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要义读书心得1
梁漱溟先生在《中国文化要义》一书中说：“解决中国之问题，必先认识中国之问题，认识中国之问题，即必得明白中国社会在近百年所引起之变化及其内外形势，而明白当初未曾变的老中国，又为明白其变化之前提。”梁先生的这本书写于1942年到1949年，其社会背景自不必多言，梁先生认为当时的“中国问题盖从近百年世界大交通，西洋人的势力和西洋文化蔓延到东方来乃发生”。大半个世纪过去了，虽然中国最迫切的、最关乎民生的社会问题已经变化，但是西方文化与中国文化的融合始终没有完成，西方理念与中国社会的冲突在种种社会问题的背后若隐若现，西方文化的冲击让许多中国人在看自己文化的时候往往看不真切、看不全面。而解决中国社会现在的许多问题仍然要走梁先生指出的那条路，先了解老中国，毕竟几千年的文明对人们的心理、习惯等的影响是深远的，不是在两三百年间能被彻底改变的。
梁漱溟先生有一句口号：认识老中国，建设新中国。他的《中国文化要义》这本书就是讲老中国社会的特征。这本书的写作思路是这样的：先将中国文化的特征一一寻求而罗列起来;然后拈取其中某一特点为研究入手，设法解释其由来，前后左右推阐印证，进而解释其它特点，若最后许多特征贯串起来，原都本于唯一之总特征，则中国文化要义可以在握;研究中，将以民族品行的优点及缺点，为参考佐证的资料。
梁先生认为中国的十四个特征是：
一、 广土众民
二、 偌大民族之同化融合
三、 历史长久，并世中莫与之比
四、 知识、经济、军事、政治皆非中国长处，而又有不知为何的力量使中国有以上之成功
五、 历久不变的社会，停滞不进的文化
六、 几乎没有宗教的人生
七、 中国人的家在其社会组织中、实际生活中，特见重要。
八、 中国学术不向着科学前进
九、 即以民主、自由、平等一类要求不见提出，及其法制之不见形成
十、 道德气氛特重
十一、 中国非一般国家类型中一国家，而是超国家类型的
(罗素曾说“中国实为一文化体而非国家”。而也有一些学者认为，从前中国人是以天下观念代替国家观念的。)
十二、 中国文化自东汉已降为无兵的文化
十三、 “孝”在中国文化中具有特别重要的地位
十四、 隐士与中国馆文化的相当关系
梁先生说：再去寻取一些特征，还可以有，但我们姑止于此了。
梁先生选择第七个特征，从中国人的家说起。梁先生指出，家庭在中国人生活里之所
以特重，并不能由“生产家庭化”的生产方式就可以解释了，换言之，经济基础并不能决定一切上层建筑。黄文山先生、吴景超先生也都表达过类似的见解，认为这样的情景都是有的，即：一、同样的生产方式，在不同时间与空间内，与不同的制度及思想并存;二、文化中别的部分有变动，而在其先找不到生产方式有何变动;三、在不同的生产方式之下，却找到想通的制度及思想。再，经济不止无片面决定力，而且其势力将会随着历史发展而渐减。 米勒利尔在《社会进化史》中说：文化的原动力，显然在人的自身。 梁先生还指出， 若把全人类历史作一整体看，可能次第演出几个阶段来，也可以说有恒进步的趋势，但是，即使在生物界中，虽不妨有高下之第，却无必进之阶，而人类文化更是时时可有创新，时时可以变更，尤其是其彼此间之教化传习莫之能御，因此不能以阶梯观或恒进化观来分析一地一民族之文化。
继续研究“中国人的家”这个问题，梁先生从中西社会构造的对照来看。从这一处着眼，梁先生认为宗教问题是中西文化的分水岭。中国古代社会与希腊罗马古代社会相去不远，而西方以宗教若基_教者作中心以后，便开出了超家族的集团组织来，因而形成了集团生活。以基_教为例，它能开出超家族的集团组织的精神大约有三点：第一，神绝对统一;第二，兼爱同仁，以上帝为父，人人皆如兄弟之相亲;第三，超脱世俗，关注彼岸。然而，我们不可误会大集团生活就从宗教家的意识要求造出来，造成西方人之集团生活的，是事实不是理想。不过这些事实，却特别与基_教所引起的血的斗争有关。西方中古时期，政教合一，使当时的统治既资借于宗教，而宗教本身又复政治化，其结果又两点：一是使得集团生活内部之统制过强;二是使得集团间斗争频繁激烈，团体境遇不顺，遭受折磨，其分子向心力转强，西方自有基_教以后，总是过着集团而斗争的生活。