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动中国人物彭士禄事迹个人心得感想【篇一】
彭士禄，男，汉族，1925年11月出生，中共党员，广东海丰人，我国著名的核动力专家，中国核动力事业的开拓者和奠基者之一。他是党的早期领导人、我国农民运动的先驱彭湃烈士之子，年幼时父母牺牲，8岁就被国民党反动派投入监狱，此后颠沛流离，几经辗转到达延安，在党的培养下成长成才。上世纪50年代，他响应党中央号召，隐姓埋名投身核潜艇研制事业，担任第一任核潜艇总设计师，主持了潜艇核动力装置的论证、设计、装备、试验以及运行的全过程，为我国第一艘核潜艇成功研制作出了重要贡献。改革开放后，他负责引进大亚湾核电站，组织自主设计建造秦山核电站二期，引领我国核事业发展实现历史性跨越。曾任原第六机械工业部副部长、党组副书记，原水利电力部副部长、党组成员，中国核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原科技顾问，是中国工程院首批院士。2021年3月在北京逝世。
彭士禄同志个人成长和家庭发展，历经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和*各个历史时期，见证党的建立、巩固、发展的百年奋斗历程。他继承先辈遗志，传承红色基因，赓续共产党人精神血脉，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始终保持着对党和人民的赤子之心。他以身许国、科技报国，求实创新、敢于拍板，践行了“核潜艇，一万年也要搞出来”的铮铮誓言，为我国核动力事业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他高风亮节、淡泊名利，永葆初心、不改本色，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奋斗不息、躬耕不止，集中体现了党的坚定信念、根本宗旨、优良作风，生动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人艰苦奋斗、牺牲奉献、开拓进取的伟大品格。
彭士禄同志的先进事迹广泛宣传报道后，在全社会引起热烈反响。广大干部群众特别是科技工作者普遍认为，彭士禄同志是红色家风的优秀传承者，是科学家精神的杰出践行者，是共产党员的优秀代表，是中国核动力事业的拓荒牛。大家纷纷表示，要以“时代楷模”为榜样，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同志的党中央周围，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从党百年奋斗中感悟信仰的力量，把个人成长奋斗融入党和国家事业，以优异成绩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时代楷模”发布仪式现场宣读了《*宣传部关于追授彭士禄同志“时代楷模”称号的决定》，播放了反映他先进事迹的短片。中央宣传部负责同志为彭士禄同志亲属颁发了“时代楷模”奖章和证书。国务院国资委、中国科协、中国核工业集团党组负责同志，广东省有关方面负责同志以及干部群众、科技工作者、青年学生代表参加了发布仪式。
感动中国人物彭士禄事迹个人心得感想【篇二】
1925年，彭士禄出生在广东省汕尾市海丰县，是彭湃的二子。上世纪二十年代，出身工商地主家庭的彭湃，冲破阶级的“枷锁”，成为“中国农民运动的第一个战士”。
“一个漆黑的夜里，奶妈背着我逃难。”这是彭士禄关于人生最早的记忆。1928年，他3岁，母亲蔡素屏不幸被捕，英勇就义。1929年，彭湃在上海被捕，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高唱《国际歌》，慷慨赴死。那一年，年仅4岁的彭士禄成了孤儿。尽管彭士禄才4岁，他就已经成了敌人的“眼中钉”、全国悬赏搜捕的“通缉犯”。
为了躲避国民党的“斩草除根”，彭士禄过起了姓百家姓、吃百家饭、穿百家衣的生活。他先后在几十个贫苦百姓家生活过，每到一家，他都要改名。8岁时，彭士禄被国民党当局抓进监狱。在那里，他吃的饭里满是沙子、虫子，浑身都是虱子、疥子，晚上睡觉盖的是破麻袋。
