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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唐名相张九龄

时间:2023-06-04 22:25:33 文/王明刚 文学北考网www.beiweimall.com

盛唐名相张九龄

  引导语:张九龄是一位有胆识、有远见的著名政治家、文学家、诗人、名相。今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这位盛唐名相——张九龄。

  海燕何微眇,乘春亦暂来。

  岂知泥滓贱,只见玉堂开。

  绣户时双入,华轩日几回?

  无心与物竞,鹰隼莫相猜。

  ——张九龄《归燕诗》

  从全诗8句来看,说的都是燕子。诗的大概意思,也比较容易解读。

  “海燕何微眇,乘春亦暂来”:燕子虽然如此微贱,但仍然乘着春天短暂的美好时光而来。

  “岂知泥滓贱,只见玉堂开”:燕子当然不知道“泥滓”之贱,看到华丽的玉堂打开,就一直在辛辛苦苦地衔泥筑巢。

  “绣户时双入,华轩日几回”:时时可以见到燕子成双成对出入,每天不知会进出多少回?

  “无心与物竞,鹰隼莫相猜”:作为一只燕子,没有心思与外物竞争,请鹰隼这样的猛禽们,不要轻起猜忌之心。

  这诗的诗题呢,既可叫《咏燕》,也可叫《归燕诗》。嗯,这是一首扎扎实实的关于燕子的诗。

  一

  但是,仔细读来,总感觉这诗不仅仅是在说燕子,好象还说了点别的啥和啥。

  还说了啥呢?先来看看诗作者是谁。

  张九龄,那个写出了“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千古名句的张九龄。

  张九龄写这诗时,身处唐朝的京城长安,时间是开元二十五年(公元737年)春天。这一年,他正好年满60岁,已到了我们今天退休年龄的他,还担任着朝廷尚书省右丞相这样的高级官职。

  这样一来,这首《咏燕》还说了些啥意思就出来了。原来,张九龄不仅仅是在说燕子,他还说了:那只燕是我。

  既然“燕子=张九龄”,那最后一句的“鹰隼”是谁?

  令人惊奇的是,虽然历经千年,关于这句诗中的“鹰隼”,居然一直就有定论。那就是,鹰隼=李林甫。是的,就是那个史上以“口蜜腹剑”而闻名的奸相李林甫。在张九龄写这个诗时,李林甫时任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

  在明确了变量1“燕子=张九龄”、变量2“鹰隼=李林甫”之后,还有一些变量要明确:变量3“玉堂、绣户、华轩=朝廷”,变量4“春=开元前期昌明的政治环境”。

  差不多了,下面我们一股脑儿将变量1234都代入诗中,来看看这诗真正的意思:

  “海燕何微眇,乘春亦暂来”:我张九龄虽然出身微贱,但仍然趁着开元前期昌明的政治环境,短暂地参与过朝廷大政。

  “岂知泥滓贱,只见玉堂开”:我张九龄岂不知道“泥滓”之贱,但既然有幸跻身朝廷高级官员之列,当然要辛辛苦苦地像燕子衔泥筑巢一样,为国家政务操劳。

  “绣户时双入,华轩日几回”:我张九龄和你李林甫一起,经常一起出入朝堂,一天不知要进出好几回?

  “无心与物竞,鹰隼莫相猜”:但是,我张九龄没有心思与外物、外人竞争,请你李林甫不必猜忌,更不必中伤。

  需要指出的是:最后一句,张九龄不仅仅是在表白心迹,而且更像是在求饶。

  是的,60岁的尚书省右丞相张九龄,在向54岁的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李林甫求饶。

  而且,据南宋尤袤的《全唐诗话》,张九龄蕴藏在这首《咏燕》诗的求饶,李林甫本人还看到了:

  “九龄在相位,林甫方同列,阴欲中之。将加朔方节度使牛仙客实封,九龄称其不可,甚不叶帝旨。他日,林甫请见,屡陈九龄颇怀诽谤。于时方秋,帝命高力士持白羽扇以赐,将寄意焉。九龄惶恐,因作赋以献。又为《燕》诗以贻林甫”,“林甫览之,知其必退,恚怒稍解。”

  尤袤在南宋朝廷,好歹也是当过部长级礼部尚书的人,怎么会如此缺乏政治斗争常识?

  是的,张九龄的确写了《咏燕》诗,诗中也的确有向李林甫等政敌表白心迹甚至求饶的意思。但他好歹也算是政坛前辈了,怎么可能如此不顾体面,真的把这个诗去送给李林甫,以求得政敌的怜悯?况且诗中将对手比为“鹰隼”,对比燕子,显然不是什么好鸟啊,岂不是更加激怒对手?