西方的集团生活在日用常行之间的表现是农业上的大地产和庄园制度，工商业上的行会(Guild)。总而言之，中古的西方人已经过着集团的生活。在这样的集团生活的训练和磨砺下，西方近代进步思想萌芽，具体述说如下：第一，政教部分的集团兼统制人心和人身，使人诚无所遁逃这种统制国强的集团生活，为后来引起反动之本，异常重要;第二，虽然事实上政教不分，但是据基_教关注彼岸、超脱世俗来说，它有虽垂诫于人的义务的责任，但愿望是不管人间一切权利之事，权利之事，由法律去规定，罗马法典也就诞生于此背景之下;第三，随着工商业及城市的复兴，工商业人组成行会和城市自治体这样的集体组织来为自己争取权利，西方人的政治能力(组织国家的能力)都在这里得到了培养。西方长时间的团体生活也使西方人学得了团体生活之本：第一，于此认识个人隶属团体，团体直辖个人;第二，于此公认团体中个个人都是同等的。梁先生认为，第二点尤其重要，中国人所缺乏的，也就是这个。
对比西方社会构造，梁先生认为中国人缺乏集团生活。集团生活有三条件：一、要有一种组织，而不仅是一种关系之存在;二、其范围超于家族，且亦不依于家族为其组织之出发点;三、在其范围内，每个人都感受一些约束，更且时时有着切身利害关系。而中国恰恰三条件都不具备：第一，中国人百分之九十以上，怕都不在宗教组织中，各种神明，不分彼此，不加区别，更无组织可言;第二，中国国家组织大成问题，如特征中第十一项，中国社会秩序之维持，社会生活之进行，宁靠社会自身而不靠国家;第三，中国地方自治体欠明确欠坚实，而职业团体方面，也松散不成团体。梁先生指出：集团生活，在中国不能说没有，只是缺乏;中西不同，只是相当的，不是绝对的。西方人集团生活偏胜，中国人家族生活偏胜。
梁先生说，缺乏集团生活与倚重家族生活，正是一事之两面，而非两事。缺乏集团生活是中国人倚重家庭家族之由来，中国人就家庭关系推广发挥，而以伦理组织社会，消融了个人与集体这两端。伦理始于家庭，而不止于家庭。总而言之，中国是伦理本位的社会。在经济上，这一点表现为夫妇、父子情同一体，财产是不分的;而近支亲族之间，在经济上皆彼此顾恤，相互负责，有不然者，群皆目以为不义。在政治上，这一点表现为：社会构造上，视一国如一大家庭，纳于伦理关系中;且政治上之理想与途术，父父子子、以孝治天下，亦无不出于伦理归于伦理。在宗教问题上，这一点表现为：中国人将个人融于家庭，家庭分享个人情感，个人为了家庭而努力，伦理行了宗教慰安勖勉人生的作用。
梁先生认为，一切宗教都从超绝于人类知识处立他的根据，而以人类情感之安慰意志之勖勉为事。西方继希腊罗马古代之后而有文化发展，是以基_教作中心，中国古代之后却是以周孔教化作中心。所以树立其文化之一统者，自必有为此一民族社会所共信共喻共涵育生息之一精神中心在。唯以此中心，而后文化推广得出，民族生命扩延得久，异族迭入而后先后同化不为碍。在中国，这就是周孔教化。周孔教化并非宗教，两者重要的一点区别就是周孔教化教人相信人都有理性，而完全信赖人类自己;而宗教的依赖却借助于外力，不相信宗教中对象的所有善美纯洁都出自人自身具有之德。中国以道德代宗教，道德相对于宗教是多转了一个弯，是更透彻的一步，而说中国文化是人类文化之早熟，也正在于此。以道德代宗教除了理性这一点，还有重要的一点，便是“礼”。礼的要义在于清明安和，而作用在于涵养理性。中国人习惯于从应有之情与义上说话，而期望个人之自觉自勉，因而法律自不会发达，所谓法律，只不过是刑律。中国安排伦理名分以组织社会，以礼俗代宗教。
既然中西社会结构不同，最终落脚于理性，那么这个理性具体是指什么呢?梁先生认为理性始于思想和说话，欲认理性何在，只观察他人或反省自身自家即可。当其心平气和、胸中空洞无事，听人说话最能听得如，两人彼此说话最容易说得通的时候，便是一个人有理性之时。所谓理性者，要义不外吾人平静通达的心理而已。进而梁先生区分了理智与理性。理智之时本能中反乎本能的一种倾向，唯独人类完成了理智之路：人类从本能生活中之解放，始于自身生命与外物之间不为特定之行为关系，而隔离淡远以至于超脱自由。这亦是减弱身体感官之对于具体事务的作用，而扩大心思作用。心思作用，要在借累次经验，化具体事务为抽象观念而运用之;其性质即是行为之前的犹豫作用。犹豫之延长为冷静;知识即于此产生，更凭借知识以应付问题。这便是依理智以为生活的大概。当人类向着理智前进，其生命超脱于本能，即是不落于方法手段，不止于盘旋于生活问题，而得豁然开朗达于无所为之境地，从这里不期开出了无所私的情感——这便是理性。简言之，理性、理智为心思作用之两面：知的一面曰理智，情的一面曰理性，二者本来密切相连不离。譬如计算数目，计算之心是理智，而求正确之心便是理性。
