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何谓文化》「上」
自序(1)
文化究竟是什么?
现在，中国到处都在摆弄文化，但很多人心中都搁着这个最根本的问题，没人回答。
翻翻词典凑个定义是容易的，但很多定义，说了等于没说。
中国突然渴求文化了，在还没有弄清楚它是什么的时候就渴求了。这是一个极为重要的精神契机，过去从来没有出现过，必须百倍重视。
渴求是因为缺失。既然缺失了，就不会清楚它究竟是什么。因此，天下很多渴求，都是以提问的方式来表达的。
对于文化问题，我决定用最诚恳、最隆重的方式来试着回答。
回答分以下四个部分——
一、学理的回答。
二、生命的回答。
三、大地的回答。
四、古典的回答。
请容我分别加以说明。
学理的回答
这主要是我在海内外的一些演讲。其中包括——
第一篇，我在境外一所大学获颁荣誉博士称号后的学术演讲。听讲者除了广大师生外，还有同时获颁荣誉博士称号的那些第一流科学家。因为是向科学家论述文化，因此力求讲得严密、干净、周致。
第二篇，我在联合国世界文明大会上作为唯一受邀的中国演讲者，论述了中华文化的一个重要本性。演讲时，与外国学者有比较尖锐的辩论。
第三篇，我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博科娃女士的对话。那一天，联合国发布了自成立以来第一份有关文化的世界报告。我向到场的各国学者，对这份世界报告进行了比较系统的论述。
其他两篇漫谈式的文章，可能比较切合当今中国社会的实际需要。一篇是说个人身上的文化应该表现在哪些方面。一篇是说市长们应该如何来建设城市文化。
这些演讲和文章加在一起，从学理上比较完整地回答了“何谓文化”的问题。但是，说是学理，却并不艰深。艰深大多是为了掩盖鲜活的真相，我没有权利掩盖，所以避免了。
生命的回答
这是本书中最让我动情的部分。一些已经离世的文化巨匠，几乎用全部生命揭示了文化的深层奥秘。
谢晋的弱智儿子，天天在门孔上张望着，等待爸爸回来，结果连眉毛都磨光了。最后我们知道，谢家的门孔就是文化的象征，在封闭的大门上寻找一个亮点，投出一份企盼。谢晋就像他儿子，在门孔上不离不弃。
文化在灾难时代应该有什么作为?萧伯纳的中国学生黄佐临在抗日战争爆发后第三天就告别老师，远赴国难。终于，他创造了在世界大战中连续多年的艺术奇迹，展现了中华民族不屈的文化尊严。几十年后，年迈的他又在极左时代创立了世界三大体系中的写意戏剧观，又一次震动国际文化界。
成长于五四运动中的文化老人如果一直活着将会如何?巴金用百年生命作了最完满的回答。前半生做两件事：“反封建”、“争人道”。后半辈子做两件事：“斥棍子”、“讲真话”。都那么朴素，却概括了二十世纪中国文化中最正派的精神脉络。
我在回忆自己与这些文化前辈的过程中，又加上了一位自己并不认识的政治人物，这在我历来的写作中是绝无仅有的。这位政治人物，就是周总理。他在四十年前领导的文化重建，对于挽救陷于民粹主义荼毒的中国文化，十分重要，而且也与我本人息息相关。因此，我用《四十年前》和《寻石之路》两篇文章来叙述。我后来为什么能在诸多风浪中坚持文化?也顺便作了回答。
自序(2)
《欠君三拜》，写了一位我不认识，却在我每次受到诬陷时都站出来维护我，而当我准备郑重感谢时却溘然离世的大学者。他，就是章培恒先生。我在文章中说，他像一头远行的骆驼，把倒下前的最后一口热气，也吐给了寒风中的另一头骆驼，一头他不认识的骆驼。当然，这是文化的悲壮。
以上几位巨匠都已去世，最后一篇《仰望云门》则写了三位依然健在的台湾文化耆宿林怀民、白先勇和余光中，看他们是如何对待文化的。
这七篇文章，是我平生散文写作中的自珍箧藏。每次重读都会一次次半途掩卷，让心情恢复平静。本该单独出一本精致小书，但仔细一想，还是让它们挤在这里共襄解读文化的盛举吧。生命不是概念，但最深的概念唯有生命才能解析，何况，这是一些什么样的生命!
