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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曾巩的书论与文风

时间:2023-06-17 14:36:06 文/秦风学 文学北考网www.beiweimall.com

浅析曾巩的书论与文风

  曾巩(1019年9月30日-1083年4月30日,天禧三年八月二十五日-元丰六年四月十一日),字子固,世称“南丰先生”。汉族,建昌南丰(今属江西)人,后居临川(今江西抚州市西)。曾巩是北宋政治家、散文家,“唐宋八大家”之一。

  浅析曾巩的书论与文风

  曾巩是“唐宋八大家”之一,一生致力于散文创作,成绩斐然。北宋文人普遍认为,书法是文人必备的一项技艺,并都下了很大的功夫,苏轼和黄庭坚就既是文坛领袖,又是书法领军人物。曾巩的老师欧阳修也对书法倾注了很大精力,受所生活时代文人风气的浸染,曾巩当然也不能例外。

  一、“简严静重”的书风

  曾巩的墨迹今天几乎见不到了,历代有关法书宝帖的著录中,也少有记载,有一些也真假难辨。但在后人对曾巩书艺的评论中可见一斑。南宋理学家朱熹有这样一段评价:“余年二十许时,便喜读南丰先生之文,而窃慕效之,竟以才力浅短,不能遂其所愿。今五十年乃得见其遗墨,简严静重,盖亦如其为文也。”

  朱熹说,二十多岁的时候就非常喜欢读曾巩的文章,而且偷偷地效仿,最终因为才力不够,没能如愿。五十多岁的时候看到了曾巩的墨迹,简洁、庄严、安静、凝重,就像他的文章一样。

  朱熹没有说曾巩的墨迹写的是什么,但是,他用“简严静重”四个字来评价曾巩的书法,恰恰后代常常用这四个字来评价曾巩的文章。看来,曾巩的“书风”和“文风”是互渗互通的,否则,朱熹不会有这样的评价。

  二、“奔放任气”的文风

  曾巩对书法的境界是怎么认识的呢?在《相国寺维摩院听琴序》中,集中体现了他的观点:“书非能肆笔而已,又当辨其体而皆通其意。”他说,书法不是肆意而为的,要辨别它的体式,做到皆能“通其意”。什么是“通其意”呢?这个观点来源于他的文学理论。他在《梁书目录序》中说:“能致其知者,察三才之道,辨万物之理,小大精粗,无不尽也。此之谓穷理,知之至也。”也就是说,“通其意”就是通天地人之道,辨万物之理。他是从这个高度来认识书法的。他认为这样的高度不能一蹴而就,是一个循序渐进、从不成熟走向成熟的一个过程。我们看曾巩的散文创作,也经历了一个这样的过程。

  曾巩的散文创作,可以分成前后两期,大概的分界线划在从1060年开始,有九年时间,曾巩在欧阳修的举荐下进京编校典籍。他前期的散文创作风格,可以用四个字来概括,就是“奔放任气”。如果我们用“奔放”这个词来评价李白的诗、苏东坡的词,那完全就是褒扬之意。但是,用这个词来评价曾巩的前期散文,意思就有些变味儿了,它包含了年轻气盛、空泛议论、不接地气、不成熟的意思。曾巩是一个老成持重的人,为什么前期的散文是这样一种风格呢?是这个时期的文学思潮所致。当唐代韩愈、柳宗元高举的“古文运动”的大旗传给欧阳修的时候,欧阳修面临的任务十分艰巨:他既要反对晚唐五代以来的低迷浮华文风,又要遏制“西昆体”的蔓延,还要打击“太学体”的险怪。欧阳修正在全力以赴奋战的时候,曾巩第二次进京参加科举考试,带着数十万字的文章,拜在欧阳修门下,而后,曾巩又将王安石推荐给欧阳修,并将王安石的文章寄给欧阳修,请求指教。欧阳修十分欣慰,他从这两个年轻人身上,看到了文坛的希望。但是,欧阳修很快就发现了两个人的不足。欧阳修在一首诗中回忆了第一次看到曾巩文章的感受:

  “我始见曾子,文章初亦然。昆仑倾黄河,渺漫盈百川。决疏以导之,渐敛收横澜。东溟知所归,识路到不难。”