中国人所谓的“读书明理”是明情理，而不是物理。物理，必须摒除感情而后其认识乃锐入，相关于智能问题;情理，不欺好恶而判别自然明切，相关于品性问题。西方偏长于理智而短于理性，中国偏长于理性而短于理智。中国古人正有见于人类生命之和谐，即清明安和之心，即理性。清明安和，在人自见自知，自证自信，一寻求便向外去，而生命却不在外。故孔子不倡言性善，惟处处教人用心回省，即自己诉诸理性。日本学者五来欣造说：在儒家，我们可以看见理性的胜利，儒家所尊崇的不是天，而是神，不是君子，不是国家权力，并且亦不是多数人民;只有将这一些(天、神、君、国、多数)当做理性之一个代名词用时，儒家才尊崇它。
梁先生认为伦理本位只说了中国社会结构之一面，还有其另一面，就是中国不像西方是阶级对立的社会，而是职业分途的社会。从宽泛说，人间贵贱贫富万般不齐，未尝不可都叫做阶级，但阶级之为阶级，要当于经济政治之对立争衡的形势求之。而旧日中国不能说是平等无阶级的社会，但却不妨说它阶级不存在，表现为：一、独立生产者大量存在，与英国百分之九十为工资劳动者、百分之四为雇主者很是不同;二、在经济上，土地和资本皆分散而不甚集中，尤其是常在流动转变，绝未固定地垄断于一部分人之手;三、政治上，机会是开放的。
由于中国趋向职业分途，缺乏阶级对立，因此中国并不像一国家，具体表现为：一、缺少国家应有之功能，政治上消极无为;二、缺乏国际对抗性，疏于国防、户籍管理、重文轻武;三、中国人传统观念中极度缺乏国家观念，而总爱说“天下”。在中国人心目中所有者，近则身家，远则天下，此外便多半轻忽了。国家消融在社会里面，社会与国家相浑融，国家是有对抗性的，而社会则没有，天下观念就于此产生。中国阶级意识不强，种族意识不强，国家意识不强，是历史的负面，而其正面是理性早启。而西方以其为阶级社会，是一个国家，就资借于其阶级，而政治得以进步。
从伦理本位和职业分途两面所构成的中国社会，无时无刻不要人向内用力，以修身为
本，主张个人各安其位，社会即可运行无碍。社会矛盾(剥削及统治)，旧日中国所不能无，但它化整为零，以情代势，颇得分解缓和;其秩序，虽最后亦不能无借于国家法律，但它融国家于社会，摄法律于礼俗，所以维持之者，固在其个人其社会之自力，而非强制之功。这也是中国文化为无兵文化的原因。道德、礼俗、教化，是辗转循环互为影响，三者无一定先后之序，而有贯乎其中者，则理性是已。而中国的士人就担任了教化的职责，转居于君主与民众之间，以为调节缓冲。
既然中国人理性早启，而二千多年来以道德礼俗治社会，是不是就是最好的社会了呢?不是。中国两千年来总是循环于一治一乱，可见社会还是有问题的。中国倚重理性及礼俗以为治，而每一段时间，人心放肆不可避：君主方面，传承几代之后，则天资浸已平庸，而不知民间疾苦;民众方面，太平日久，人口增多，技术不进步，官逼民反;士人方面，承平日久，贪慕爵禄无责任之自觉。因此则乱，乱而无革命，而经济政治文化相安而无亦产业革命。而 这些都与中国社会无阶级关系甚密。可见化阶级为职业太早，并非甚好。
看古中国社会的第九个特征，即民主、自由、平等一类要求不见提出。梁先生认为，中国非无民主，只是无近代西方国家那样的民主。中国人尊重他人，遇事讲理，只是没有西方政治中的“大多数决议”和个人自由。在中国，根于理性而来的理念有种种，而以两大精神为中心：一则向上之心强——亦称“人生向上”;又一则想与之情厚——亦称“伦理情谊”。而自由——一个人的无形领域——之不立，实为向上精神所掩盖。中国社会家庭生活偏胜，又理性早启，处理事情往往是从理到事，因而“多数人决议”的民主制度没有形成。相对于西方的从事到理，从身转向心，看中国的从理到事，径直从心出发，可见中国文化之早熟。
