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增长福德：
人生的幸福是基于福德。由有福德才能处处须遂，心想事成。受持《金刚经》能增长我们的福德。经中前后以三千大千世界七宝布施校量，恒河沙等七宝布施校量，恒河沙等身命布施校量，每日三时以恒河沙等身布施校量，又以佛陀曾经得值八百四千万亿那由他诸佛，悉皆供养承事的功德校量，都不及受持《金刚经》四句偈功德之大。因为财富的布施，身命的奉献，那都只能给人以短暂的帮助。而受持或为他人讲说本经，却能令正法久住，启发人们的正知正见，健全人的品德，引导他人向上增进以至解脱、成佛，由此而得彻底的安乐，所以非财施所能及。
二、消除业障：
我们这个世界是业的世界，由于过去生中所造善恶业的不同，构成了世界的千差万别。因为我们无始贪嗔痴，造下过许多不善业，所以现实的生命总有许多缺陷及困扰，诸如天灾人祸，身体病弱，诸事不顺等等。受持《金刚经》却能消除业障。经曰：‘善男子，善女人，受持读诵此经，若为人轻*，是人先世罪业，应随恶道;以今世人轻*故，先世罪业则为消灭，当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有些人没有受持《金刚经》本来平安无事，可受持本经之后，反而遭到他人的轻视，没有关系，这正是在消业障。受持本经三途恶业都能消除，其他小业障就不必论了。
三、开发智慧，通达实相：
《金刚经》称曰般若波罗蜜，首要在于开智慧，《般若经》曰：‘菩萨不住法，住般若波罗蜜。’本经处处教我们无住，无住就是为了成就般若。经曰：‘随说是经乃至四句偈等……何况有人尽能受持读诵，须菩提，当知是人，成就最上第一希有之法。’又曰：‘若复有人，得闻是经，信心清净，则生实相，当知是人，成就第一希有功德。’成就第一希有之法，是乃成就智慧，通达实相。
四、消除烦恼：
《金刚经》中虽然不曾出现‘烦恼’二字，但般若法门处处都在解脱烦恼。经曰：‘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四相乃烦恼生起的根本，消除四相，自然解脱烦恼。本经旨在成就智慧，智慧就是断除烦恼。住相能引起烦恼，本经要我们不住一切相，烦恼自然不生。
五、成无上道：
学佛是为了成佛，佛陀汉译曰觉者、智者，是智慧的成就。《心经》曰：‘三世诸佛依般若波罗蜜多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本经曰：‘一切诸佛及诸佛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法，皆多此经出。’成就般若，方能成就无上佛道。《金刚经》称：‘当知是经不可思议，果报亦不可思义。’
拓展阅读：《金刚经》——佛教史上影响最大的经典
《金刚经》包含了大乘佛教般若学说的精华，其“性空幻有”、“扫相破执”为主要内容的般若思想是大乘佛教的理论基础。《大智度论》中说：“般若波罗蜜，是诸佛母。诸佛以法为师，法者即是般若波罗蜜。”《大般若经》中说：“摩诃般若波罗蜜，是诸菩萨母，能生诸佛，摄持菩萨。”《金刚经》也说：“一切诸佛及诸佛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法，皆从此经出。”
从现代哲学的眼光来看，《金刚经》之所以被奉为诸佛之智母、菩萨之慧父、众圣之所依，是因为其般若思想关涉的是大乘佛教的认识论问题。
般若智慧实质上是大乘佛教所倡导的特殊的认知方式和思维方式，它要彻底地超越世俗的经验，否定或摆脱世俗的认识，从而认定尘世的感知都是虚幻不实的。只有把握“般若性空”之理，才能抛弃世俗的妄见妄念、妄想执著，才能证悟到佛门的真谛。
建立起“性空幻有”、“破相扫执”的认知模式和思维方式，是获取佛门知见的.基础，也是建立佛教信仰和进行修行实践的前提，而《金刚经》所阐述的正是建立大乘佛教信仰、从事大乘菩萨行的理论基础。这一“般若性空”的基础理论，就佛教的“信仰”与“理解”的关系而言，它解决了“理解”的问题;就佛门的“知行”关系而言，它解决了“知”的问题，所以《金刚经》及其般若学说，就自然成为诸佛之母，对大乘佛教而言，《金刚经》及其思想有着无可替代的学术价值。
《金刚经》的般若性空思想是在印度大乘佛教徒在反对部派佛教，特别是说一切有部的“实有”理论中建立起来的。《金刚经》一问世，在印度就受到了广泛的重视，著名的印度佛教僧人、哲学家无著、世亲等人都对它做过注疏。
