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庭坚(1045年-1105年)，字鲁直，号山谷道人，晚号涪翁，洪州分宁(今江西修水县)人。北宋知名诗人，乃江西诗派祖师。书法亦能树格，为宋四家之一。英宗治平四年(1067)进士。历官叶县尉、北京国子监教授、校书郎、著作佐郎、秘书丞、涪州别驾、黔州安置等。庭坚笃信佛教，亦慕道教，事亲颇孝，虽居官，却自为亲洗涤便器，亦为二十四孝之一。英宗治平四年(1067)进士。历官叶县尉、北京国子监教授、校书郎、著作佐郎、秘书丞、涪州别驾、黔州安置等。黄庭坚为苏门四学士之一，是江西诗派的开山祖师，生前与苏轼齐名。世称苏黄。著有《山谷词》。
姜夔在《续书谱》中清醒地认识到了山谷草书与张颠、怀素的不同：“张颠、怀素规矩最号野逸，而不失此法。近代山谷老人，自谓得长沙三味，草书之法，至是又一变矣。”
那么这个不同在哪里?与颠张、狂素富于传奇色彩而十分专一的人生相比，黄庭坚除了超人的文学才华之外，其生活经历完全是倍经生活磨难的知识分子的普通生活。除了早年难免的一些倚红偎翠、声色放浪的生活，《宋史•黄庭坚传》记述了他一生升迁流放简历外，对他个人的资质、人品评论只有这样几句话“幼警悟”“性笃孝”;文章诗文因苏轼的赏识而“声名始震”。这些评论记述，几乎可以应用于任何时代信奉儒家正统哲学的知识分子。重要的是，山谷对生活中的种种磨难的态度，并非我们后人所想象的超然透脱，而是完全的“黏皮带骨”，认真刻意，步步为营。
从生活上看，山谷一生都没有能够摆脱经济上的拮据，且为此忧心忡忡。在中举之前，山谷曾经谋划过创办药店以解决一家人的生计：“老夫往在江南贫甚，有于日中而空甑无米炊时。尝念贫士不能相活，富子不足与语，唯作药肆，不饥寒之术也。”(《药说遗族弟友谅》)在入馆职后，山谷也向朋友抱怨：“又众口食贫，思得一江湖差遣，使老幼温饱耳。”(《答曹苟龙》)
贬谪之后，山谷所忧的第一件事是一家人的衣食：“但愧拙于谋生，一失官财，以口腹累人，愧不可言。某兄弟同庖四十口，得罪以来，势不可扶携，皆寓太平州之芜湖县，粗营柴米之资，令可卒岁。乃来伯氏授越州司理，小姪朴授抗州盐官尉，皆腊月阙，可分骨肉相养也。”(《答泸州安抚王补之》)
在去往贬所的路上，也刻刻不忘对家人的各样叮嘱：“三人轮管家事，勿废规矩。三学生不要令推病在家(一)，依时节送饭，及取归书院常整龊文字，勿借出也。知命且掉下泼药草，读书看经，求清静之乐为上。大主簿读《汉书》必有功矣。十月十四日。押报：诸妳子以下，各小心照管孩见门，莫作炒，切切。”(《谪赴黔州时家书》)
这种黏皮带骨的心性，也体现在对饮酒这一在颠张狂素的书法生命中不可或缺的元素的态度上。山谷少年时曾纵酒，直到元丰七年(一〇八四)山谷作著名的《发愿文》云：“愿从今日尽未来世，不复饮酒……设复饮酒，当堕地狱，饮洋铜汁，经无量劫;一切众生，为酒颠倒故，应受苦报，我皆代受。”且与淫欲、食肉共举，这是一个纯粹的宗教式宣言，而不是一个智者对自身观照达到的觉悟。到了晚年，山谷又自称戒酒乃是因病而起，“中年畏病不举酒”(崇宁元年(一一〇二)《新喻道中寄元明用觞字韵》)，“我病二十年，大斗久不覆”(《次苏子瞻和太白浔阳紫极宫感秋诗韵》，崇宁元年，一一〇二年)，完全不是一个虔诚禅徒的口吻。
山谷的感情生活也颇多磨难，二妻先后的病逝，无疑是对他感情生活的最深打击，使得他痛戒淫欲。但为了要有子嗣，又必须纳妾。山谷的黏皮带骨的秉性，就是在多种磨难和忧虑中形成。这种生活态度，或许是黄庭坚的诗学取得其成就的根本原因。山谷诗是用思多于抒情的的创作，是建立在“读书万卷始通神”的基础之上的，要“观古人用意曲折处学之”，重于用典，也用意于炼字，称“拾遗句中有眼”“安排一字有神”。这样的态度，显然不会是李白“斗酒诗百篇”般的潇洒，而只能是黏皮带骨式的推敲。
山谷在心灵中追求他理想的人生，也只能通过对自身的观照来求其人生境界的澄澈清明。在《黄庭坚评传》中，黄宝华总结道：“中国古代哲学与道德伦理问题有着先天不解之缘，从本质上说，这是一种道德伦理哲学，这在黄庭坚的思想中表现得也十分典型。综观黄庭坚的作品，可以发现他始终热切地关注着道德伦理问题，而这种关注又集中在心性问题上。”在晚年流放黔、戎、宜，山谷更多对自身的内观以解脱困苦流落中的烦恼，正是在这心性二字。在心性自证之外，这些艰苦曲折的生活造就的人生态度或理想追求，都一一在他的书法论，尤其是大草书法的实践中得到了体现。
