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沈从文 ——由《边城》看早期生活对作家的影响
内容提要 沈从文的湘西小说是作家理想、希望和追求的具像化，而《边城》 是系列画廊里最浓墨重彩的一笔，它是中国西南土地上曾有生活的一个缩影，是世界文化史上的一个奇迹。这正应验了黑格尔的“意识能通过绝对精神的运动固化自己”的名言。湘西是理想中的湘西，是作家对被现代文明剥蚀得面目全非的身心家园的怀旧和依恋。也许作家正是依靠乡土意识的滋润美化来与格格不入的城市生活相抗衡。而这由于作家的个性和生活经历导致的不合流俗的创作风格恰恰是中国文学史上的幸运，产生了继陶渊明之后又一位将我们带向桃源胜境的大家。本文旨在探讨早期生活对作家创作特色的影响。
一
沈从文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风格独特的一位作家，他的反映湘西民俗生活系列的作品在中国的现代文学史上占有特殊的地位。沈从文生长在沅水流域，地处湖南、四川、贵州三省交界，地理位置偏僻，经济文化落后，这里是养育他创作的土壤。
沈从文早期人生经历极富传奇色彩。他出身行伍，父亲是个军人，辛亥革命后还一度做过当地要人。母亲极小年纪就随同家人在军营中生活，所见极多，他的教育得于母亲的不少，气质也更象母亲。在沈从文幼时，家人想把他往一条学路上引，而他想尽办法逃学，拼命从自然这一部大书里汲取营养，整个儿一个野精灵的形象，
正象作家自己在《从文自传》里写的：
“二十年后我‘不安于当前事务，却倾心于现世光色，对于一切成例与观念皆十分怀疑，却常常为人生远景而凝眸’，这份性格的形成，便应当溯源到小时在私塾中的逃学习惯。极明显，对于后来用笔有显著影响。”
爬树，认识树木的名称，上山采药，学钓鱼，捉蚱蜢，捉蟋蟀，无所不能，幼年的他在自然怀抱里尽情嬉戏玩爽，也从自然里得到那一份在书本上得不到的知识。他的放任自流与家庭严格的管教相对峙，即使为此挨打受骂，也禀性不改，相反却用更加隐蔽的手段来应对。比如，下河洗澡就是一例，泡在水里，将做了记号的手高高举起，为的是不让学塾检查出来。旧历七月十五中元节，照当地习俗，这一天谁也不敢落水，而他竟然独自一人在清清河水中泡了两个小时。他喜欢水，他认为自己幼小较美丽的生活大部分与水分不开。水教会他美和思索。以至日后，他的许多作品里都有水的影子。
他兴味十足地观察贩夫走卒、铁匠屠户等日常生活，伞铺、皮匠店、染坊、豆腐店、碾坊等操作场所无处不到，无所不知。
最后，他不得不与家人稍做妥协。当地崇军尚武，以当兵为荣，出过许多有名的武人。于是在他十五岁时，成了一名军人。看的最多的是杀人，似乎杀人是一件最最普通不过的事情，他不注意杀人者消灭一个鲜活生命而引起的视觉刺激和身心快感，他更在意被杀者临刑前的千姿百态。在这种原始的、蛮荒状态的生物圈里，他处变不惊，见怪不怪。当部队开拔到怀化镇，在那地方一年零四个月里，大致眼看杀过七百人。他在自传中写道：
“这一份经验在我心上有了一个分量，使我活下来永远不能同城市中人爱憎感觉一致了。——我看了些平常人没看过的蠢事，听了些平常人没听过的喊声，且嗅了些平常人没嗅过的气味，使我对城市中人在狭窄庸懦生活里产生的作人善恶观念，不能引起多少兴味，一到城市中来生活，弄得犹豫孤僻不像一个正常‘人’的感情了。”
他早期生活中印象深刻的两个表哥，一个每次来城时必带给他一只小斗鸡或一点别的东西，还给他说苗人故事;一个引导他逃出学塾，到日光下尽情领略大千世界的无穷奥秘。还有那个土匪出身的山大王，杀人、放火、强暴无恶不作，强悍凶莽，却不失义气和情趣。
十六岁时与一个乡下白脸女孩子的爱情破灭到由此引发的“女难”导致的命运的转折。后来作为一种反拨，他塑造的女性形象，大多是皮肤黑黑的。