大地的回答
文化虽然是一个极大的课题，却又容易随风飘散。幸好它也有可能把最坚实的印记留在大地上，那就是散布各处的文化遗址。
文化在中华大地上演出过多大的场面?只有遗迹可以见证。但是，这些遗迹是沉默的山，是孤寂的塔，是肃穆的庙，是嶙峋的岸，需要被阐释、被说明，于是就有了碑。
近三十年，各地在保护和修复古迹的过程中，都想到了要在保存老碑的基础上再立新碑。新碑的碑文请谁来写?据说好几个地方还进行了民众投票，大家对我表示了很大的信任。中国社会素重官场，却把书写碑文这样的大事托付给一个并无官职的文人，我感受到一种质朴的文化传承。
有些“历史重地”份量太重，我推辞再三，却还有一部分未能推掉。
碑文并不好写。倒不是因为要与古代那些著名的碑铭词赋作比较，而是我们作为现代人终于明白了，这是一种“公众文本”。“公众文本”必须适合当代普通人阅读，不能蹈古，不能炫己，不能玩文，不能弄学，不能逞才，否则就侵害了现代社会“公共空间”的伦理权利。因此我写碑文，都是立足今日情思，略采古典句韵，收集当地意见，力求通俗易懂。不同的碑文，文笔的比重又不相同，有的就完全侧向于白话文。
碑文的书法也是我自己写的，这倒是古代的传统了。对我而言，也算完成了一种“双手合拢”的朝拜，一手是文句，一手是笔墨。朝拜的对象，正是山川间的巍巍胜迹。这是我平生所写最大体量的文章和书法，感谢那么多优秀的工匠，叮叮当当地把我们这一代的虔诚刻凿到了花岗岩和汉白玉上。
在我所书写的大碑中，选了以下几份碑文收入本书：立于湖南的《炎帝之碑》，立于陕西的《法门寺碑》，立于安徽的《采石矶碑》，立于江苏的《钟山之碑》和《大圣塔碑》，立于上海的《金钟楼碑》。
我应邀书写的名胜题额更多，本书选了《秦长城》、《云冈石窟》、《都江堰》、《昆仑第一城》、《净月潭》这五幅的说明词。
这一切加在一起，好像是中国大地的四面八方都在讨论什么是文化了。这个景象，让我神往。
在那么多大碑、公碑之后，我又悄悄加了一个私碑，那就是我的好友、大导演谢晋先生的墓碑。理由是，我在碑文中概括的他，也是对文化的一种回答。
古典的回答
为了尽善尽美，我还请出了古人。
我选了几个有关精神文化的经典文本，把它们翻译成了当代散文。
我对自己的翻译提出了极高的要求，那就是在把握原文奥义的学术前提下，挖掘出古今文思之通，古今诗情之通，古今哲理之通，然后用尽可能优美的白话散文予以表述。因此，这种翻译，不是拉线搭桥，而是凿通隧道，其难无比。
大家从四篇今译中可以看到，佛陀、庄子、屈原、苏轼是怎么看待精神天地的。他们都不是文化的诠释者，而是文化的创造者。在我看来，唯有创造，才能说明世界，说明文化。
至此，我觉得，对文化的回答已经相当完整。
我在翻译的时候，又用行书抄写了这几篇经典的原文，已收入我几部书法集。因此，也就顺便在本书的每篇今译之后附印了一点点我的书写片断。前面的碑文书法，我也选了一些片断放在书里，也许会让整本书显得更加灵动、丰富一些。
如此这般，均祈教正。
壬辰年初夏于上海
何谓文化
——在接受澳科大荣誉博士称号后的学术演讲
简目
一、文化到底是什么?