中国文化早熟，从心出发，用力于人事，则长于理性而短于理智，科学之用力于物之事被忽略。中国文化早熟之病，病象有五：一、幼稚，原实为一成熟文化，但由于早熟儿不免间或显露幼稚，如个人自由之不立，缺乏科学等;二、老衰，历史太久，到后来，生趣渐薄;三、不落实，相对西方之现实，多理想;四、落于消极亦再没有前途，利与力地位降低;五、暧昧而不明朗——以中国文化与其他文化相对照，令人特有“看不清楚”“疑莫能明”之感。
至此，中国文化的特征都基本得到了解释，在此就第一至四特征和第十四特征的原因作一下显明。隐士与中国文化的相当关系表现有三：一、在政治上，便是天子不得而臣，诸侯不得而友，虽再三礼请亦不出来;二、在经济上，便是淡泊自甘，不务财力，恰为宗教禁欲生活与近代西方人欲望本位之一中间型;三、在生活态度上，便是爱好自然而亲近自然，不与自然对抗。第一至四特征是由于中国基于文化统一而政治的统一随之，以天下兼国家，靠文化而不靠武力，有时失败于武力而终胜于文化。而中国在知识经济军事政治方面并不擅长而最终成功靠的就是理性之力。总之，中国的伟大非他，原只是人类理性的伟大;中国的欠缺却非理性的欠缺，而是理性早启，文化早熟的欠缺。而后，梁先生又列举中国国民性的种种表现以证前面观点。
中国文化要义读书心得2
读完梁先生的《中国文化要义》一书，让我对中国文化有了更多一点的了解，也让我对梁漱溟先生更加的崇敬。《中国文化要义》一书深刻解析了中国的文化所包含各种要义，梁先生自言“是一个有思想，又且本着他的思想而行动的人。”先生穷其一生都在孜孜不倦地思考两个问题：自己的问题和中国的问题。
梁先生恰逢生于中国多事之秋，封建社会的没落和资产阶级革命及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兴起时期，他为中国问题所困恼是当。对于民族文化的分析与西方文化的差异比较。少年时，在感受中国问题刺激后，有曾于人生问题深有感触，反复穷究，不能自已。
在绪论中，他说到：“文化，就是吾人生活所依靠的一切。文化是极其实在的东西，文化之本义，应在经济、政治，乃至一切无所不包。”接着，他讲了中国文化的七大特点：一、中国文化独自创发，慢慢形成，非从他受。二、中国文化自具特征。三、中国文化能以其自创之文化绵永其独立之民族生命。四、中国文化同化他人之力量最伟大。五、由中国文化形成之一大单位社会，占世界人口之极大数字。六、中国文化自身内部具有高度之妥当性、调和性。七、中国文化放射于四周之影响，既远且大。最后，梁先生还讲出了中国文化的十四大特征，这些特征概括了中国的文化的要义之所在。其中，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第六章所说的以道德代宗教。
在第六章中，梁先生提到了“宗教是什么”，也详谈了“宗教在中国”，还提出了“周孔教化非宗教”的观点。作者在前面的章节中提到过中国人几乎没有宗教，而缺失的宗教就让于伦理来补充了，家庭伦理代替了宗教。家庭伦理的基础则是儒家的教化，每一个外来的宗教都被中国的文化改造同化使之符合中国家庭伦理本位制度。也就是说道德代替了宗教。由此我想到了在学校的一次课上，老师也曾提到过中国人严格来说是不信教的，而宗教也可以说是几乎没有，因为中国文化的同化力量实在是太强大。因此，梁先生和老师的观点不能不说有些共同之处。
在《中国文化要义》中，梁先生提到了中国文化是以道德代替宗教，并且使得以家庭组织起来的社会并不像西方的团体生活和个人主义下人们讲求利益，而社会也更宽松或者说是松散而和睦。但说起宗教，我的感想是：中国信教只是为了寻求现实生活的物质上满足。例如，每当求神拜佛时大多数人求的是“升官发财””多子多福“。而西方人信教和宗教信仰是为了追求一种精神上安慰，他们更多的是对道德上的一种约束。也许这并不是正确的观点，但却是我个人对中西方宗教信仰上的一点点看法。
《中国文化要义》一书让我受益匪浅，深有感触。梁先生穷其一生，执着的追问自己的问题，中国的问题，发现民族的历史。他穷其一生所探讨的问题引起了许多人的思考，也给后来的寻找答案的人带来了许多的启发，让我们感谢并铭记这位令人敬佩的老先生。
中国文化要义读书心得3
叹为观止的理想形态概括，无法忽略和中国现实的不同。独到精辟的分类模式，不能苟同中西方二元对立的论断方法。此书继承了甲午战争以来对于中西差别的讨论，也是对于中国文化究竟该何去何从的系统论述。对于梁漱溟先生的论断中，中国人缺乏集团生活、西方人之所长吾人之所短，是否如真如其所言，我不作评论，仅就其理想形态的论述而言，已经是卓然一绝。