  曾巩的文章就像昆仑山倾泻黄河,浩浩汤汤,百川满溢。好在他愿意接受疏导教育,渐渐收敛了狂涛巨浪的气势,在茫茫大海上能找到归来的路。很显然,欧阳修的评价说明,这个时期曾巩的散文正处于一个高谈阔论、放任不羁的阶段。欧阳修说曾巩愿意接受疏导教育,从曾巩向王安石转达欧阳修的评价,就可以证实这一点:

  “欧公更欲足下少开阔其文,勿用造语及模拟前人。”“欧云:孟韩文虽高,不必似之也,取其自然耳。”

  他告诉王安石,欧阳修看了你的文章,认为你的思想还不够开阔,不够深刻,不要自己生造词语,也不要模拟前人。孟子、韩愈的文章虽然很高明,不必模拟他们,顺其自然才好。这个转达。一方面说了曾巩的直率;另一方面也告诉王安石,欧公的话我是理解了,你的文章有毛病,我的文章也有毛病。我们要虚心接受教诲,共同进步。的确,在欧阳修的学生中,曾巩接受的疏导最多,进步也最大。为什么欧阳修看中了以曾巩为代表的、以“奔放任气”为风格的这样一批青年作家了呢?因为欧阳修清醒地意识到:要反对唐末五代以来的'轻糜妖冶的文风,要遏制“西昆体”的蔓延,要打击“太学体”,这种“盛气”是最有力的拳头。

  同时,欧阳修看到了这批年轻人有一个共同的倾向:学习前人还很幼稚,艺术功力和学养不足,文章表面上以“气”胜,但缺乏底蕴,缺乏内在力量。欧阳修谈了他对这批青年作家疏导的方法:

  “其文辞曰进,如水涌而山出,予欲摧其盛气而勉其思也。”

  这些青年人的文章每天都有长进,就像汹涌的水推出高耸的山峰,我要打磨掉他们的盛气,勉励他们思想的开拓。事实证明,曾巩后期的文章,在欧阳修的教导下,开始由盛气走向平实,内涵深厚,外柔内刚,反而更具令人折服的内在力量。欧阳修主持嘉二年的科举考试,出的论文题目叫《刑赏忠厚之至论》,先是梅尧臣发现了一篇好文章,拿给欧阳修看。这篇文章写得纵横恣肆、天才灿然,欧阳修赞不绝口,但思来想去,他觉得应该是曾巩写的,为了避嫌,忍痛把这篇文章放在第二,等拆开试卷才发现,这个考生叫苏轼。可见,曾巩前期创作的以“气”胜的文章,给欧阳修留下了何等深刻的印象。

  曾巩的散文,比较成熟的,大都收集在《元丰类稿》里。青少年时期的作品,或者一些不够成熟的作品,都收在《续稿》里。可惜的是,《续稿》已经散佚了。元代有个叫刘兜娜耍读过这部《续稿》,他把《续稿》和《类稿》做了比较后,用了一个字评价二者的差异,前期文章不如后期文章“粹”。那么这个“粹”字到底是什么意思呢?近年来有研究者认为,前期的文章“不粹”,就是“繁缛”,“繁缛”的就是堆砌华丽的辞藻,冗长拖沓。但是,我们从零散的流传下来的曾巩的前期文章看,曾巩在文章的语言运用上,和后期的文章一样,一向简洁利落。所以,这个结论就站不住脚了。那么,这个“粹”指的是什么呢?实际指的是思想。也就是说,前期文章以“气”取胜,但说理欠深透,思想不深刻,阐发没有充分展开,不到位,因此,显得局促、粗放。这才是“粹”的深刻含义。   三、“记”体散文《墨池记》:书论与文风的互动

  从曾巩的散文中,我们还可以摸索出他学习书法的路径,也可以看出他的书论和文风的互动。1048年夏天,曾巩来到临川。应抚州州学教授王盛的邀请,撰写了《墨池记》。所谓墨池,就是临川县城东门外的一处古迹,传说是东晋大书法家王羲之临池练书法的地方。

  曾巩觉得,天下叫“墨池”的古迹太多,大多数是假的,这一处恐怕也不是真的。但是,这一点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王盛的意图是想借这篇文章来劝学,这个立意就有文章可做了。文章开头先写了墨池的位置,对这处墨池是真是假的怀疑。然后写道:

  “方羲之之不可强以仕,而尝极东方,出沧海,以娱其意于山水之间,岂其徜徉肆恣,而又尝自休于此邪?羲之之书晚乃善,则其所能,盖亦以精力自致者,非天成也。然后世未有能及者,岂其学不如彼邪?则学固岂可以少哉,况欲深造道德者邪?”