到二十岁离开，对湘西这片土地的熟悉和挚爱，且看他在一篇文章中对它的描写，近似于美化。可与陶渊明的《桃花源记》相媲美，其中人 “不知有汉，无论魏晋”， 恍若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
“那里土匪的名称不习惯于一般人的耳朵。兵卒纯善如平民，与人无侮无扰。农民勇敢而安分，且莫不敬神守法。商人各负担了花纱同货物，洒脱单独向深山中村庄走去，与平民作有无交易，谋取什一之利。地方统治者分数种：最上为天神，其次为官，又其次才为村长同执行巫术的神的侍奉者。人人洁身信神，守法爱官。”
二
走出湘西走向城市的沈从文，创作表现出明显的阶段性。1924年—1927年是他创作的初期，创作了———。1928年—1931年，他主要在上海，一扫往昔作品中的感伤情调，传奇倾向，转而凸现湘西世界蛮荒自然状态和原始初民的神性、强力、元气以及旺盛的情欲，让读者领略湘西世界的奇幻和浪漫，原始初民的自在与强健。他的自我认知和地方意识开始觉醒。他说：“我于是重新得到了稳定，且得利用笔的机会。可是我不再写什么传奇故事了，因为生活本身即为一种动人的传奇。我读过一大堆书，再无什么故事比我情感上的哀乐、得失、经验更离奇动人。”
沈从文的早期经历郁结于心，成为一种心理定势，对其后来独特的知觉方式产生深刻的影响。早年的定势最容易变成一种独特的眼光，在这种独特的眼光中，周围的一切都会罩上一种特殊的色彩和形态。这就形成了沈从文的创作与鲁迅乡土文学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忧愤深广不同，与二十年代以台静农、冯文柄等为代表的乡土文学鞭辟入里地揭露农村黑暗现实不同，沈从文的作品仿佛一幅幅久远的时隐时现的风景画，一首首冲淡平和的田园牧歌，对现实社会缺少批判性，有的只是包容和慨然接受，将生活中的美高度抽象出来，着重对人性美的理解和挖掘，同时也将人性的弱点在高度抽象中淡化了。对人性的弱点充满了理解和同情，平铺直叙中内涵丰富的文化底蕴。
无论是反映人类回归自然、回归乡土、回归单纯质朴生活的永恒愿望也好，还是营造一种氛围，虚设一个桃花源般的仙境也好，沈从文都是在用“乡下人”的单纯目光来烛照心灵。
朴拙迂阔，不存心机，他将自己始终定位为一个生活在城市中的“乡下人”。二十年闭塞的湘西生活，已融入他的血液，他对乡土的执著，使他很难再接受一种全新的思维方式和处事理念。带着乡下人的特质和乡下人的标尺评判一切，结果是与城市生活格格不入，既不能和城市生活融为一体，又不能像陶渊明那样回归乡野过着躬耕自足的生活，这种游离而产生的审美距离，使他具有独特的观察视角和表现方式。在以陌生与隔阂的眼光看待都市的同时，他又以熟悉的眼光塑造出了一个富于原生态魅力的寓言神话般的湘西世界，于是一切来自文明社会的秩序和准则纷纷隐退，代之以他构建起的理想的乌托邦——与自然大化合而为一的人性美的伊甸园。作家以追忆和想象的方式，怀着朴素和感伤的情绪，完成了对湘西的浪漫寻梦，以实现作家独立支撑的精神大厦与城市生活的抗衡。
在光怪陆离的城市生活的风熏雨沐里，沈从文的早期生活积淀形成的心理定势发生了作用，他始终倾向于传统的情感，这种情感与湘西特殊的乡情民俗和地域文化因素融合在一起，以一种审美方式来关照和对待生活。他对于自然人性和人格的推崇，更多的是出于他的审美情感，而非理智判断。如果把城市文明看作是现代社会发展的一种主流趋势，那么沈从文所表现的就是这种主流趋势之外的另一种生活方式。在这种生活方式下，人性表现出更多的质朴和自然之美。