“要义”的意思是要旨，重要的意义。所以在此书中所详述的自然是部分的中国文化。那怎么样的中国文化才算是重要的中国文化?这就需要一把尺来衡量，这把尺子横向的就是西方世界纵向的如同其所言是百年来未变的固有文化。就是究竟是哪一些的中国文化的基因使得我们和西方人不一样，使得我们在近代落后于西方列强，使得日寇横行国土沦丧。我认为这就是梁漱溟先生写这本书的背景。另一点就是成书的时间上，《中国文化要义》第一次构思撰写时间是在1941-1942年之间，当时正是中日战争最后大博弈的阶段，初衷可能是来源于民族自省。真正成书是在1948年梁漱溟先生参加的国共和谈破裂之后，使得其书对于中国前途与命运又多了一份预示的意味。如果说清末洋务运动到民国时代是一个渐进的西方化过程的话。那么在1949年之后，新中国与过去的“割裂”和对于东西方现代社会的政治经济科学文化学习，更是前所未有，在中国文化要义中，哪些要义需要被保留，哪些要义被历史遗弃，梁漱溟先生或许不会想到这么远(不能用今人的眼光去看待过去有特定历史背景的事件和人物)但有或许对于新生政权会期望一些什么，国民政府在大陆末期从战场到政经都一败涂地，尽失民心之后对于一个新生政权的期待，对于民族再次崛起的期盼，我相信不仅仅是梁漱溟先生，49年留在大陆的文人们在当时都会有这样的想法。更何况解放前毛泽东曾经8次同梁漱溟详谈中国的未来和农村建设问题。梁漱溟在《这个世界会好吗》中曾说毛主席把中国的农民都动员组织起来了。此话和梁漱溟在中国文化要义中要动员农民组织农民的想法一致，都知道梁漱溟顶撞毛主席，也听说梁漱溟在大跃进中高呼万岁，一个倔老头的形象跃然而生，不为你是哪个政党，哪个伟人，只为自己所认为的道路。
截止目前对于中国是什么，中国文化是什么的论述我们已经看了许多。严复康梁在甲午战争之后对于中国为什么会落后的探究，吴文藻对民族、国家、文化的探究，费孝通吴晗对中国文化中国士绅的理解，葛剑雄论统一与分裂，每个人对与中国文化论述都不一样，有的假借西方概念套用中国历史，如严复图腾社会、军国社会之分，有的从中国历史事实出发总结如，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礼教对于统治阶级的作用。在西方化浪潮之下如何认清楚自己，自己该怎么样发展。一方面的确从西方的视角来看中国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的生产方式总是格格不入，另一方面悠久漫长的文明史，长期领先于西方的事实又不可能一无是处，能留下什么，又要去除什么，怎么样才能超越西方?就需要对自己有一个认识。但是这个认识对还是不对?在开篇总结中国人的十大特点的时候(自私自利、勤俭、爱讲礼貌、和平文弱、知足自得等等)都是看上去对，其实又不对的，说不清的东西。或许从文化角度论述文化本身就难以说得清，从礼教出发：有的说是因为礼教是统治人民的工具，有的说礼教是从上到下无所不包的社会规范(或许用“天道”更能会意)，从文字出发，有的认为文字是中国文明的特征，但我认为文字只是一个表现形式。费孝通先生用多元一体格局概括，也有人说是一体多元，很多时候形容出来的似乎像那么一回事，究其实际又得打个问号。
另一个看上去似乎合理得对于中国文化的解释是从生产关系和生产方式的角度出发，小农经济、农耕文明特有的生产方式产生特有的文化。但是从一开始决定从生产方式出发讨论问题，就要面临中国幅员辽阔，各地生产方式不同，你怎么去分类怎么去概括?还是硬要从中寻找共性的内容?经济角度出发就没有国别的概念，没有国别的限定又怎么样称为中国文化。还有从财税角度，农耕文明的直接税税收和游牧、海盗文明的间接税传统的简单二元分发，还有政治制度的分别，我们专制封建西方民主进步，但是我们真的是专制的么?难道民主就是富强和现代的标志?所以从研一读到现在，中国是什么，中国的特点在哪里?我只能说有了一种感觉，这种感觉是每每看到对于中国是什么的探究时候，本能对这类说法会分辨其说的对还是不对。按理说既然能分辨其说的对还是不对，就应该知道什么是对的，可是自己远远没有那个本事说的清楚，可能自己判对的并不是对或者不对，而是一种对于某类论断是否究符合自己所理解的当时的中国社会。的确，每每会感觉很困扰。我想梁漱溟先生也是有这种感觉才写此书。