  还有,政治斗争从来就是你死我活,如果能够因为一首诗而罢手,那就不是史上闻名的李林甫了。后来的事实也证明,正是由于李林甫的进一步中伤和攻击,才最终导致了张九龄退出政治舞台。

  换句话说,张九龄并没有把这首《咏燕》诗送给李林甫;即使送了,这首诗也在事实上没有起到让李林甫心生恻隐从而罢手的效果。

  二

  当然,张九龄就算没有当面求饶,有了这首诗在,也算他有求饶之心了。可是,字面看起来,右丞相貌似应该比兵部尚书要大啊,为什么官大的反而要去求官小的,而且官大的还求饶?

  这个事儿,我尽量简单一点说:张九龄的右丞相,是假丞相;李林甫的“兵部尚书”之后,还跟着一个“同中书门下三品”的后缀。由于这个后缀,他是真丞相。

  当然,张九龄当年也阔过,也当过真丞相。在开元二十一年十二月到开元二十四年十一月之间,张九龄是真丞相,或任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或任中书令。

  李林甫呢,在开元二十三年(公元735年)之前,还只是一个黄门侍郎,并非丞相。这一年,他被唐玄宗李隆基提拔为礼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和中书令张九龄、侍中裴耀卿一起,成为李隆基的三个真丞相之一。

  短短一年之后,李林甫就取代张九龄,成了中书令,牛仙客则取代裴耀卿,成为新的真丞相之一。张九龄、裴耀卿,则分别“罢知政事”,退出真丞相行列,改任尚书省右丞相、左丞相,就此成了假丞相。

  看到这里,估计各位没晕也差不多了:真丞相、假丞相,右丞相、左丞相,到底哪一个才是靠谱的唐朝丞相?这都神马情况?

  各位遇到的情况,北宋的大才子、《新唐书》的编撰者欧阳修,也遇到过。所以,他在《新唐书·百官志》中大吐苦水:“唐世宰相,名尤不正”。

  唐朝宰相或丞相的名称,怎么个不正法?

  先来明确几点:

  一,唐朝没有“丞相”“宰相”这样的官职名称和岗位职责。即使唐朝后期将有关官职改称了“丞相”的,其岗位职责也与我们今天所理解的“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大大滴不同。

  二,唐朝实行集体宰相制度。一般情况下,皇帝会保持一个以上、七八个以内的多位宰相,形成自己的政务参谋班底。皇帝在长时间内只任用1个宰相的情况,在唐朝非常罕见。

  三,除了极为个别的例外,比如那个因与唐太宗李世民闹别扭而闻名青史的魏徵,曾经以“秘书监”这样类似国家图书馆馆长的身份“参豫朝政”,从而成为真丞相之外,唐朝的丞相多出自中书省、门下省、尚书省等“三省六部”系统的官员。

  四,终唐一世,真丞相有以下两种情况。

  (一)中书省的一把手“中书令”、门下省的一把手“侍中”,一直就是真丞相。

  三省中最后一省“尚书省”的情况则比较特殊。其一把手是“尚书令”,最初也是真丞相。但由于唐朝建国之初,李世民任过此职,后世诸帝为表尊重,就将此职虚设,不再授人。这样一来,“尚书令”之下的“尚书左仆射”“尚书右仆射”,就成了真丞相。

  但是,“尚书左仆射”“尚书右仆射”是真宰相的时间,持续到武则天长安四年(公元704年)为止。在神龙元年(公元705年)五月,豆卢钦望升任尚书左仆射,“既不言同中书门下三品,不敢参议政事。数日后,始有诏加知军国重事”。这样,豆卢钦望才敢真正履行宰相的职责。

  从那以后,“空除仆射,不是宰相,遂为故事”。也就是说,在此之后,官员升任“尚书左仆射”“尚书右仆射”,如果任命时未加“同中书门下三品”或“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等后缀名号者,便不再是真丞相。

  (二)就唐朝史籍所见,无论是什么部门的什么官员,只要在正式职务任命之后,加有以下字眼后缀中的任何一个,就一律是真丞相:同中书门下三品(同三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同平章事)、知政事、参豫(预)朝政、参豫(知)机务、参议朝政、参议得失、平章政事、平章军事重事、参知政事、参谋政事、同掌机务、参掌机密、知中书(西台)事、知门下省事、知军国重事、同知政事(同知军国政事)、同中书门下同承受进止平章事、军国重事中书门下平章、勾当中书事。

