五礼”是并列的。所以说《金刚五礼》很可能是即可独用，又能合用的一种忏法。
尽管如此，《金刚五礼》的形态还为我们提供了一条信息：也就是比《金刚般若忏文》，要完善得多;但比现在流行的忏法，还只是朴素的、单纯的敬礼，没有太复杂的东西参在里头。
3、《金刚礼》
《金刚礼》一卷，作者通理(1048—1098)讳恒策，字开玄，俗姓王，西京道奉圣州樊山县新安镇(今河北省涿鹿县矾山堡镇)人，辽代高僧。他生于辽兴宗重熙十七年，七岁出家，活动于辽道宗咸雍、大康、大安年间，卒于辽道宗寿昌四年。通理深受朝野敬仰，道宗对他非常器重，特赐紫袍，皇室百余人礼他为师，门徒甚众，德被遐迩。一生以讲经、传戒、刻经为业，尤以续刻房山云居寺辽代石经最为杰出11。通理在石经停刻之后就到房山西北山区的莲花峪结庵而居，后来被道宗皇帝宣请为“内殿忏悔主”。可见他对佛教“忏法”的精通。
《金刚礼》就是通理在续刻石经的时候刻上去的，他于大安九年(1093)正月筹集刻经经费，主持刻经事宜，至寿昌元年(1905)三月就停止刻经12。所以，《金刚礼》最晚也是撰于他停刻石经之前，即1095年之前。就其内容来看，属于佛教“忏仪”类文献，如文中说：“罪障皆消灭，速圆般若海”。末后又说：“礼忏归依竟，所集诸圣因，施一切群生，皆共成佛道”。
《金刚礼》共八个部分：第一部分是标名“金刚礼一本”，作者“‘通理大师’集”，题注“作供、梵叹如常，依《慈氏礼》声”。说明在举行《金刚礼》的仪式时，需要“上供”(即以精美的饭菜、果品等设在佛前，举行一定的念诵仪式)，礼忏时的赞颂等梵叹与平常日用课诵的方式一样，到主体部分礼忏文时的唱诵则依《慈氏礼》的礼诵方法。可惜《慈氏礼》已经失传，无从考知《金刚礼》在唱诵主体忏文时的音调高低、节拍快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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