他首先选择了中国人最基本的一个单位“家”(说到这里就有一个问好是西方人最基本单位就是“个人”么?)，对于冯友兰他是一种反证的态度，就是只是部分的认同，同时列举社会事实进行补充甚至反证，一种“你看，历史上不是你们说的那样的”。又如列举产业革命，将中国落后之原因放在未进行产业革命之上，事实又是如何呢?还有进化观，阶梯观，这些近代延伸出来的概念，能否解释我们中国?同时，我们真的是轮回的观念么?另外，比欧洲更久远的历史就是可以用来证明比西方先进的理由么?例如“中国人千年来就是这个样子的，肯定有正确性，肯定比欧洲只有几百年历史的理论正确”的想法，在鸦片战争起被挨打之后，又全盘的否定说西方是现代国家，我们是过去国家，过去国家要学习现代国家。两个极端看似都不可取，那中间的道路在哪里?。梁漱溟提出四个观念：1.中国已经不能走入现代社会，中国走不进科学、民主、资本主义(反对者就例举宋明时期的资本主义萌芽，把落后的原因归咎在少数民族的入侵)2.中国盘旋不进类似与历史周期律的概念(这是针对政权的更迭，但是中国有老话叫天高皇帝远，对于基层的百姓，姓甚名谁的帝王家影响有多大?)3.中国萌发过科学民主只是没有发展下去4.中国是人类文化的早熟。
作者将民主作为进步的象征，根据在哪里?战胜者的文明就是进步的文明么?同时提出中国西方的分水岭在于宗法社会和伦理本位。对于欧洲的生产方式和文化形成进行论述，此时又能明显感到，论述的背后是基于同中国之区别而选择论述的，以证明西方就是集团生活，并说明基_教在西方社会进程中的影响。中国人缺集团精深，缺在公共观念、纪律习惯、组织能力、法律精神。但是读了瞿同祖之后，对于这四点论述又不敢苟同，恰恰中国人是最有法律精神的团体，“移礼入法，礼无处不在”，公共观念，我们有公田有宗祠，纪律习惯我们有家法有国法，组织能力我们有徭役有征发。中国人个个是顺民?我看是又不是。最后归咎于教育的问题，中国的落后在于教育，在于人口的素质，这个和晏阳初的论点很像。但是中国是没有西方意义上的教育，可代代相传的耕种技能，生活准则何尝不是教育?中国人缺乏国家意义上的集团生活，但是不缺乏家族意义上的集团生活。
中国文化要义读书心得4
《中国文化要义》是梁漱溟所着的关于中国文化特征的经典之作，有人称梁漱溟为“最后一位儒家”，也有人称梁漱溟为“第一位当代新儒家”，但他自己，却认为更恰当的评价是说“他是一个有思想，又且本着他的思想而行动的人”，正如《中国文化要义》扉页所写“独立思考，表里如一”。正因为他被称作“儒家”，所以本书的从头到底无不透漏出儒家的文化色彩。本书因为成书于上世纪四十年代，所以书中大多是半文言文，读起来还是比较晦涩，所以就粗略的谈一下自己读书所得。在本书中梁漱溟先将中国文化的特征罗出来，然后选取其中某一特点为研究入手，设法解释此特征的来龙去脉，前后左右的全方面论证，由此推出和解释中国文化的其它特点，最后将许多特征贯串起来，全都归结为第四个特征，即一种神秘的力量-----理性早启和文化早熟，认为中国的文化要义就在于此。
在书中梁漱溟认为中国的十四个特征是：
一、广土众民 。
二、偌大民族之同化融合 。
三、历史长久，并世中莫与之比。
四、知识、经济、军事、政治皆非中国长处，而又有不知为何的力量使中国有以上之成功 。
五、历久不变的社会，停滞不进的文化 。
六、几乎没有宗教的人生 。
七、中国人的家在其社会组织中、实际生活中，特见重要。
八、中国学术不向着科学前进 。
九、即以民主、自由、平等一类要求不见提出，及其法制之不见形成 。
十、道德气氛特重 。
十一、中国非一般国家类型中一国家，而是超国家类型的 (罗素曾说“中国实为一文化体而非国家”。而也有一些学者认为，从前中国人是以天下观念代替国家观念的。)。
十二、中国文化自东汉已降为无兵的文化 。
十三、“孝”在中国文化中具有特别重要的地位。
十四、隐士与中国馆文化的相当关系 。
