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庭坚诗歌理论分析
黄庭坚的诗歌理论对后世影响深远。我们可以研究其诗歌理论的独特之处，并着重探讨了理论中与读书之关系的重要性，以及其独特的诗歌理论对后世具有极为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黄庭坚是江西诗派的实际开创者，在宋代诗坛上占据重要的地位。他的诗歌成就以及在其影响下所产生的声势浩大的江西诗派成为诗歌史上的一朵奇葩。《后村诗话》有云：“豫章稍后出，荟萃百家句律之长，究极历代体制之变，搜讨古书，穿穴异文，作为古律，自成一家，虽只字半句不轻出，遂为本朝诗家宗主。”《诗林广记》亦云：“山谷自黔州以来，句法尤高，笔力放纵，实天下之奇作，自宋兴以来，一人而已。”说“一人而已”未免夸张，但足可见世人对黄庭坚的肯定和推崇。黄庭坚在诗史上的地位主要由其诗歌理论所决定，他的诗歌理论主张被视为是江西诗派的主要创作纲领，虽历代学者评论对其褒贬不一，但其影响却不容小觑。本文仅就其诗歌理论与读书的关系从三面来谈谈其对后世创作的重要影响与意义。
一、“无一字无来处”与读书的重要性
“无一字无来处”是江西诗派的重要理论之一，在黄庭坚之前，宋人孙莘老对这个问题已有过类似的表述，说“老杜诗无两字无来历”说“老杜作诗，退之作文，无一字无来处”，自然有些夸张，但是，诗人要强调自己的某种主张的时候，总是要夸张的。不惊骇世俗，就无法引起世人的瞩目，也就难以产生影响;另外，如果说杜诗韩文“无一字无来处”也是说的通的。用列宁的一句话来诠释，就是只有继承全人类的文化遗产，才有可能达到时代的顶点。黄庭坚强调老杜诗的“无一字无来处”，其实其深层的意思之一就是多读书。
文学功底好比花果的种子，天生就有一种资质可以发芽成树，开花结果，但是种子有很多不发芽成树，开花结果的，因为它缺乏人工的培养。种子能发芽成树，开花结果，有一大半要靠人力，尽管它天资如何优良。人的文学创作也是如此。一个人纵然生来就有对文学特优的领悟，如果不下苦功夫修养，也必定是苗而不秀，华而不实。比如李白，虽然天生资质杰出，可是这位大诗人在学问上也下过苦功夫，李白在人生哲学方面有道家的底子，在文学方面从《诗经》《楚辞》直到齐梁体诗，他没有不费苦心研究过。与此相对应的古代成语“江淹才尽”从反面证明的文学创作中学问的重要性，这就是袁枚所说的“诗难其雅也，有学问而后雅”的真谛。
从另一个方面来说，文学创作也离不开前人学问的影响，严羽“古人未尝不读书”一针见血的指出了这种影响无处不在。不能以为“复古”，“拟古”就是倒退，其实“反复古”是一个神话，千百年来的文字规范不是那么好反的，独抒性灵写的诗都很粗糙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例子。古人喜欢用典故，把历史本身符号化，如果一首诗歌很浅显，没有深度，对古人来说，一般是游戏之作。要超越一个成熟的符号化的文本世界很难，在文本世界里，现实提升到了同样的高度。后来的任何写作都要陷入这个世界。你要创造，都是从一个文本到另一个文本。写诗的人要进入这个文本，要发出自己的声音，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黄庭坚的“无一字无来处”，是在强调，作者必须进入文本世界的资源里。杜甫也说“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似乎是现实世界被架空了，那么他的“现实主义精神”从哪里来?社会历史学派在这里遇到了很大的苦难。杜甫由人格到诗格的备受肯定，是历史语境的需要。
其实，杜甫无意于史，诗歌并不因为写史就成为好诗。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更加容易理解黄庭坚的“无一字无来处”或者说黄庭坚的学问说，一方面，文学创作必须要将学问与性情相结合，另一方面，每个文人进行文学创作之时都不能于前人所做的学问绝缘而进行纯性情的创作，性情说是从魏晋南北朝的钟嵘到清代的袁枚一直都提倡的文学创作观念，但并不能因此而压低学问在诗歌创作中的地位，两者在文学创作中的关系是相辅相成的，而非非此即彼的。学问讲求证实，近于科学，而性情是偏于主观，注重兴味，借助意象和意境，抒发性灵。