事实正是这样，作家有一颗平易的心，他洞悉世态人心，对其曲折幽微极其理解、敏悟，关心湘西土地和活动在这片土地上的普通人的生存状态，是他作品的主旋律。活在沈从文小说中的，是一群再普通不过的人物：贩夫走卒、农民水手，间或也有土匪强盗，但不是青布包头、穿夜行衣、飞檐走壁的那种，而是家常打扮和平凡的灵魂和肉体，行为并不铺张扬厉，也无豪言壮语，只是风日里，安分守己把日子打发过去。环境的严酷、时运的不济，随时会有灾难降临，他们却处之泰然，心安理得。那份超常的从容不是故意做出来迁就某种信念或宗教，而是发乎天籁，与生俱来的。他的作品，没有乱世英豪惊天动地的伟业，也没有壮怀激烈的斗争场面，一切都淡化了、诗化了。
这是最本色的故事，它的魅力主要不在于故事本身，而来自奇异的地域风情和独特的民俗文化。沈从文面对的是湘西，那个屈原乘一叶扁舟，寻芷访兰的.湘西，陶渊明安置他桃花源的地方;古苗民被一路追杀，溃败于此，汉人修城墙、筑碉堡，把他们圈在有限的保留地里，两族人朝夕相见，世代为仇。谣曲、神话鲜活可现，苗族文化的侵润和影响，支配着居民的心理和生活方式;现代战争也没有放过这片蛮荒之地，各路军阀龙争虎斗，造就无数土匪和英雄。这样的生活环境造就了作家质朴率真、侠义豪爽的性格，沈从文在这荒疆边地，搜新捕怪、志异猎奇，所写种种，皆在普通人的生活经验与阅历之外，让读者感到新鲜和刺激。
三十年代初期的政坛和文坛都不太平静，沈从文始终执着文学与政治的游离，纯文学观源于他早期生活经历中对生活的纯美认识，人、人性以及与周边环境的和谐，构成的人性美的要件。在波峰浪尖的政治环境中，作家对自然、传统和人伦道德的崇尚，丝毫没有背叛的成分。倒是对现实，作家表现得相当隔膜和弱智。“尽管我从来不觉得比那些人有丝毫高尚处，而且居多还感觉到充满弱点性格的卑微庸俗，可很难和另一种人走同一道路。我主要就是在任何困难下，需要有充分自由，来使用我手中这支笔。”他认为“一个真正的伟人巨匠，所有努力挣扎的方式，照例和流俗的趣味及所悬望的目标，总不易完全一致。一个伟大艺术家或思想家的手和心，既比现实政治家更深刻并无偏见和成见的接触世界，因此它的产生和存在，有时若与某种随时变动的思潮要求，表面或相异或游离，都极其自然。它的伟大的存在，即于政治、宗教以外，极有可能更易形成一种人类思想感情进步意义和相对永久性。”他似乎不是那么精于算计，有点散漫、任性、也有点清高自负，他没有加入什么党、什么派，他特立独行，保持着自己鲜明的个性。他选定了这种生活，并且甘愿接受它的征服，不管它是带咸味的海水，还是带苦味的人生，他都要沉到底。一切来到他生命中的事物，他都要用他自己的标准，来证实生命的价值和意义。他说：“我需要的是绝对的皈依，从皈依中见到神。”他的心是敏感的、多愁的，同时也是孤独的、坚韧的。他在孤独和坚韧中孕育和创造。可以说，作家的早期生活经历以及后来发生一切都为创作《边城》做好了准备。
三
从芷江之恋及由此派生的“女难”到进入城市的十多年里，作家的感情生活一直处于飘泊无定的状态，爱而不得的失望接踵而至。与张兆和的结合，使他的感情稳定下来。在这种愉快的心情下，1934年，作家创作了他的代表作《边城》。他说：“我准备创造一点纯粹的诗，与生活不相粘附的诗。——还要用一种温柔的笔调来写爱情，写那种和我目前的生活完全相反，然而与我过去情感又十分相近的牧歌，方可望使生命得到平衡。”早年的缺失性情感体验，由于偶然机遇的触发，成为创作的动力源，通过文学创作来化解胸中块垒，借以使“受压抑无可安排的乡下人对于爱情的憧憬”在这个故事上得到宣泄和弥补。
〈边城〉的故事情节简单。茶峒城船总顺顺的两个儿子天保和傩神同时爱上了碧溪咀渡船老人的外孙女翠翠。二人相议各呈现自己的歌声，任凭翠翠选择。自知无望的天保离家出走，不幸落水遇难。而傩送也因哀伤和失望走了。经不住打击的渡船老人在一个暴风雨之夜溘然长逝，留下孤独的翠翠。善良质朴的人们纷纷向翠翠伸出援助之手，顺顺不计前嫌，欲接翠翠回家，连当年向翠翠母亲求爱遭到拒绝的杨马兵也来照顾翠翠，至于那个在月下为翠翠唱歌，使翠翠在睡梦里为歌声把灵魂轻轻浮起的年青人“也许永远不回来了，也许明天回来”。