1935年，在狱友们的掩护下，在监狱受了一年苦、差点被饿死的彭士禄终于出狱。之后，他从监狱转到广州感化院，患重疾又差点病死。10岁时，他开始沿着铁道流浪，一度靠乞讨度日。后来，彭士禄再度被捕，这一次，祖母周凤将其营救出狱。此后他在党组织的安排下，在香港、澳门学习和生活。直至1940年，在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彭士禄第一次见到了周恩来和邓颖超。周恩来见到彭士禄时凝视了一阵子，亲切地拉着他的手说：“终于把你找到了。你爸爸是我的好朋友!”“要继承你爸爸的遗志，好好学习，努力工作。”
后来，15岁的彭士禄来到了延安，于1945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回顾过往，彭士禄总是饱含深情地说，“坎坷的童年经历，磨练了我不怕困难艰险的性格，我对人民永远感激，无论我怎样努力，都感到不足以回报他们给予我的恩情。”
“只要祖国需要，我当然愿意”
1951年，彭士禄以优异的成绩获得留学苏联的名额，前往喀山化工学院化工机械系学习。
1954年1月，美国东海岸发生了一件大事：一个巨大而灵巧的“黑色水怪”转眼潜入太平洋，游过墨西哥湾、荡过南美洲、横穿大西洋，途经欧亚非三大洲后又回到了美国东海岸，而这一切所消耗的全部动力来自一块高尔夫球大小的铀燃料。如果换了石油作燃料，需要整整90节车皮的石油，消息一经公布，举世震惊。这就是继原子弹之后再度震惊世界的美国核潜艇“鹦鹉螺”号。
1956年，陈赓大将到苏联访问，正准备回国的彭士禄被密召到中国驻苏大使馆。陈赓问他：“中央已决定选一批留学生改行学原子能核动力专业，你愿意改行吗?”“只要祖国需要，我当然愿意。”彭士禄坚定地说。
“从未在晚上12点以前就寝过，我们要学的东西太多太多了，一头扎进去，就像沙漠中的行人看见了湖泊那样。当时，那种奋进不息、为祖国夺取知识制高点的心情是难以用语言描述的。”回忆这段时光，彭士禄这样说道。也正是这段时光让彭士禄与核动力结下了一生的缘分。
“核潜艇，一万年也要搞出来!”
1959年10月，当时的苏共中央*赫鲁晓夫率团访华，毛泽东提出了为中国核潜艇研制提供技术支持的请求。赫鲁晓夫傲慢地回答：“你们中国搞不出来，只要我们苏联有了，大家建立联合舰队就可以了。”他甚至提出，在中国设立长波电台，建设供苏联的潜艇停靠的基地。
毛主席听后愤怒地站了起来说：“过去英国和其他外国人占领我国多年，我们再也不会让任何人为了自己的目的使用我国领土!核潜艇，一万年也要搞出来!”
1962年2月，彭士禄开始主持潜艇核动力装置的论证和主要设备的前期开发。然而，当时一穷二白的新中国想要造核潜艇，简直比登天还难!无图纸资料，无权威专家，无外来援助，包括彭士禄在内的所有人，谁也没见过核潜艇长什么样，仅有的参考资料，是从报纸上翻拍的两张模糊不清的外国核潜艇照片，和一个从美国商店买回来的儿童核潜艇模型玩具。在这种状况下搞核潜艇不得不全靠“自教自学”。
“那时候，条件艰苦啊，我们都能够干出来，不容易!”彭士禄深知，仅凭一腔热血是不够的，需要把自己和别人已有的经验和技能进行转化，同时大量吸收新的前沿知识。
彭士禄针对全室大多数人只会俄语不会英语、而外文资料又大多为英文的状况，组织了集体英语学习。大家从早晨5点多钟起床就背英语单词，甚至上厕所时也在背，夜深了也要背上几遍新学的单词才去睡。这样边学英语，边看与各自专业有关的英文资料，经过两年的努力，全室基本上过了英语阅读关，并且摸清了国外核电站、核动力装置的基本情况。
“那时候，交通不便，我们吃住都在工地上。那里阴暗潮湿、毒蛇蚊虫肆虐，生活非常艰苦。我们是吃着窝窝头搞科研的，连窝窝头都吃不上时，就挖野菜和白菜根吃。没有电脑，仅有一台手摇计算机，大家就拉计算尺、打算盘，那么多的数据都是靠这些工具没日没夜地算出来的。”彭老回忆说。
就这样，通过边学习边实践，他们逐渐扎实地掌握了核动力装置的基本原理及各系统、各专业间的内在关系。默默攻关，这些“门外汉”悄无声息地站到了核动力科学研究的前沿。
“我来签字，我负责!”