但若一位强调个人情感的抒发而失去了相应的约束，则有失偏颇;而过度地将学问注入文学作品，势必导致诗歌情感的窒塞，杜甫说：“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可见杜甫也注重文学创作中学问的作用，但在这里我们注意的是这个“破”字，万卷要读得破，才能去其糟粕，取其精华;读得不破，则成为袁枚所说的抄书作诗，诗也失去了真性情。所以文学创作的问题不在于读不读书，而在于如何读法，不在于是否以学问入诗，而在于如何入法。读书读得破，书为诗用，方能不为诗累，若是在诗中卖弄学问，那么读书越多，性灵越窒塞。
出身于江西诗派而后出走的陆游讲诗外功夫。他说“江西末流无一字无来处不妨其为恶诗”。其实，功夫在诗外，不过是个常识，他不过是在当时的氛围里强调了这个常识，表现得比较响亮而已。我们对于古人的把握往往从当下地需要出发，很少从第三者的角度去评价，于是文学史一遍一遍地被重写，所做的不过是作家地位的平反，和史料的补充而已。就像前面所说的杜甫写史一样，陆游的功夫诗外也只不过是一种特定历史境遇的需要而已。所以当我们去理解黄庭坚和他的“无一字无来处”时，需要从更开阔的时间和历史境遇去理解。
二、“点铁成金”、“夺胎换骨”与多读书、创新之关系
在北宋的诗坛上关于黄庭坚的诗歌理论中，最为众说纷纷的是其诗化用经史、诗赋词语成句，借鉴前人立意、境界进行新的创造的，即所谓“点铁成金”、“夺胎换骨”之论。作为江西诗派的创始人，宋人对他的评价一直很高。黄庭坚虽然没有建构一部诗歌理论的专著，但是在他的题跋、序文、诗歌、书札之中存在着大量的关于诗歌的鉴赏意见。其中尤以“点铁成金”、“夺胎换骨”最为有名。“古之能为文章者，真能陶冶万物，虽取古人之陈言入于翰墨，如灵丹一粒，点铁成金也。”“诗意无穷，而人之才有限。以有限之才，追无穷之意，虽渊明、少陵不得工也。然不易其意而造其语，谓之换骨法;窥入其意而形容之，谓之夺胎法。”
“点铁成金”与“夺胎换骨”两个方法意思相近，要义却不尽相同。前者是总纲，意在从总体的意向上提倡多读书，多用书，指出渊博的知识与作诗之间的关系;而后者则是具体方法的例举，是从无数种方法中略举两种方法。一种是“不易其意”而换一种说法;一种是“窥入其意”，即摹仿规划其意而加以形容。不要以为这是一种无耻的文人行径。
我们经常会感受到表达的困难。准确的表达、高雅的表达、古典的表达、现代的表达、文学的表达、学术的表达等等，常常会使我们困惑。而当我们读到一位作者的特殊的表达，我们会从心底钦羡，意欲仿效。问之以方法，就会惊奇地发现，此种奥妙无它，仍是黄庭坚近千年之前所论也。当然，随着时代的发展，比之山谷，会有所创新，但是，精神却是一致的。“点铁成金”的基础首先是要多读书。山谷论诗，也是从主张多读书，善于用书入手。就像黄庭坚所说：“闲居当读《左传》、《国语》、《楚辞》、《庄子》、《韩非》，欲下笔略体古人之用意曲折处，久之乃能自铸伟词。”多读书之后，就自然会写诗了。
中国历代诗人都有借鉴前人诗句之时，即使是李白、杜甫这样的大家也不能免。像是民间的谚语所说的：“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不过黄庭坚还告诉了我们怎样创新，怎样将古人的变成自己的。创新并非黄庭坚所独擅，应该说是宋人的时代精神，特别是宋诗的灵魂。黄庭坚的创新与前人的不同之处，如同对于读书问题的强调一样。譬如苏轼的强调创新，只是一种大致的指向：“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具体怎样创新，不用说初学者，就是有相当造诣的诗人也还是摸不着头脑。苏轼的这一类论述，实际上只是自己的逸兴发挥，只有黄庭坚这样级别的弟子能够心领神会，从而产生影响。事实上，黄庭坚的创新论，正是苏轼新思索的延伸和再创造。
其具体内容就是以“点铁成金”“脱胎换骨”为代表的理论。再与下一个时期的杨万里的创新论加以比较，就可以看出，杨万里的创新，嫁接在“诗法自然”的“活法”之上，是对苏轼时代的某种回归，而黄庭坚的创新论，则是嫁接在书本上，嫁接在人文精神上，它是元佑时代人文文化极大繁荣的产物，与欧苏时代的努力创造人文繁荣阶段不同，也与中兴时代的风云突变、跳脱书本、回归自然与社会生活的时代精神不同。所以，不但要从读书的角度，而且要结合创新精神――黄庭坚内涵的、独特的创新精神，来审视“点脱”论，才能识得庐山真面目。