山谷的`学书历程，多有学者论及，此处不再赘述。而对其书法的理想，山谷多次有不自觉地表达：“老夫之书，本无法也。但观世间万缘如蚊纳聚散，未尝一事横于胸中，故不择笔墨，遇纸则书，纸尽则已，亦不计较工拙与人之品藻讥弹。譬如木人舞中节拍，人叹其工，舞罢则双萧然矣。”(《书家弟幼安作草后》)
然而，除了他黏皮带骨的生活哲学之外，山谷的另外一个书法理想，也使他永远不能达到这样一个“未尝一事横于胸中”的心地澄明的境界，“学书要须胸中有道义，又广之以圣哲之学，书乃可贵。若其灵府无程政，使笔墨不减元常、逸少，只是俗人耳。”(《书增卷后》)
俗与不俗，由天性、读书而发，一旦着力求之，则归于自省。而且，山谷对别人对自己书法的批评刻骨铭心，如“往时王定国道余书不工”“惟钱穆父以为俗”，等等。又每每对自己的进步自矜自喜：“绍圣五年五月戊午上荔支滩，极热……此字极似蔡君谟简札，所恨未能与颜、杨比肩耳。”“……若持到淮南，见余故旧，可示之，何如元佑中黄鲁直书也?建中靖国元年五月乙亥。”“建中靖国元年十月，沙市舟中，晚日入窗，松花泛研，爱此金屑铣泽，因为邦直作草，颇觉去古人不远。”“近时士大夫罕得古法，但弄笔左右缠绕遂号为草书耳，不知与科斗、篆、隶同法同意。数百年来惟张长史、永州狂僧怀素及余三人悟此法耳。”“星家言予六十不死，当至八十。苟如其言，当以善书名天下。是可喜也。”
这些记载，都表现出山谷不仅没有达到“未尝一事横于胸中”，却更多的是“下笔不浏离，如禅家黏皮带骨语”，参入强烈的对其人生、书法的不断观照。韩愈的《送高闲上人序》却正好为这么一种并不超脱的艺术精神作了总结，并以为是旭、素成功的秘诀：“今闲师浮屠氏，一死生，解外胶。是其为心，必泊然无所起，其于世，必淡然无所嗜。泊与淡相遭，颓堕委靡，溃败不可收拾，则其于书得无象之然乎!”
也就是说，如果没有了对人生各种观照自省，狂草书法也就“颓堕委靡，溃败不可收拾”了。且真正动人的草书，也不能缺乏各样对世俗的情感、琐事的观照。
山谷晚年，在酒精的影响下，似乎也偶然有心地澄明的书法体验，他自己记载了两次醉后作草书：
“书尾小字唯余与永州醉僧能之。若亚栖辈见当羞死。元符三年二月己西夜，沐浴罢，连饮数杯，为成都李致尧作行。耳热眼花，忽然龙蛇入笔。学书四十年，今名所谓鳌山悟道书也。(《李致尧乞书书卷后》，元符三年，一一〇〇)”“崇宁四年二月庚戌夜，余尝重酝一杯，遂至沉醉，视架上有凡子乞书纸，因以作草。方眼花耳热，既作草十数行，于是耳目聪明，细阅此书，端不可与凡子……山谷老人年六十一，书成颇自喜，似杨少师书耳。(《书自作草后赠曾公卷》，崇宁四年，一一〇五)”“书尾小字唯余与永州醉僧能之”“书成颇自喜”都写出了微醺下截然不同的书写状态。遗憾的是，这两件山谷得意书作都没有流传下来。
在对自然的观照心得上，也有以下记载。最著名的是元符年间“观长年荡桨，群丁拔棹、乃觉少进，喜之所得，辄得用笔”又“余寓居开元寺夕怡思堂，坐见江山。每于此中作草，似得江山之助”。前一则，学界多以为就是对笔法的体悟;后一则，则多是对心境的影响。
值得注意的是，近世研究黄庭坚的大草书法，往往将黄庭坚的好禅与怀素的僧人身份联系起来。但山谷的“但观世间万缘如蚊聚散，未尝一事横于胸中”不过是一个理想，他在书法中自然也不能忘记“字中有笔，如禅家句中有眼”中对禅的智慧的义理的诠释。这样，大千人文的万象之影，被山谷写到他的书法中时，就多加了他对自身心性的观照。
所以山谷心性的这面镜子，因其黏皮带骨的生活态度，将自然的观照反射于书法之中，就不再是澄澈了一，而是为他的心性所致的思所主导。而这些执念，自然在他的草书书法中一再流出，就是苏轼说的“以平等观作欹侧字，以真实相出游戏法，以磊落人书细碎事”。(《东坡题跋》)他的大草书，就不再像旭、素那样无拘无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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