尖端科学讲究精细严谨，但彭士禄偏偏“大胆”。
在潜艇核动力装置的论证和主要设备开发前期，许多人对核动力的知识都几乎为零，他们有学电的、有学化工的、有学仪表的，对某个技术上的问题意见不一致，甚至经常发生激烈的争论。出现这种情况，他就对研究人员说“不要吵，做实验，用实验结果说话。根据实验结果，我来签字，我负责!”
1970年7月，反应堆开始缓缓提升功率。每提高一档功率，出现的险情也越多。问题不断增加，反对继续提升功率的意见也越来越多。在这种情况下，彭士禄力排众议，继续提升功率，8月30日，他决定实现主机“满功率”。这一天，实验现场围满了人，负责数据运算的黄士鉴并不知道彭士禄满功率的计划，下午六点多钟，黄士鉴发现，竟然满功率了!他以为自己算错了，继续算第二遍、第三遍，第三遍，他才确定。
彭士禄的“大胆”，并非有勇无谋，“拍板”也并非胸中无数。有一次，有人问他：“为什么敢于拍板?”他说：“其实，有个秘诀，一定要用数据说话。”牢牢掌握实验数据，是他大胆决策的科学依据。也有人问他，“在潜艇核动力研制过程中，那么多次拍板，有没有拍错的时候?”彭士禄毫不掩饰地说：“有啊，怎么可能没有。错了，我就改过来，再继续前进。只要三七开，有百分之七十的把握就可以干，不然，都准备好了，要我们干什么?”
就在核潜艇进行最后调试工作时，剧烈的胃疼袭来，彭士禄全身都被汗水浸透了，医生诊断为急性胃穿孔，这一次手术，彭士禄的胃被切除了四分之三，那一年，他才49岁!他说：“我喜欢这个工作，付出的一切都是值得的，就是死了也是值得的!”1988年，彭士禄又担任了秦山核电二期工程董事长，成功实现了我国核电由原型堆到商用堆的重大跨越。
彭士禄曾在自述中写到：“也许因是属‘牛’的吧，非常敬仰‘孺子牛’的犟劲精神，不做则已，一做到底。活着能热爱祖国，忠于祖国，为祖国的富强而献身，足矣;群体团结，是合力，至关重要，最怕‘窝里斗’，分力抵消，越使劲越糟糕，最后变成负力，悲矣!尽自己的力气去做正功，没有白活。”
大国重器，以命铸之。他们在祖国贫弱的年代，创造出了荫护万代的财富，用自己坚挺的脊梁，给了整个民族以力量。几十年后，中国大地上已建起了一座座安全、高效、清洁的核电站。一代又一代核工业人不弛于空想，不鹜于虚声，将青春年华化作深海中前行的潜艇、澎湃动力的核电站，无声，但有无穷的力量。
感动中国人物彭士禄事迹个人心得感想【篇三】
“中央已决定,选一批留学生改行学原子能核动力专业,你愿意改行吗?”
“只要祖国需要,我当然愿意!”