黄庭坚本人的诗歌创作正是其“点铁成金”、“夺胎换骨”的实践。欧阳修“我亦只如常日醉，莫教弦管作高声”到黄庭坚笔下就变成“我自只如常日醉，满川风月使人愁”更为精练紧凑;杜牧“平生五色线，原补舜衣裳”被引为“公有胸中五色线，平生补衮用功深”，五言变为七言，意韵更丰富了。晏几道的“落花人独立，微雨燕双飞”就是出自五代翁宏的诗句，这是人人都知道的。没有晏几道的运用，也许这颗珍珠就永远地尘封于诗史的库藏之中而不被关注。黄庭坚说的“点铁成金”、“夺胎换骨”是一种具有独特创新意识”的法则，对前人的.句法、句律、典故、艺术文法加以熟参，以心悟人，化为我用。这里以诗歌的：“意”喻“胎”，以诗歌的“语”喻“骨”，不变其“意”而造新“语”，就叫“换骨法”;变化其“意”而用原“语”形容之，就叫做“夺胎法”。这是一种融合自身思想的审美创造。
但是，历代评论家有很多不理解黄庭坚师法古人中的创新意识，把它讥之为向后看的“保守心态”。尤以“点铁成金”、”“胎换骨”最为评论家所诟病，金人王若虚竟讥之为“剽窃之黠者耳”，这恐怕是因为对黄庭坚的诗歌理论缺乏全面的检讨，不知其尚有“不为牛后”、“自铸伟词”的抱负，或视而不见。或对于“点铁成金”、“夺胎换骨”本身理解也是片面的。不知道黄庭坚的思想逻辑之重心是在“成金”，是在“换骨”。黄庭坚的“点”“夺”只是揭示了一条艺术规律，是公开了古今诗人的不言之秘，并非“以末为本，以流代源”。
三、“用典”、读书与自然天成的联系
大量用典是山谷诗的一个更加重要的特色。黄庭坚用典新奇，这与他诗可以求新的精神是一脉相承的，而且他用典密度大而又能精当、稳妥、细密，又十分灵活，他往往旁证博引，从经史子集、道书佛典中吸取诗料。这就强调了读书、用典与自然天成的联系。
苏轼论诗以为：“诗须要有为而作，用典当以故为新，以俗为雅。”黄庭坚对此作了发挥。黄庭坚对于读书是十分强调的，在这方面的言论特别的多。黄庭坚的目光凝视于书本的知识世界，凝视于前人作品中的技巧神韵。他认为多读书是一切“用典”的前提和基础。作诗讲求传统，讲求继承与突破，胸中无万卷书，笔下又何来“求新求奇”?诗歌创作的本质是不断创新，没有继承又何来创新?“新”与“旧”是相对的概念，没有“旧”也就无所谓“新”了。
况且人非天才，从书本中获得的艺术营养是提升自己欣赏品味与创造能力的捷径，古来圣贤谁不是胸藏万卷!黄庭坚的多读书论从本质上来说是很正确的，问题只是在于如何读书。历代许多评论者都认为黄庭坚的读书论只求技巧形式而忽略了诗歌注意珍贵的东西――思想神韵。
其实，黄庭坚的读书论是非常重视思想境界的。他在《与王观复书》中写到：“此病亦只是读书未精博耳。长袖善舞，多钱善贾，不虚语也……但当以理为主，理得而辞顺，文章自然出类拔萃。观杜子美到夔州后诗，韩退之自潮州还朝后文章，皆不烦绳削而自合”的境界。至于被后人大肆渲染的雕琢、锻炼只是达到这种境界的一种手段。只是熟读作品、掌握技巧之后，才能力图摆脱具体的技巧和前人作品的束缚，进入自由无待的化境，两者相辅相成，又包含着自我否定的创新精神。
多读书是用典的基础。明人王鏊有“诗好用典，自庾信始，其后流为西昆体，又为江西派，至宋末极矣”之语。其实，西昆派与江西派的用典是不同的。“西昆讲究用典但不讲究怎么用典，以至有将李义山撕扯破碎之消。”也就是说，面对丰富的文化遗产，西昆体的诗人像是爆发户一样，不知道应该怎样去享用这笔财富，结果或是叠床架屋，或是雕琢过重，欲雅反俗了。就像一个少女，由元白时代的天然本色，到西昆时代懂得了化妆，显然是一个进步。
但是，初次面对妆台施粉黛，她还不懂得应该“淡扫蛾眉”，难免施粉过重，反而遮掩了自己的天生丽质。到了黄庭坚的江西派，经历了诗文的革新运动对于平淡自然艺术的高扬，她们自然懂得了要有化妆的法则技巧，而且懂得了要化得不露痕迹，要在平淡自然的基础上化妆。所以江西诗派的用典，尤其是黄庭坚本人的用典是与他的读书论、他的“不烦绳削而自合”创作的目的相一致，是“用典”与自然天成的和谐统一。用典得当，能起到“历史的比喻”的作用，它将历史的变成了现实的，他人的托寄为自我的，从而成为一种新的方式的意象，弥补了“以文为诗”、“以议论为诗”的不使用自然山水意象之后的某种失重，达到了一种“信手拈来俱天成”的艺术效果。
黄庭坚论诗歌，提倡“无一字无来处”、“以故为新”，强调读书典，似乎给人以雕琢的印象，从而得出了黄庭坚自宋诗梅欧以来的平易诗风的结论，并认为这是“剽窃”，是倒退，是“反动”。其事实并非如此。黄庭坚的审美追求是在平淡基础上的“点铁成金”，是在“夺胎换骨”之后的浑然天成，是一种“平淡而山高水深”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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