佛法东传，中国佛教属大乘佛教系统，自然青睐作为大乘理论基础的《金刚经》，以展开大乘菩萨行。从公元402 年《金刚经》由丝绸之路的河西走廊传入内地，著名翻译家鸠摩罗什首次把它译成汉文，到公元702年唐代僧人义净最后一次重译，短短三百年间， 《金刚经》在中土先后有六种译本问世，足见这部经典在中土受崇奉的程度。
《金刚经》传入中土时，正值魏晋玄学兴起。中土学人认为般若思想方法，与玄学可以相通，互为发明，所以当时中土思想界十分重视以《金刚经》为代表的般若经典，其程度远胜于印度。《金刚经》在中土社会，既迎合了士人的情趣，又得到了统治者的扶持。开元二十四年(公元736年)唐玄宗颁布《御注金刚般若经》，把它和《孝经》、 《道德经》一起颁行天下，明成祖编纂《金刚经集注》，敕令天下奉行等等，都是例证。
隋唐时期，中国佛教宗派形成，各宗派对《金刚经》崇奉有加，天台、华严、三论等竞相习诵，并按本门宗义进行阐发。天台宗用佛性论注解经文;华严宗以真如缘起论解释经文;禅宗更以《金刚经》为传法心印。
《坛经?行由品》中有一段关于慧能因闻《金刚经》得悟的记载：
时有一客买柴，便令送至客店。客收去，慧能得钱，都出门外，见一客诵经，慧能一闻经语，心即开悟。遂问客诵何经，客曰：《金刚经》。
《坛经?行由品》中还直接引用《金刚经》“凡所有相，皆是虚妄”的语句，又记载弘忍为慧能说《金刚经》，“至应无所住而生其心，慧能言下大悟”。
《坛经?般若品》中全都是解说般若智慧法门，慧能说：“善知识，若欲入甚深法界，及般若三昧者，须修般若行，持诵《金刚般若经》，即得见性”，又说“闻说《金刚经》，心开悟解”，称此法门为“般若三昧”。
《坛经?定慧品》中，慧能提出“我此法门，从上以来，先立无念为宗，无相为体，无住为本”的宗纲，正是《金刚经》“离相无念”、“不住于相”、“应生无所住心”等思想的发挥。
总的说来，慧能创立的顿教法门，般若智慧是其血脉，而从佛典思想渊源来看，《金刚经》是《坛经》思想的重要源头之一。
《金刚经》不仅在中国佛学中体现其元典精神和思想价值，从中国文化史的视野来看，它的影响关涉到僧俗各界，渗透到社会文化的方方面面。
在悠久深厚的文化史中，《金刚经》对中国社会文化的影响随处可见，直至近代和当代，寺院僧人日常课颂和讲经说法，都依此经。在民间，连目不识丁的妇孺也可以随意背出一段或一句《金刚经》。在佛教施行扶世助化功德的过程中，各种各样的《金刚经》应验、感应故事成为中国民间社会劝善化导的重要形式。
在汉唐社会，《金刚经》常被不少僧俗用以为祈福禳灾、奖善惩恶的法宝，他们收集各种信受奉持《金刚经》而获得功德报应的故事，将这些故事分类辑要，以证明尊奉《金刚经》有延寿、愈疾、生子、登科、避邪、脱难、如愿等效应，一方面让人们加强佛教信仰，一方面让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努力止恶从善。
唐代孟献忠撰的《金刚般若经集验记》按诵持《金刚经》而能获得的应验和利益，分为救护、延寿、灭罪、神力、功德、诚应等六篇，收入以隋唐社会为背景的《金刚经》感应故事七十则。
唐代段成式撰的《金刚经鸠异》也是同样性质的应验记，收入了以中唐社会为背景的《金刚经》感应故事二十一则。其中有一则故事是这样说的：
有一个叫赵安的平民，一次在野外行走，看见一座坟墓边放着衣物，赵安以为这是无主的东西，就捡回家送给妻子。邻居知道后，到官府告他偷盗财物，赵安不承认，官府大怒，安排大刑伺候，然而刑具加身就断为数截，赵安却安然无恙，施刑者问他使了什么法术，赵安说：“唯念《金刚经》。”官府甚为惊异，只好将他释放了。
此外，敦煌出土的佛教文献中《持诵金刚灵验功德记》、《开元皇帝赞金刚经功德》等著作，都反应了《金刚经》在民间社会的流行情况及其化导世俗的功能。
如果说各类《金刚经》应验记说明该经在民间社会的地位和影响，那么各种以《金刚经》为题材的文化艺术形式足以说明该经在文人士大夫阶层的影响和地位。
伴随着《金刚经》的传播，中国古代印刷、雕刻、绘画、文学、书法等文化艺术都不同程度地受其影响。世界现存最早的雕版印刷品是唐咸通九年(公元868年)的《金刚经》木刻本; 世界上最早的木刻版画是《金刚经》扉页的佛教绘画;现存规模最大、时间最早的石刻经文之一是山东泰山经石峪的石刻《金刚经》。
此外，柳公权、赵孟頫等书法大家所书写的《金刚经》手迹成为珍贵的文化遗产，不少与《金刚经》相关的文学作品、《金刚经》论疏中的诗词美文仍流传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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