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仲淹的生平故事分享
北宋名臣范仲淹一生奔波仕途，屡遭同僚抵牾，甚至他的朋友、同窗、老师对他言事无忌也颇多争议。
划粥断齑与少年志气
范仲淹(989—1052)，字希文，苏州吴县人，诞生于河北成德军(今河北省正定县)节度掌书记官舍。其父范墉，曾任成德军、武信军(今四川遂宁市)、武宁军(今江苏徐州市)掌书记。范仲淹两岁丧父，家道中落，当时母亲谢氏还十分年轻，母寡儿孤，贫无所依，便带着儿子改嫁淄州长山(今山东邹平县)朱文翰，范仲淹改姓名为朱说，并在朱家长大成人。朱文翰做过地方小官吏，对继子并未冷眼看待，“既加养育，复勤训导”，寄予厚望，期成大器。范仲淹在洞庭湖畔的澧州安乡(今湖南安乡县)度过了他的少年时光，接受了启蒙教育。
范仲淹一生读书不辍，特别是多次迁居的青少年时代，每迁一地，都留下了读书的遗迹，也留下了许多让人感动的苦读故事。在安乡时，范仲淹曾读书于当地太平兴国观，寒暑不倦。清朝翰林张明先诗言：“荒台夜夜芭蕉雨，野沼年年翰墨香”，以“书台夜雨”这清寂而优美的诗意，概括了范仲淹这段少年攻读生活。
随着学识的增加，范仲淹开始由要我读书变成了我要读书，虽然常常忍饥挨饿，但他不以为意。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1009)前后，范仲淹随继父生母回到继父的故乡淄州长山，读书于长白山醴泉寺，每天的饮食仅仅一碗稀粥，先冷却，然后分成四块，早晚各两块，再配以盐拌韭菜末，“划粥断齑”成了他励志苦读的深刻写照。
如果说长白山醴泉寺读书是他自觉读书的表现，那么多年以后他到南京应天书院求学，则是为自立而读书了。幼年丧父乃人生大痛，当范仲淹知道自己是范姓之子时，不异于当头棒喝。事情是这样的，因为朱氏兄弟奢华浪费而不知节俭，范仲淹曾多次劝阻，有一天朱氏兄弟被劝说得不胜其烦，便脱口而出说，我们用朱家的钱，与你何干?他听此言十分疑惑，自己不就是朱家子孙吗?疑骇之下他四处打听自己的身世之谜，最后才知道自己是姑苏范氏之子。范仲淹是个烈性汉子，他毅然决定自立门户，并立即离开朱家，负琴携剑，求学南京，唯一的目的就是发奋读书、学成迎母。这时，他二十三岁。
在应天书院求学，由于与朱姓决裂，生活一度没了着落，有一顿没一顿的，异常艰难。《范文正公年谱》上说他“询知家世，感泣去，之南都，入学舍，扫一室，昼夜讲诵。其起居饮食，人所不堪者，公自刻益苦”，还说“公处南都学舍，昼夜苦学，五年未尝解衣就枕。夜或昏怠，辄以水沃面。往往饘粥不充，日昃始食”。范仲淹孜孜求学，倦怠时以凉水浇脸，饥饿时以稀粥为食，日夜与诗书相拥，五年未解衣就枕。南京留守的儿子与范仲淹同窗，十分同情范仲淹，便把他的苦读情况告诉了自己的父亲。留守很受感动，让儿子送些美食给他，但范仲淹婉然拒绝了，说不是不感谢你的深情厚谊，但自己喝粥习惯了，也不觉得苦，一旦享受丰盛的饮食，以后喝粥就索然无味了，表达出清贫自甘、清苦亦乐的豁达。还有一次，宋真宗幸临南京，南京万人空巷，应天书院师生也倾巢而出，争睹圣颜，只有范仲淹岿然不动，继续读书。有人回来后问他为什么不去一睹皇帝风采，范仲淹说，将来晋见也不晚，可见其抱负的远大。
十年寒窗，范仲淹“大通六经之旨”。大中祥符八年(1015)，二十七岁的范仲淹进士及第，即奉母侍养，完成了他人生的第一个理想，也开始了他偃蹇动荡、赤心报国的仕宦生涯。进士后，他在《寄乡人》诗中说“乡人莫相羡，教子读诗书”，对自己的`苦读生活也仅只淡淡地一笔带过。
先忧后乐与忠君、爱国、惜民