时间,上世纪50年代。问话者,是正在前苏联访问的国防部副部长陈赓。回答者,是正在前苏联留学的彭士禄。从此,彭士禄与“核动力”结下了不解之缘。
外号叫“彭大胆”“彭拍板”
1962年,彭士禄开始主持潜艇核动力装置的论证和主要设备的前期开发。“当时的各种争论实在太多了。我常常对研制人员说,不要吵,做实验,用数据讲话,最后,我来签字。对了,成就归大家;错了,我来负责。”彭士禄说,当时自己有两个外号——一个叫“彭大胆”,一个叫“彭拍板”。
在担任第一任核潜艇总设计师期间,彭士禄亲自建立了核动力装置静态和动态主参数简易快速计算法,解决了核燃料元件结构等重大技术关键问题。
当指挥长噙着热泪声音颤抖地宣布“主机达到满功率转数,相应的反应堆功率达99%”时,现场沸腾了。“我们成功了!”此时的彭士禄却一屁股坐在椅子上,连分享成功的力气都没了。
“老彭就像一头垦荒牛”
在彭士禄家中的写字台上摆放着“三件宝”:一是我国第一艘核潜艇处女航的纪念磁盘;二是友人赠送的核电站模型;三是任大亚湾核电站总指挥时,炊事员送的“垦荒牛”陶瓷塑像。夫人说,她最喜欢第三件,因为“老彭就像一头垦荒牛”。
上世纪70年代初,我国决定上马秦山一期核电项目。究竟走哪种技术路线?熔盐堆和压水堆两套方案成为争论的焦点。最终,在彭士禄的大力支持下,我国首台核电机组选择了后者,为以后我国核电走“以压水堆为主的技术路线”起到了关键作用。
改革开放后,我国又启动了大亚湾核电项目,彭士禄任总指挥。回首当时的建设经历,彭士禄说自己学到了三点:一是懂得了一些经济,很早就提出了“时间就是金钱”的概念;二是验算了法国核电的主要参数;三是学到了一点管理学——这对今后中国核电项目管理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1986年,彭士禄调任核工业部副部长,负责秦山二期的筹建。他积极推行董事会制度,首次把招投标机制引入核电工程建设。
人生“三张牌”
在工作、生活中,彭士禄擅长打“三张牌”。
先说“简单牌”。彭士禄的座右铭是凡事越简单越好,做事要做“减法”。在吃、住、行等生活的各个方面尽量简单,已经成为他的习惯,也让他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搞科研。
再说“懒汉牌”。彭士禄善于发动团队的力量完成使命,也喜欢培养年轻人。他说,新技术发展快,年轻人思想活跃,要放手让他们干。彭士禄手下出了很多优秀人才,都是他的“懒汉牌”打出来的。
最后看看“糊涂牌”。彭士禄说,做明白人不容易,做糊涂人更难。对公,他总是明明白白;对私,却很糊涂。到现在,他也不知道自己拿多少钱,坐的车是什么牌子,住的房子是多少平方米……
如今,86岁高龄的彭士禄虽然行动不便,却依旧神态安详,谈吐风趣。“我要感谢玛莎(夫人的俄文名字)对我的爱。她比我小9岁,现在已经是老太婆了。在家里,夫人排老大,女儿老二,然后是外孙女、女婿、保姆,我排老六。”言语中透出幽默。
感动中国人物彭士禄事迹个人心得感想【篇四】
就在_月_日，“党领导下的科学家”主题展在中国国家博物馆举行。值得一提的是，现场展出了20世纪50年代彭士禄在莫斯科留学时的照片及彭士禄等4位第一代核潜艇总设计师与406艇的珍贵合影。
青年赴苏联留学，为国家毅然改行
南都注意到，彭士禄院士在展览的第一单元“肩负历史重任”中，作为奠定中国科学事业发展的元老级科学家一员出现。
值得一提的是，彭士禄的父亲是我国农民运动先驱彭湃。在他还不到五岁时，母亲和父亲就相继牺牲，童年时辗转多户百姓家，受到不少照顾。他曾说，“我虽姓‘彭’，但心中永远姓‘百家姓’。”
此次展览展出了20世纪50年代，彭士禄在莫斯科留学时的照片。这是张黑白图片，年轻的彭士禄背后就是莫斯科最古老的广场红场。
彭士禄在莫斯科留学时在红场留影。
展览文字介绍，1940年，在周恩来同志的关怀下，彭士禄被送到延安青年干部学院就读，后经蔡畅同志安排到延安自然科学院学习。