作品所描绘的爱与美的人生，是在一种洋溢着浓郁的诗情画意和地方色彩的特定环境中展开的，清新优美的湘西风景画和迷人的湘西风俗画与人物独特的思想行为生活方式浑然交融，合奏出一首对理想人生和人性美的牧歌。我们从下面几方面都能看到早期生活经历对作家创作的影响。
1、浓郁的地方特色。
《边城》中地域风光、人情世态、俚语歌谣的描写都与作家自小生活的环境密切相关。故事的自然背景是一座依山傍水的小城——茶峒，有一宽约二十丈的小溪，翠翠和她的爷爷就生活在这溪边。过溪越小山走去，只一里路就到了茶峒城边。近山一面是蜿蜒的城墙，临水一面则在城外河边留出余地设码头，贯穿各个码头有一条河街，掌水码头顺顺一家就住在这里。
成年的沈从文在《湘行书简》中关于“河街”的一段回忆道：
“这种河街我却能想象得出。有屠房，有油盐店，还有妇人提起烘笼烤手，见生人上街就悄悄说话。----这种河街我见得太多了，它告我许多知识，我大部提到水上的文章，是从河街认识人物的。我爱这种地方、这些人物。他们生活的单纯，使我永远有点忧郁，我同他们那么‘熟’-----一个中国人对他们发生特别兴味，我以为我可以算第一位!但同时，我又与他们那么‘陌生’，永远无法同他们过日子，真古怪!我多爱他们，‘五四’以来用他们作对象我还是唯一的一人。”
他早期生活中对水的喜爱难以释怀。在〈边城〉中，得到了尽情的泼洒，对水的描写可谓浓墨重彩。“那条河水便是历史上知名的酋水，新名字叫作白河。白河下游到辰州与沅水汇流后，便略显浑浊，有出山泉水的意思。若溯流而上，则三丈五丈深潭可清澈见底。深潭中为白日所映照，河底小小白石子。有花纹的玛瑙石子，全看得明明白白。水中游鱼来去，全如浮在空气里。两岸多高山，山中多可以造纸的细竹，长年作深翠颜色，逼人眼目。近水人家多在桃杏花里，春天时只需注意，凡有桃花处必有人家，凡有人家处必可沽酒。” 写到白河的落水时节怎样，涨水时节怎样，对暴雨过后山上溪边浊流横溢的描写，林林总总，絮絮道来，犹如对地域水源的考证和探测。
在作家早期生活中，这也许是一条普通的河。可在成年后的作家的审美意象里，却成了他的生命之源，精神之源，他用丰富的心灵创造滋润它、丰沛它、美化它，正如黑格尔说的“艺术中客观性正是我们内心生活的内容和实在。”，艺术“固然直观显现于外在事物，而这外在事物却不是现在的，俯拾即是的，而是由心灵创造的。”是的，一个人有两个世界，一个是外部世界，一个是内心世界，前者是喧嚣的、局促的、约束的、偏狭的，与此相对应，后者却是安静的、平和的、自由的、广阔的，沈从文大部分时候是生活在自己的内心世界里，亦即生活在早期经历对自己的现在和未来的辐射投影里。他的外在显现的懦弱正好与内心释放的刚强形成对应，只有在创作中，这种对应才得到了平衡。
对民俗的描写也是详尽细致的。故事中对端午、中秋、过年三个节日照当地风俗庆贺的方式，如端午节划龙舟比赛、中秋节月下的男女对歌、新年和正月十五的狮子龙灯等无不描画细致，形神毕现。还有翠翠唱的那支巫师十二月里为人还愿迎神的歌谣，大老和二老在一个月夜为翠翠唱歌求爱的风俗，爷爷葬礼上请道士做法事的习俗描写等等，也都体现了浓厚的民俗民风。这些与作家自小生活的环境是吻合的。
同时，作为有苗族血统的作家，沈从文没有忘记苗族文化积淀的深层影响。湘西自古是苗人的居住地，沈从文借苗族来夸耀地方的奇异，赞慕处于蒙昧和蛮荒状态下的野性的生活，字里行间充满了浪漫气息和原始风味。比如写到翠翠的父母发生了暧昧关系后，结婚不成，逃走不成，便双双殉情而死。其中究竟，作品似乎有点隐约其辞，留给读者许多浪漫想象的空间。两个人的死背后隐现的苗族文化是无可置疑的。