在范仲淹的仕宦生涯中，身前后世影响最大的有两件事，一是御边，二是新政。宋仁宗康定元年(1040)，西夏战事复燃，范仲淹临危受命，先以天章阁待制知永兴军(今陕西西安市)，后迁龙直学士、陕西经略安抚副使，知延州(今陕西延安)。御边的过程中，范仲淹在战略上主张：“严边城，使之久可守;实关内，使无虚可乘”，采取修固边城、精练士卒、招抚属羌、孤立西夏的办法，积极整顿军备，坚持以守为攻，争取最后的胜利。当时，范仲淹的御夏方针，为许多朝臣和将帅所不理解，一时被讥为怯懦。仁宗急于求成，采用了主动出击的建议，结果在好水川和定川砦二战中损兵折将，大败亏输。痛定思痛，仁宗才决定改而采取范仲淹的守策。事实证明，范仲淹坚持的战略是着眼现实和长远的最佳御夏方案，在范仲淹和韩琦的主持下，边城日固、士气日盛、军备日精，陕西四路立体纵深攻防体系初步构筑完成，战局开始有了变化，西夏再也不敢小觑宋军，当时民谣可以为证：“军中有一韩(韩琦)，西贼闻之心骨寒;军中有一范(范仲淹)，西贼闻之惊破胆。”此后，宋夏于庆历四年(1044)和议，战争进入相持阶段，范仲淹稳妥积极的防御战略取得实效。
宋仁宗赵祯是一位期望成就一番伟业的皇帝，但他最大的毛病在于好大喜功、急于求成、善始不终。与西夏的战争久不能胜，使他认为强内才能安外，固本才能邦宁。这也并非不正确，只是时机把握不准。当战事稍停，他不顾西线战略功亏一篑的危险，于庆历三年(1043)四月，紧急调任范仲淹和韩琦为枢密副使，不久又擢范仲淹为参知政事，开天章阁，诏命条对时政，征求改革弊政的措施。范仲淹应诏上《答手诏条陈十事》，首先就指出：“欲正其末，必端其本;欲清其流，必澄其源”，提出“明黜陟、择官长、厚农桑、修武备”等十项改革措施，拉开了“庆历新政”的序幕。这些改革措施中，除厚农桑、修武备、减徭役三项外，其余都为改革吏治的措施，这也确是给内外交困的宋王朝对症下药、正本清源。但“择官长”、“明黜陟”、“抑侥幸”等措施施行后，影响了许多官员的既得利益，改革受到了多方面的攻击，加上仁宗的有始无终，朝廷大臣的瞻前顾后，守旧势力的顽固阻挠，使十项改革措施只实行了六项就半途夭折，“庆历新政”以失败告终。
范仲淹的施政抱负虽然受到阻挠，但他忧国忧民的精神是一贯的，他为民务实的奋斗是持之以恒的。任职泰州(今江苏泰州市)时，由于捍海堤年久失修，每当海潮泛滥，往往农田洗荡，牲畜无存。看到百姓不堪其苦，他心急如焚，不断上书建议修复捍海堤，一番周折后，最终得到了朝廷的支持。经过官民三年艰苦卓绝的奋战，在天圣二年(1024)，一条一百五十里的捍海大堤终于横亘在洪水猛兽面前，外逃居民纷纷重返故园，生产迅速得以恢复。通州(今江苏南通市)、泰州、楚州(今江苏淮安市)一带从此水旱无忧，当地百姓深深感念范仲淹的功绩，将捍海堤取名“范公堤”。
宁死不默与不以利害为趋舍
范仲淹早年立志，敢说敢为，“宁鸣而死，不默而生”是他纠偏勘误不辟祸患的信念。
范仲淹入仕后，清楚地看到了宋王朝安享太平下的体制弊端，他不断向朝廷提出建议，这些建议，条条符合现实，条条都是治弊的猛药，体现了范仲淹作为一个政治家的睿智目光和心忧天下的报国情怀。早在天圣三年(1025)，当还是小小的大理寺丞时，位卑言轻的范仲淹便给垂帘听政的章献太后和仁宗，呈上了一份《奏上时务书》，提出救文弊以厚风俗，整武备以御外患，重馆选以养人才，赏台谏以开言路等建议;天圣五年(1027)，范仲淹在丁母忧期间，他“不以一心之戚，而忘天下之忧”，冒哀给朝廷上了一份万言书《上执政书》，针对贫病交加的时弊，他提出了“固邦本，厚民力，备戎狄”等六条改革主张。据说，宰相王曾收到万言书后，大为赏识，立即授意晏殊推荐范仲淹应学士院试。
范仲淹立身孤高，报国奉行“以言为先”，而且次次都是药石之言，以致危言多犯，屡言屡贬。天圣八年(1030)，范仲淹上疏《乞太后还政奏》，请章献太后“卷收大权，还上真主”，让“春秋已盛”的仁宗亲政，加上这之前他还谏阻仁宗率百官行拜太后寿仪，触怒章献太后，被贬河中府(今山西永济市)通判。范仲淹的言行，也使曾推荐他的晏殊担心连累到自己，他把范仲淹叫去严加责备。为此，范仲淹给晏殊写了封长信说：“事君有犯无隐，有谏无讪。杀其身，有益于君则为之。”反映了他宁死不默的一贯精神。