本书的第二章开始探讨中国文化特征的由来，从中国人的家说起。梁漱溟认为家庭在中国人生活里之所以特重，并不能由冯友兰所提出的“生产家庭化”的生产方式就可以解释了，他认为经济基础并不能决定一切上层建筑。 梁漱溟还进一步提出了“阶梯观”和“流派观”， 即若把全人类历史作一整体看，则可以说人类社会是一直在进步的，然而各时各地却有着不同的发展程度。“世界文化不是一成不变的，他可能次第演出几个阶段”。
梁漱溟对比中西方社会，指出西方人是集团生活的，而中国人是缺乏团体的。梁漱溟认为宗教问题是中西文化的分水岭，中国古代社会与希腊罗马古代社会都具有相似的社会形态，而自从西方以宗教立为国教后，便出现了超家族的集团组织来，因而形成了集团生活。再次他进一步指出了我们不能认为集团生活就一定是基_教的“全民都是家人”的意识中强制出来的，造成西方人之集团生活特别与基_教所引起的血的斗争有关，中世纪(文中提的是中古)的西方人已经过着集团的生活，西方长时间的团体生活也使西方人学得了团体生活之本：“第一，于此认识个人隶属团体，团体直辖个人;第二，于此公认团体中个个人都是同等的。中国人所缺乏的，也就是这个。”对比西方人的集团生活，梁漱溟认为中国人缺乏集团生活。集团生活有三条件：“
一、要有一种组织，而不仅是一种关系之存在;
二、其范围超于家族，且亦不依于家族为其组织之出发点;
三、在其范围内，每个人都感受一些约束，更且时时有着切身利害关系”。而中国恰恰三条件都不具备 。
接下来梁漱溟又证明了中国伦理本位的社会特征，提出中国并不是没有宗教，而是走了另一条道路，即以道德代替了宗教。随后梁漱溟又提出古代的中国并无阶级对立而只有职业分离，由于中国趋向职业分途，缺乏阶级对立，因此中国并不像一国家，国家消融在社会里面，社会与国家相浑融，国家是有对抗性的，而社会则没有，天下观念就于此产生。正因为职业分离无阶级对立，中国社会才会陷入一治一乱的循环周期，而没有出现现代意义上的革命。在书的最后作者结合前文所论述的所有中国文化的特征，将其全部归结为“理性早启，文化早熟”，他认为西洋文化是从身体出发，慢慢发展到心的，中国却有些径直从心(即理性)发出来，而影响了全局。前者是循序而进，后者便是早熟。?文化早熟后的中国变得离科学越来越远，长于理性而短于理智，由此陷入了盘旋不进。所以可以说文化早熟是中国社会的最大一特征。
在最后我想谈谈梁漱溟所提出的“民族性”问题，作者在书的最后提出中国人的民族性为自私自利、勤俭、讲礼貌、和平文弱、知足自得、守旧、马虎、坚韧及残忍、韧性及弹性、 圆熟到老。好像除了勤俭和讲礼貌之外都是一些“劣根性”，而我觉得其实根本不存在什么国民劣根性的问题。犹记得前些年有一本很火的书，叫《丑陋的中国人》，主要内容是批判中国人的劣根性。作者以“恨铁不成钢”的态度，将传统文化种种弊端喻之为“酱缸文化”，指出中国传统文化有一种滤过性疾病，子孙后辈永远受感染，且持续不断。我并不是全部否认国民的一些不好的习惯，可我并不认为这是某一民族的特性，正如体现在中国人身上的弱点并非中国人所有。如果说自私自利、目光短浅、贪生怕死是国民的弱点，谁又能说这不是外国人的弱点，不是全人类的弱点呢?当人民无处维权只好下跪，舆论一片会说中国人的奴性，但我觉得这不是民族性，而是依法治国没有落到实处;当人民不排队，我看到的不是国民性，而是公民教育缺失;当一位老人摔倒在街上却没有人敢去扶起他，我看到的不是国民性，而是先例没有开好。很多坚持国民劣根性论者，很少会说自己有劣根性，自己做错什么皆情有可原，皆可就事论事。只有抽象到所谓中国人或者具体到其他人时，这些人才会大谈国民劣根性。我只能说这种人只是在拿无知当个性，吸引眼球，哗众取宠罢了，整天以一种圣母心态来评论国人。许多人会辩解说这是一种反思，但我却觉得这是一种势利的宿命论。他只能为那些懒惰，自私拒绝现代制度的人找到舆论支持。我觉得民族性也只能是某一时代的特征，并不能认为它永世长存，它具有相对性，谁也不能保证说在未来的某一天不会有人写一本《美丽的中国人》来赞美当年那些被批判的国民性。
中国文化要义读书心得5
通过一个学期对**理论的学习，并在课上听老师讲了很多关于中国近现代社会的变迁故事，使我对*理论有了冰山一角的了解。老师多次提及梁漱溟先生，以及多篇梁先生的著作，引起了我的极大兴趣。这篇听课体会是基于对梁漱溟先生所著《中国文化要义》的略读，简要写出的读后感。