  当王羲之不愿意再勉强做官,曾经游尽东方之地,泛舟出海,在山水之间求得心境的快乐,难道他当年漫游而纵情山水,曾经在这休息过吗?王羲之的书法到晚年才最好,那么他的本领,应当是靠自己的刻苦努力得到的,并不是上天特意成就他。然而,后代的人再没有赶得上他的了,岂不是在刻苦学习上不如他吗?由此看来,刻苦学习怎么可以少呢,更何况想在道德方面达到很高境界的人呢?

  “记”体散文,无疑应当是以记叙为主,但是,曾巩却匠心独运,施展了大家的手笔,既不为题目和体裁所限制,又切合题意。思路开阔,立意高远。扣住王羲之的书法成就是“以精力自致者,非天成也”这句话生发开来,由书法推及到治学,由治学再推及到道德修养。认为这一切都是靠刻苦学习,靠后天的努力。这就是全篇的主旨。乍看起来,好像这些议论已经跑题了,实际上句句不离题意。在文章的最后一段,曾巩点明了主题:

  “墨池之上,今为州学舍。教授王君盛恐其不章也,书“晋王右军墨池”之六字于楹间以揭之,又告于巩日:“愿有记。”推王君之心,岂爱人之善,虽一能不以废,而因以及乎其迹邪?其亦欲推其事以勉学者邪?夫人之有一能,而使后人尚之如此,况仁人庄士之遗风余思被于来世者如何哉!”

  在墨池的上边,如今是抚州州学的校舍。州学教授王盛,怕墨池的来历不为大家所知,就在柱子上写了“晋王右军墨池”六个字作为标志,又告诉我说,“希望你能写篇记。”推测王君的心,是不是喜欢别人的长处,虽有一技之能也不放过,因此也就爱到了他的遗迹呢?或者是想推崇王羲之苦学的精神,以勉励他的学生呢?人有一技之能,便使后人如此崇敬,更何况仁人志士的遗风余韵,足以影响后世,那又该如何崇敬呢!文章最后才点明,“墨池”旧址之上是今天的州学府,本文是应王盛的请求而作,而王盛的目的又是“勉其学者”。这就使得曾巩的所有发挥,都是题中应有之义,这是非常高明的。这篇文章只有285字,但构思精妙,言简意赅,辞浅义深。文章多用设问句、反问句和感叹句,是全篇的神来之笔。不仅层层递进,而且平添了一唱三叹的情韵。因此,《墨池记》在历代都受到好评,成为我国古代“记”体散文中的名篇。同时也说明,曾巩学习书法,首先是从揣摩前辈的宝墨法帖人手的。

  在学习书法和对书法的认识上,曾巩与欧阳修、王安石的差别在什么地方呢?和欧阳修对书法的认识相比,曾巩略胜一筹。欧阳修在《笔说》中说:“博物尤难,然非学者本务。”他认为,书法只是一“物”,不是学者的本业,进而说,“惟贤者能存尔。”书法只是贤达的人能够掌握的技艺,他和曾巩“通其意”的认识是有差距的,所以,欧阳修在北宋书法界也不见经传,就不奇怪了。再说王安石,朱熹对王安石的书法有这样的评价:

  “张敬夫尝言:平生所见王荆公书,皆如大忙中写,不知公安得有如许忙事。此虽戏言,然实切中其病。”

  这段话是说,王安石的字都是像在很忙乱的时候写的,说明他写的大都是草书。这就像他的文章,峻沽凌厉,书风和文风也是相通的。前面提到,朱熹评价曾巩的书法“简严静重”,大概多是楷书才能有此特点。

  综上来看,一个人的文艺思想,不仅影响他的文学创作,也影响他的技艺掌握和发挥,并可以循此去探寻他的学习路径、态度和方法,不失为研究古代文人的一个有效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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