明道二年(1033)，章献太后驾鹤归西，亲政后的仁宗希望有所作为，拔擢了一批太后垂帘时受到压制的官员。范仲淹也由陈州(今河南淮阳县)通判召还，担任了谏官。谏官的职责就是提意见，不久，仁宗因为宠幸尚氏、杨氏二妃，准备废黜郭皇后，范仲淹与御史中丞孔道辅率众台谏到垂拱殿门，伏奏郭后不可废，结果被押解出京城，贬知睦州(今浙江建德市)。即使狼狈如此，范仲淹还在《睦州谢上表》中反复劝说仁宗：“有犯无隐，人臣之常;面折廷争，国朝盛典。”
景佑二年(1035)冬，范仲淹由知苏州提拔为礼部员外郎、天章阁待制、判国子监进京。归来后的范仲淹，论事愈急。当时，吕夷简任首相，颇为专权。范仲淹便把一些要员的晋升情况绘制成《百官图》上呈仁宗，指着上面开列的百官晋升顺序说“某为超迁，某为左迁，如是为公，如是为私，意在丞相”，直言宰相用人不当，用权谋私。这把位居人臣之极的吕夷简气得七窍生烟，暴跳如雷，反在仁宗面前诉范仲淹越职言事，荐引朋党，离间君臣。这次，他又落职饶州(今江西鄱阳)。
历经三度贬职，范仲淹丝毫不见收敛，他那近似固执的坚持，源于他特立独行的性格，源于他忧国忧民的情怀，源于他许国忘身的精神。
近名与气节
范仲淹一生见贤思齐，不断以往哲先贤的思想、品德和功绩勉励自己。他在《上资政晏侍郎书》中说“信圣人之书，师古人之行”，又在《蒙以养正赋》中说“学默默以存志，将乾乾而希圣。庶几进退之间，保君子之中正”，表达了要像先圣一样，在得失进退间，不失其高尚的情操。所以他始终“内守朴忠，外修景行”，以洁身自好和为国事功要求自己，企望在现实世界中成就最高的道德理想。然而，由于他竭力事功而谏言无忌，进退自如而操守过洁，使他在当时成了一个备受争议的人物，王安石甚至指责他“好广名誉，结游士以为党助，甚坏风俗”。
范仲淹确实爱名，但他爱的是竭诚报国之名，爱的是经纶济世之名，爱的是心若介石之名。正因为他爱名如宝，雪操冰心，注定了他无论是重用为股肱之臣，还是贬谪为偏远小吏，始终“不以毁誉累其心，不以宠辱更其守”。唐末五代以来，冯道、范质之辈充斥于朝，不以国破君亡为耻，反以连任“贰臣”为荣。尤其是冯道，历五朝四姓十主而钓台稳坐，自命“常乐老”，洋洋自得。宋初士风沿袭五代，积习难改，士大夫不顾廉耻、不守节操、曲学阿世者遍布朝野。范仲淹作为位起于布衣的至性至真君子，一生砥砺名节，不易操守。他满怀至诚，固执大道，认为“名可巽而道不可屈，怀可卷而节不可降”，他誓言“定应松柏心无改，自信云龙道不孤”。正因为名节和操守的坚持，使他能始于洁行而不耽于忧戚，见于大节而不屈于名利，所以他忤逆天威依然谏诤于朝廷，“三黜专城”依然救民于水火，众口铄金依然矢志不渝，正如他自己所说：“素心直拟圭无玷，晚节当如竹有筠”。朱熹对他给当朝士风的精神影响和作用也给予了高度评价，说：“本朝忠义之风，却是自范文正作成起来也。”
宋仁宗皇佑四年，六十四岁的范仲淹旧疾缠身，感觉大限将至，便向宋仁宗呈上《遗表》，念念不忘仍是社稷长远，邦国兴衰，他以将死之言规劝仁宗：“伏望陛下调和六气，会聚百祥，上承天心，下徇人欲。明慎刑赏，而使之必当;精审号令，而期于必行。尊崇贤良，裁抑侥幸，制治于未乱，纳民于大中。”还对“事久弊，则人惮于更张”深感忧虑，对自己“功未验，则俗称于迂阔”深表遗憾，至于自己身后之事，却只字未提，表现出他一生坚守的大忠和大节。范仲淹经天纬地之才用之未尽，忧国忧民之志屈而未伸，他的遗憾是泣血的遗憾，正如韩琦在《范文正公奏议序》中感叹：“不幸经远而责近，识大而合寡，故其言格而未行，或行而复沮者，几十四五。”真是未了之英雄，至性之君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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