1951年，彭士禄被选派留学苏联。也就是在留学苏联期间，他经历了人生一次重要抉择——改行学习核动力专业。
1956年，在苏联喀山化工学院化机系获得优秀化工机械工程师证书的彭士禄正准备回国，时任国防部副部长的陈赓大将访苏，他召集彭士禄这一批即将毕业的留学生到驻苏使馆参加座谈，表示希望让一批中国留学生改行学原子能和核动力专业。
陈赓问刚毕业的彭士禄：“愿意改行吗?”彭士禄毫不迟疑地回答：“当然愿意，只要祖国需要!”就这样，彭士禄又被送到莫斯科动力学院进修核动力专业，直到1958年4月以优异成绩学成回国。
核动力事业的“拓荒牛”
南都注意到，现场还展出了一张合影。1985年9月，中国第一代核潜艇四位总设计师赵仁恺、彭士禄、黄纬禄和黄旭华并排站在406艇前，对着镜头面露笑容，意气风发。
1985年9月，中国第一代核潜艇四位总设计师赵仁恺、彭士禄、黄纬禄和黄旭华(从左到右)在406艇前合影。
1962年，彭士禄开始主持潜艇核动力研发，面对的则是苏联拒绝援助而导致的“三无”窘境——无图纸资料、无权威专家、无外来援助。报道披露，那时没有电脑，就拉计算尺、敲算盘，那么多的数据都是没日没夜算出来的。
从1967年夏天开始，他来到四川西南部大山深处代号为“909”的基地，指挥第一代核潜艇陆上模式堆建设工作。
1970年12月26日，我国第一艘核潜艇成功下水，4.6万个零部件全部实现自主研制，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五个拥有核潜艇的国家。而这背后，正是彭士禄等核潜艇研究人员数十年的相互合作、相互配合的成果。
1983年，彭士禄被任命为中国首座大型商业核电站建设总指挥，组织引进我国第一座百万千瓦级核电站大亚湾核电站。1988年，他担任秦山核电站二期工程董事长，成功实现我国核电由原型堆到商用堆的重大跨越。
从中国第一代核潜艇，到大亚湾核电站，再到秦山二期核电站，彭士禄为之倾注了大量心血，被誉为中国核动力事业的“拓荒牛”。他曾说“活着能热爱祖国，忠于祖国，为祖国的富强而献身，足矣!”
感动中国人物彭士禄事迹个人心得感想【篇五】
一个准则：只要祖国需要
彭士禄的父亲是共产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彭湃。
3岁母亲牺牲，4岁父亲就义，童年两次被国民党抓进监狱，先后辗转被送到20多户百姓家里寄养;14岁参加革命，成为一名抗日小战士;1940年被送抵延安，一边参加劳动，一边刻苦学习。
如此特殊的成长经历，让彭士禄对国家和人民的感情无比深厚。彭士禄说：“我虽姓彭，但心中永远姓‘百家姓’。”
1956年，在苏联学习化工机械即将毕业时，彭士禄迎来了人生的转折点。当时中央决定选派一批优秀的留学生改行学习原子能专业。面对愿不愿意改行的问题，年轻的彭士禄坚定地回答：“当然愿意，只要祖国需要。”
从此，他的人生就与祖国的核动力事业结下了不解之缘。“只要祖国需要”，成为他一生的行为准则。
从第一代核潜艇，到大亚湾核电站，再到秦山二期核电站，无不倾注了他的汗水和心血。
核潜艇陆上模式堆提升功率试验期间，他把被子搬进厂房，24小时连轴转，以便随时发现、分析试验中出现的各种情况，当场解决问题。
核潜艇系泊试验和航行试验时，他随艇出海，临行前，对妻子说：“放心，这次一定能成功，我有信心。万一喂了王八，你也别哭。”
49岁那年，他在工作中突发急性胃穿孔，胃部切除了四分之三，但他不到一个月就出了院，又开始超负荷工作起来。
不居功、不求名、不逐利，彭士禄将毕生智慧都倾注于科技报国上;奋斗不息、躬耕不止的精神，无时无刻不澎湃着信仰的力量。
“也许因是属牛的吧，非常敬仰‘孺子牛’的犟劲精神，不做则已，一做到底。活着能热爱祖国，忠于祖国，为祖国的富强而献身，足矣!”彭士禄这样说。
两件大事：造核潜艇、建核电站
“我一辈子只做了两件事：一是造核潜艇，一是建核电站。”彭士禄表示。
核潜艇被认为是捍卫国家核心利益的杀手锏。上世纪50年代，美国、苏联等先后拥有了核潜艇。