  我知道,花样有点忒多了,请大家见谅。但这个花样是唐朝历代皇帝玩的,主要责任在他们,不在我。

  其中,同中书门下三品(同三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同平章事)最为普遍。前一个名号,在唐朝用了116年,有此名号的唐朝宰相有128人;后一个名号,在唐朝用了226年,有此名号的唐朝宰相多达310人。

  所以,李林甫此时担任的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是大权在握的真丞相;张九龄此时“罢知政事”,去掉了真丞相的后缀,所以他担任的右丞相就只是名义上的丞相了,是“尚书右仆射”,是假丞相。

  尚书右仆射,就只能管管尚书省的事儿了,其余中书省、门下省的事儿管不着了,国家大事就更管不着了。

  一个是刚失权柄的假丞相,一个是大权在握的真丞相,所以,张九龄就有求李林甫放一马的心迹了。

  然而,个人认为,张九龄之所以怕李林甫,倒还真不是因为后者权力有多大,真正的原因恐怕还是在于:张九龄深知李林甫是没有底线的小人,自己则是有底线的'君子,真要面对面地干起来,自己不是对手。

  对于李林甫的小人行径,《新唐书·李林甫传》说:“九龄繇文学进,守正持重,而林甫特以便佞,故得大任,每嫉九龄,阴害之。”《旧唐书·李林甫传》说:“林甫面柔而有狡计,能伺侯人主意”,“猜忌阴中人,不见于词色,朝廷受主恩顾,不由其门,则构成其罪;与之善者,虽厮养下士,尽至荣宠。”

  所以,对于自古以来就有的“君子不与小人斗”格言,我们要理解其真正的含义:那不只是对小人的蔑视,更多的,是对君子的爱惜。

  面对李林甫这样极品的小人,“守正持重”的张九龄岂是对手?所以,张九龄怕了。

  结果当然在意料之中,李林甫仍然没有放过他。李林甫借着监察御史周子谅弹劾牛仙客引起李隆基暴怒的契机,指出周子谅为张九龄所荐举,于是张九龄被贬为“荆州大都督府长史”,从京城贬至荆州,由“从二品”直降“从三品”。

  开元二十五年(公元737年)五月八日,闻贬命即驰驿上任的张九龄,抵达荆州,当上了比今天荆州市市长猛得多的“荆州省省长”。或者,我们叫他“荆州大区行政长官”,也可以。

  他在荆州任上,一共呆了三年。在此期间,他和孟浩然、王维等今天我们如雷灌耳的大诗人们一起,游山玩水,彼此唱和,留下了一段诗坛佳话。

  其中,孟浩然留下一首《陪张丞相自松滋江东泊渚宫》显示:张九龄还和孟浩然一起,乘船畅游长江,到过笔者的家乡——今天的荆州市松滋县。

  原来,笔者家乡的秀丽山水,还有幸陪伴着张九龄,渡过了他人生中最后的宦海时光。直到今日,走笔所及,笔者和家乡仍然倍感荣宠。

  开元二十八年(公元740年)春天,张九龄请求回韶州拜祭先人陵墓,因病在家乡去世,终年63岁。

  三

  其实,李隆基对于张九龄,一直是真心喜欢的,是后者的铁杆粉丝。

  《开元天宝遗事》记载了李隆基对张九龄的喜欢,甚至可以说是仰慕。李隆基说:“张九龄文章,自有唐名公皆弗如也。朕终身师之,不得其一二,此人真文场之元帅也”。

  请大家注意“师之”二字。在张九龄面前,李隆基的姿态还是摆得蛮低的,有点儿小学生的意思。而且,李隆基还送给张九龄一个美称——“文场元帅”。

  要知道,唐朝武职中,最高军职为十六卫的大将军,比如“右卫大将军”“左骁卫大将军”等等。唐朝的“元帅”,一般情况下,有两条规则:一是非战时不设“元帅”,二是非皇族不任“元帅”。张九龄一介文人,李隆基竟然以“元帅”这样的崇高武职来称赞他,这是只有张九龄的铁杆粉丝才能有的行为。

  可惜的是,李隆基虽然是张九龄的铁粉,却并不是他的脑残粉。因为此时的李隆基,已经登基多年,“开元盛世”的事实说明他已是“伟光正”的代表。这样一来,他就由自信而自负,由自负而自骄。更何况人家贵为皇帝,大权在握呢。

  所以,在很多问题上,李隆基很不喜欢张九龄对于原则和底线的坚持。

  李隆基要提拔李林甫当宰相,张九龄不同意;李隆基要提拔牛仙客当宰相,张九龄不同意;李隆基要废掉皇太子李瑛,同时找另外两个皇子鄂王李瑶、光王李琚的霉气,张九龄不同意。

  显然,张九龄不同意的,都是当时的大事。而他所依据的,都是他认为应该坚持的原则和底线。

  其实,关于大事如何处置,从古到今一直就有一个潜规则存在:领导找你来商量大事,不是问你有什么不同意见,而是问你将如何赞同他的意见。你还真以为自己当家了?