梁漱溟先生是中国著名的国学大师，现代新儒家的早期代表人物之一，有“中国最后一位大儒家”之称。《中国文化要义》是梁漱溟先生的代表作，被誉为中国文化研究和西方文化比较的经典作品。在书中, 他以 “人生态度”作为文化的核心内涵,全面分析了造成中西不同人生态度的决定因素——社会结构,认为中国社会是伦理本位、职业分途;西方社会则个人本位、阶级对立。由于中西不同的社会结构遂产生了不同的文化，表现为理性与理智、非宗教与宗教。肯定了中国文化的理性精神，指出中国文化未来应走之路向是接受西方社会的科学与民主之用，来滋养中国文化理性之本。在《中国文化要义》中，梁先生认为中国的十四个特征是：一、 广土众民。二、 偌大民族之同化融合。三、 历史长久，并世中莫与之比。四、知识、经济、军事、政治皆非中国长处，而又有不知为何的力量使中国有以上之成功。五、 历久不变的社会，停滞不进的文化。六、 几乎没有宗教的人生。七、 中国人的家在其社会组织中、实际生活中，特见重要。八、 中国学术不向着科学前进。九、 即以民主、自由、平等一类要求不见提出，及其法制之不见形成。十、 道德气氛特重。十一、 中国非一般国家类型中一国家，而是超国家类型的。十二、 中国文化自东汉已降为无兵的文化。十三、 “孝”在中国文化中具有特别重要的地位。十四、 隐士与中国馆文化的相当关系。梁先生说：“人生态度之不同, 实为其文化不同之根本” 。文化问题,从根本上说是价值观的问题, 也就是关于人生的学问,在这点上,梁先生抓住了文化观中最本质的东西。
梁漱溟先生认为，中国社会以伦理本位,而西方社会是个人本位。社会最基本的构成部分是团体、 家庭和个人, 三者在社会中位置轻重不同就形成不同的社会构造, 在这一点上, 中西社会俨然不同。在中国, 家庭处显然的位置, 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团体和个人的关系则轻松若无物;而在西方, 团体和个人是两个实体,家庭几乎为虚位。中国因重家庭演成伦理本位的社会,西方则因团体生活形成个人本位的社会。中国因伦理而有人与人之间的相与之情,义务关系;西方社会个人本位形成相对和权利关系。社会生活上, 中国人将家庭成员之间的伦理或情谊关系社会化,成为维持社会秩序稳定的纽带;西方人会自觉地用法律来维护自己的权益,整个社会的运行全凭法律。
中西文化歧异的起点是在宗教的有无。在梁漱溟看来，“宗教问题实为中西文化的分水岭。中国古代社会与希腊罗马古代社会，彼此原都不相远的。但西洋继此而有之文化发展，则以宗教若基_教者作中心;中国却以非宗教的周孔教化作中心。后此两方社会构造演化不同，悉决于此”。梁漱溟先生认为，虽然在人类文化的早期，东西方都由宗教开端,但此后却有极大的不同:西方由基_教开出集团生活;中国由周孔教化开出家庭生活。在西方社会, 人们组织纪律观念、国家观念都十分的强烈。而中国从周孔以后,文化的中心便转到非宗教的周孔教化上,以前祭天祭祖等等宗教形式只构成周孔教化的一个条件。他由此得出:西方的集团生活，是由基_教开之;中国的家庭生活,是从周孔教化而来,从而形成了宗教与非宗教两种不同的文化。
梁漱溟先生认为中国文化“早熟”的表现是“理性开发过早”。“而中国缺乏宗教，又由于理性开发之早;则理性是什么，自非究问明白不可。以我所见，理性实为人类的特征，同时亦为中国文化特征之所寄”。中西人际关系之差异表现在于“不调谐”与“和谐”。儒家伦理对调节人际关系的“和谐”起有调节作用。
梁漱溟从中西社会的异质结构出发,探讨中西文化的价值差异,这一文化研究的方法论原则是值得肯定的。他对中西文化差异的观察, 视角独特, 富有创见, 特别是理性与理智的区别, 发前人之未发。他提出要从中国社会的特殊性出发, 探索中国文化的出路及中西文化融合的途径, 等等,均闪烁着一个杰出的文化思想家的智慧之光。他的思想，对我们今天挖掘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积极因素和弘扬民族精神依然有着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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