二、文化的最终目标。
三、中国文化的特性。
四、中国文化的弊病。
五、近三十年的进步。
六、当前的文化隐忧。
尊敬的许敖敖校长，两岸三地前来祝贺的教育界贤达，各位教授和同学，下午好!
感谢澳科大授予我荣誉博士称号。这份荣誉，不仅仅来自称号本身，更来自于一起获得这个称号的其他名字。
这中间，有名震国际的水稻专家袁隆平先生，有指导全国抗击了SARS灾难的医学专家钟南山先生，有领导绕月飞行而被称为“嫦娥之父”的航天专家欧阳自远先生，有很早被聘为美国大学校长的华人科学家吴家玮先生，有第一个被聘为英国大学校长的华人科学家杨福家先生……。这些科学家，有的我早就熟识，有的则是新交的朋友，几天来有机会长时间交谈，很是兴奋。
我历来认为，人生最大的享受，不是华宅美食，而是与高人相晤。但是，科学高人们总是极其繁忙，又星散各地，很不容易畅叙。为此，我要再一次感谢澳科大为我们创造了这个机会。
与这些科学家不同，我这次获颁的是“荣誉文学博士”，因此我今天的演讲也就推不开文化的话题了。但是在这里我首先要向科学家们叫几句苦：讲文化，看起来好像比你们讲科学容易，其实并不。原因是——
第一，科学有定量定性的指标，文化没有。
第二，科学有国际标准，文化没有。
第三，科学家很少受到非专业的评论，但在当前中国文化界，非专业的评论者在人数上是文化创造者的几百倍，在言论上都非常激烈。
这三个原因，已经造成文化话语的烟雾迷茫。本来，社会转型的终极目标是文化转型，但是，正当社会各部门纷纷向文化求援的时候，原来处于滞后状态的文化领域反过来充当起了老师。结果就产生了一系列反常现象，例如，最需要改革创新的时代却推崇起复古文化，最需要科学理性的时代却泛滥起民粹文化，最需要大爱救灾的时代却风行起谋术文化，最需要发掘人才的时代却重拣起咬人文化……，等等。正是这些反常的文化现象，使国际间和我们的下一代对中华文化产生了更多的误读。
这种误读的后果是严重的。
我想用一个比喻来说明问题。现在的中国就像一个巨人突然出现在世界的闹市区，周围的人都知道他走过很远的历史长途，也看到了他惊人的体量和腰围，却不知道他的性格和脾气，于是大家恐慌了。阐释中国文化，就是阐释巨人的性格和脾气。如果我们自己的阐释是错乱的，怎么能够企望别人获得正见?
有一个对比，我每次想起都心情沉重。你看，德国发动过两次世界大战，本来国际形象很不好。但是，当贝多芬、巴赫、歌德等人的文化暖流不断感动世人，情况也就发生了变化。中国在世界上，并没做过什么坏事，却为什么反而一直被误读?