  果然,在其中一次争执时,“帝变色曰:‘事总由卿?’”——翻译一下:“李隆基脸色大变地说:‘全部都由你说了算?’”

  于是,两人友谊的小船,说翻就翻。

  可是,在没有了张九龄的日子里,李隆基却又抑制不住对他的思念,总是想起他来:

  《旧唐书·张九龄传》里有证据:后宰执每荐引公卿,上必问:“风度得如九龄否?”——每当宰相们推荐朝中公卿人选时,李隆基必定要问一句话:“这人的风度,能和张九龄一样吗?”

  原来,张九龄就是李隆基心目中的“公卿样板”。

  就这样平时想想也就罢了,李隆基偏偏还在公元756年,在张九龄罢相20年、离世16年之后,在自己逃难到成都时,再一次地、深深地想起了张九龄。

  “为什么总在,那些飘雨的日子,深深地把你想起?”

  那还是在开元二十四年(公元736年),张九龄罢相的日子已经屈指可数的时候:

  当时,范阳节度使张守珪向中书令张九龄报告,他手下有一员蕃将在讨伐契丹时失利,违犯军法,已将其执送京师,请朝廷将其斩首,以正朝典。张九龄立马表示同意。

  张九龄同意的原因,不仅仅是因为这个蕃将犯了军法,还因为此人他早就认识。几年前,在这个蕃将入京汇报工作时,张九龄就见过此人。当时,他就神奇地对其有个判断:“乱幽州者,必此胡也。”

  现在,正好此人犯了军法,送上门来。张九龄决定借此机会,杀了他,永绝后患。

  可是,中书令张九龄同意了,皇帝李隆基却不同意。为了显示自己的皇恩浩荡,他下令将这个蕃将放了。而张九龄也在此事之后不久,就被免掉了职务,从此在政坛上消逝,他再也没有机会改变李隆基的决定了。

  整整20年之后,当李隆基躲在成都一隅之地,为自己当初那个决定后悔得牙疼时,他泪流满面地、深深地,想起了张九龄。

  《唐语林》记录说:唐玄宗仓皇幸蜀之时,曾对高力士说:“吾取张九龄之言,不至于此。”既而取长笛吹自制曲,曲成复流涕,诏乐工录其谱。至成都,乃进谱而请名……良久曰:“吾省矣。吾因思九龄,可号为谪仙怨。”

  李隆基“因思九龄”,也部分意识到自己当年对他的贬谪是不公平的,于是在那个兵凶战危之际,仍然从成都派出中使,前往张九龄的家乡韶州曲江(广东韶关),专程去祭奠这位已经去世多年的前宰相。

  只为了他20年前的神奇和英明。

  因为,张九龄当年执意要杀掉的那个蕃将,名字叫——安禄山。

  清人赵翼评价说:“是曲江生平,此一事最关国家之大。”此句中的“曲江”,就是指张九龄。

  事实上,张九龄罢相,绝对是唐朝历史上的一个分水岭事件。这个观点,从唐朝的有识之士,到今天的历史学家,史不绝书,观点一致。

  唐宪宗时的宰相崔群,好象是第一个提出这个看法的:“世谓禄山反为治乱分时,臣谓罢张九龄、相李林甫,则治乱固已分矣。”

  欧阳修、宋祁等人在编撰《新唐书》时,也持同样看法:“自是朝廷士大夫持禄养恩矣。”

  猛人司马光也这样认为。他在《资治通鉴》中说:“九龄既得罪,自是朝廷之士,皆容身保位,无复直言。”

  大文豪苏东坡,也是这个看法。他在《经进东坡文集》中写道:“唐开元之末,大臣守正不回者,惟张九龄一人。九龄既已忤旨罢相,明皇不闻其过,以致禄山之乱。治乱之机,岂不谨哉!”

  所以,在开元二十五年(公元737年)四月十四日,在长安城大明宫的朝堂上,李隆基当时所送走的,并不仅仅只是张九龄一个人的背影而已;被李隆基一起送走的,还有他一手开创的盛唐的背影。

  只是,当时的李隆基,甚至也包括当时的张九龄,并没有意识到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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