2、独特的人物性格。
故事中的人物，不是古道柔肠，就是热情洒脱，都是作家理想的具像化。美丽活泼的翠翠，坚强善良的渡船老人，豪爽不失柔情的顺顺父子，热情洒脱的杨马兵，因爱不能而殉情的翠翠的父亲等等，无一不是血肉丰满，可感可亲，都可以从作家早期生活中找到对应和注脚。正像作家自己说的：“我要表现的本是一种‘人生的形式’，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翠翠的父亲、杨马兵都是军人，一个因爱不能而慷慨赴死，一个侠义柔肠而救人危难。他们都给人强悍和张力的美，正如那个地域出强悍的兵和猛鸷的鸟一样，地域赋予人物硬朗、雄强的体魄，憨直、良善和朴质的性格。
翠翠寄托了他的理想、追求，也是对他已逝美好爱情的追怀和寄托。先前那个白脸长身的乡下女子变成了皮肤黑黑、活泼美丽、羞怯且恪守传统的山中野精灵翠翠的形象。
“翠翠在风日里长养着，把皮肤变得黑黑的，触目为青山绿水，一对眸子清明如水晶，自然既长养她且教育她。为人天真活泼，处处俨然如一只小兽物。人又那么乖，和山头黄鹿一样，从不想到残忍事情，从不发愁，从不动气。平时在渡船上遇陌生人对她有所注意时，便把光光的眼睛瞅着那陌生人，作成随时都可举步逃入深山的神气，但明白了面前的人无机心后，就又从从容容的来完成任务了。”这是一个如此水灵、真纯、可爱的十五岁少女，因为她长在水边，她的身上就有了水的明净、清纯和灵动处，而周围的环境也在护佑着她的清纯，使她丝毫不受浊世的污染，她的思想、情感也象清溪潺潺，透明、纯净，闪耀着古朴的光辉。故事中对翠翠少女心中爱的觉醒的揭示细腻含蓄。两年前那个和傩送相识的端午节是如何给翠翠留下甜美的印象，以至新年和中秋的热闹也索然无味。这个端午节到城里没见着傩送二老，却听说二老在下游六百里外的沅水中部青浪滩过端午节回去的路上，翠翠不高兴。听祖父唱摇橹人驶船下滩时催橹的歌声，忽然停住了问：“爷爷，你的船是不是正在下青浪滩呢?”不知不觉中流露出对二老的想念。
翠翠开始想心事了，她会突然沉默、脸红，被年青男人看着时会不好意思起来，她那种质朴的羞怯和矜持尤其楚楚动人。比如，她送二老过渡时，斜睨了二老一眼，见二老正盯着她看，“便把脸背过去，抿着嘴儿，不声不响，很自负地拉着那条横缆。”翠翠是什么时候感到忧愁的，那是在听到王乡绅大姑娘以一座碾坊做陪嫁要和二老结亲的议论以后，“翠翠到河下时，小小心腔里充满了一种说不分明的东西。大老的死，与翠翠不无关系，而翠翠却对此一无所知。祖父的死，终于让翠翠明白了许多道理，她伤心地哭了许久，同时懂得了人世间的感情如此缠绵，不是一下子就能了断的，得耐着性子等待。时间和经历让翠翠从一个懵懂的少女成长为一个成熟的女人。
渡船老人是故事中最富有人性的形象。这是一个热情善良、侠骨柔肠、刚强隐忍，具有原始文化孕育的道德形态及人格气质的人物形象。翠翠母亲的死是他心中的隐痛，他觉得翠翠与她那死去的母亲有相像处，这就加剧了他对翠翠未来的忧患意识，虽然劳苦一生，但在未将翠翠亲手交到一个可靠的人手里之前，他是不能安心的。他对翠翠担负着抚养和教育的双重责任，为开启一个十五岁少女的情感之门，他跟翠翠讲到唱歌，讲到其父母是如何通过唱歌相识相恋，讲到那个十五岁的新嫁娘。当成长中的翠翠受了四周景物的感染，而使一颗小小的心开始一张一弛不服管束地蠢蠢欲动，需要一个人的引领让她走出这一份成长中的烦恼的时候，渡船老人因为生计而奔忙，顾及不上安抚翠翠，于是翠翠哭了，哭了很久。故事是这样描述的。
祖父说：“翠翠，我来慢了，你就哭，这还成吗?我死了呢?”
翠翠不作声。
祖父又说：“不许哭，做一个大人，不管有什么事都不许哭。要硬扎一点，结实一点，才配活到这块土地上!”