1958年，中国研制核潜艇工程启动。曾经，人们寄希望苏联给予核潜艇研制技术援助，但苏联没有答应。
彭士禄受命主持潜艇核动力装置的论证和主要设备的前期开发。当时，只有几张模糊不清的外国核潜艇照片加上一个玩具模型——我国在核潜艇建造方面所掌握的知识近乎为零。
没有核潜艇资料，就参考国外核电站搞理论研究、方案设计;缺乏核专业人才，就边研究边打造人才队伍;为了验证一个参数，他们常常三班倒，夜以继日地连算好几天……
作为技术总负责人，彭士禄被人们称为“彭拍板”“彭大胆”。他说，凡事有七分把握就“拍”了，余下三分通过实践去解决。
“科技人员最珍惜时间，时间是生命，是效益，是财富。有些问题只有赶快定下来，通过实践再看看，错了就改，改得越快越好，这比无休止的争论要高效得多。”他说。
采用什么堆型?建不建陆上模式堆?面对一系列的尖锐争论，彭士禄力主建设陆上模式堆，进行核动力装置的各种性能试验。虽然这比直接建核潜艇要额外付出巨大的经济代价，但这样能进行科学验证，充分释放风险，确保核潜艇研制一次成功。这一思路最终被采纳，并成为确保我国核潜艇顺利研制的关键一环。
中国人创造了世界核潜艇史上罕见的速度。1974年8月1日，中国第一艘核潜艇被命名为“长征一号”，正式列入海军战斗序列。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五个拥有核潜艇的国家。
让核能服务于社会、实现和平运用核能，是彭士禄等核动力专家的心愿。
上世纪80年代，国家决定引进国外技术设备，建造内地大型商用核电站项目。彭士禄担任总指挥，又全身心地扑到核电站的筹备和建设中去。
他提出大亚湾核电站的投资、进度、质量三大控制，为大亚湾核电站的上马打下了良好基础。
在秦山二期核电站筹建时，彭士禄提出光靠外国不是办法，向中央领导建议“要‘以我为主，中外合作’建设核电站”。
“后来就确定搞60万千瓦，自力更生、以我为主来设计建设秦山二期核电站。”彭士禄说，“一定要把技术掌握在自己手里!”
三个心愿：永远心系祖国核事业发展
“干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彭士禄这个名字，和他从事的工作一样，一度都是国家的最高机密。
直到几十年后，隐姓埋名30年的彭士禄，才作为中国核潜艇第一任总设计师走进人们的视野。
有人称彭士禄为“中国核潜艇之父”，他坚决不同意。“对我来说这是贪天之功，我不接受!”彭士禄说，“我充其量就是核潜艇上的一颗螺丝钉。”
2017年，彭士禄获何梁何利基金最高奖——“科学与技术成就奖”，却毅然将全部奖金捐献出来，作为人才奖励基金，奖励在核动力领域取得重要创新成就的年轻人。
女儿彭洁跟父亲开玩笑：“你获奖得了这么多的奖金，给我点多好。”彭士禄跟孩子说，这个钱也不是自己的，而是国家的。自己是吃“百家饭”长大的，这一生都要尽全力回馈祖国。
晚年的彭士禄说，他有三个心愿——
一是盼望祖国早日拥有更加强大的核潜艇力量;
二是盼望祖国早日成为核电强国;
三是盼望祖国早日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早日圆了老百姓过上幸福生活的中国梦!
这三个心愿中，“祖国”是贯穿其中的关键词。
从自主成功研制原子弹、氢弹、核潜艇，到建设秦山、大亚湾等一批先进核电站，再到自主研发三代核电华龙一号……几十年来，我国核事业从无到有，从弱到强，背后是以彭士禄为代表的一大批核工业人的无私奉献。
2020年1月15日，中国核工业创建65周年。已经95岁的彭士禄念念不忘的还是国家的核事业。“我们核工业必须做大做强，新一代的核工业人，要努力加油干，你们是最棒的。”
后辈应继传星火，不负先贤望白头。
在老一辈核工业人耕耘、开荒的大路上，中国核事业正继续澎湃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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