暴风雨前夜，翠翠说：“爷爷，我真害怕!”翠翠怕的似乎并不是晚上要来的雷雨。
老船夫似乎也懂得那个意思，就说：“怕什么?一切要来的都得来，不必怕!”
多么掷地有声的嘱咐，这里体现了作家审美的自我观照，主张个人在自然社会中的表现是内敛的，而不是扩张的。渡船老人的刚强，来自于内心的一种强力，他独自承担人事不顺的愁闷，而不愿转嫁翠翠分毫;开朗、乐天的性格，感染着翠翠。
当老人隐约知道翠翠喜欢傩送二老，而二老又面对中寨王团总一座碾坊陪嫁的诱惑时，赤手空拳的渡船老人真正感到了严重的胁迫。因为“凡碾坊照例是属于当地员外财主的产业。一个撑渡船的若想有座碾坊，那简直是不可能的妄想。”他紧张不安，一次又一次地到城里探听虚实。又隐晦曲直地询问二老，想得到一个满意的答复，碰壁而归，遭到中寨人的旁敲侧击，又受到顺顺父子的冷落误会，渡船老人终于一病不起。渡船老人的死象一个打开的结，使故事发生了急转，人物之间那些微妙的误会全都不解自开了。
《边城》中二老的形象，作家倾注了特别的感情，评价他“气质近与那个白脸黑发的母亲，不爱说话，眉眼却秀拔出群，一望即知其为人聪明又极富感情。”他与翠翠的相识相恋，富有戏剧性，是那么美丽动人，真纯脱俗，他与大老同在月夜下为翠翠唱歌，就连爱的竞争也彬彬有礼、中规中矩，毫无剑拔弩张的态势，大老的死使二老对翠翠的爱情蒙上了一层阴影，这时，中寨人再次乘虚而入，这对他无疑是个严峻的考验，在理智与感情之间，他依然选择后者。在这里，我们看到了标准的沈从文式的爱情，性爱以婚姻和家庭为归宿，感情的表达优雅、克制、含蓄，深合“发乎情而止乎礼仪”的古训。我们不能不想到，二老颇似作家的自我写真。可以说二老就是作家本人，作家本人就是二老。我们看到，透过爱情婚姻故事的表面，通过渡船与碾坊的冲突，人物在冲突中的应对和选择，既显露出作家对生命原义的理解，又表达了作家拒斥异质文化对人性的扭曲侵蚀，能独立支配自己的命运的渴望。爱情基于两情相悦，不受金钱、地位、偏见等市俗因素的约束，这是对超脱于世俗之上的乡村爱情的诠释。
3、独特的思想艺术和创作特色。
原始的牧歌般的生活，对于偶然中隐含的必然亦即非人力所能控制的命运即天意的欣然接受的态度，体现了作家的审美和价值取向。翠翠未来的命运带有某种不确定性，因而给人一种惆怅、哀婉和若有所失的艺术魅力。因爱而生荆棘，一切都是那么阴错阳差，一波三折，让人心灵震颤和忧愁无奈的是这一切又都发生在好人之间。其中掺杂有性格的悲剧，冥冥中天意的安排。忧怨伤感的情调，贯穿于人物命运的始终。
〈边城〉同时也是一首对流逝岁月的挽歌。动荡的政治形势不可能对湘西没有影响，乡村的崩溃是不可避免的，昔日不再，作家对过去流露出深深的哀婉和依依惜别的情愫。作为西南版图上曾有生活的一个缩影，〈边城〉是世界文化史的一个奇迹。湘西是理想中的湘西，是作家对被现代文明剥蚀得面目全非的身心家园的怀旧和依恋。而这为作家的早期生活经历所滋养的独特的创作风格恰恰是中国文学史上的幸运，题材与政治的游离、人物与时代的游离、艺术表现手法与传统的游离，而顺乎人性，还起本真，促其流变，注定了它的绵延不绝，传之久远。
我们今天分析早期生活经历对作家创作的影响，对促进今后文学创作的多样化、个性化具有重要意义。作为对上个世纪文学成为政治的附庸和图解的反拨，今天，我们更要关注作家的创作个性，为他们提供适宜的土壤。早在政治风潮如狂飙突进席卷文坛的上个世纪三十年代，沈从文就深深懂得“越是民族的便越是世界的“。他相信：“我的工作行将超越一切而上，我的作品会比这些人的作品更传得久，播得远。”这是真的，在中国现代、当代以至将来的文学史上，谁也代替不了沈从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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