我想，至少有一半原因，在于文化的阻隔。
既然问题出在文化上，我们也就应该完整地对它作一些思考了。
文化到底是什么
你们如果到辞典、书籍中寻找“文化”的定义，一定会头疼。从英国学者泰勒(，1832—1917)开始，这样的定义已出现两百多个。那两百多个定义，每一个都相当长，我敢担保，你们即使硬着头皮全部看完，还是搞不清楚文化到底是什么。请记住，没有边界的国家不叫国家，没有边界的定义不是定义。
文化定义的这种毛病，让我想起了美国文化人类学家洛威尔(，1856—1942)发出的叹息：
在这个世界上，没有别的东西比文化更难捉摸。我们不能分析它，因为它的成分无穷无尽。我们不能叙述它，因为它没有固定的形状。我们想用文字来定义它，这就像要把空气抓在手里：除了不在手里，它无处不在。
文化确实很难捉摸。因此，我们的传媒在讲述文化的时候，也只是说它有可能发挥的效果，如“凝聚力”、“软实力”、“精神家园”等等，都是比喻，至于文化本身是什么，还是没说明白。近来又有不少地方把文化等同于“创意产业”，这又把两个不同的概念混淆了。因为文化中那些最经典、最高尚的部位，早就在千百年前就完成“创意”，更难以变成“产业”。
按照我的学术经验，对于那些最难下手的大题目，可以从它的裂缝处下手。你看，文化在这里就露出了它的一条裂缝：我们身边有很多跨国婚姻一一离散，离散的原因大多是“文化差异”。然而仔细一问，男女双方既不在“文化界”，也不是“文化人”。可见，“文化”的含义远远大于文化部门和文化职业。这条裂缝，可以让我们窥知文化的真正奥秘。
我们现在所关注的文化，既不能大到无限广阔，又不能小到一些特殊的部门和职业，那它究竟是什么呢?看来，还要想办法给它一个定义。三年前，我在香港凤凰卫视的《秋雨时分》谈话节目中公布了自己拟订的一个文化定义。我的定义可能是全世界最简短的——
文化，是一种包含精神价值和生活方式的生态共同体。它通过积累和引导，创建集体人格。
对于这个定义中的几个关键词需要解释一下。我前面说到不少跨国婚姻因“文化差异”而离散，其中一个例子，就是作为丈夫的华人每年清明节必须从美国的公司请假回故乡扫墓，使他的美国妻子觉得难以理解。这就在“精神价值”和“生活方式”上，说明了“文化差异”是什么。
文化是一种时间的“积累”，但也有责任通过“引导”而移风易俗。在这个动态过程中，渐渐积淀成一种“集体人格”。中华文化的最重要成果，就是中国人的集体人格。
瑞士心理学家荣格(，1875—1961)说：“一切文化都沉淀为人格。不是歌德创造了浮士德，而是浮士德创造了歌德。”他在这里所说的“浮士德”，已经不是一个具体的人名，而是指德意志民族的集体人格，也就是德意志文化的象征。这种集体人格早就存在，歌德只是把它表现了出来罢了。
在中国，自觉地把文化看成是集体人格的是鲁迅。他把中国人的集体人格，称作“国民性”。他的作品《阿Q正传》、《孔乙己》、《药》、《故事新编》等，都在这方面作出了探索。因此，直到今天，他还是高出于中国现代的其他作家。
当文化一一沉淀为集体人格，它也就凝聚成了民族的灵魂。必须注意的是，民族的灵魂未必都是正面的，从歌德到鲁迅都曾经深刻地揭示过其间的负面成分。
按照我所拟定的文化定义，今天中国文化在理解上至少有以下五方面的偏差：
第一，太注意文化的部门职能，而不重视它的全民性质。
第二，太注意文化的外在方式，而不重视它的精神价值。
第三，太注意文化的积累层面，而不重视它的引导作用。
第四，太注意文化的作品组成，而不重视它的人格构成。
第五，太注意文化的片断享用，而不重视它的集体沉淀。
所以，大家看出来了吧，我的定义虽然简短，内涵却是不小。这不是我的功劳，而是文化在本性上的必然诉求。
由于文化是一种精神价值、生活方式和集体人格，因此在任何一个经济社会里它都具有归结性的意义。十几年前，在纽约召开的“经济发展和文化转型”的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各国学者达成了一系列共识，值得我们参考。
例如：
“一个社会不管发达和不发达，表面上看起来是经济形态，实际上都是文化心态”。
“经济活动的起点和终点，都是文化”。
“经济发展在本质上是一个文化过程”。
“经济行为只要延伸到较远的目标，就一定会碰到文化”。
“赚钱，是以货币的方式达到非货币的目的”。
“赚钱的最终目的不是为了衣食，而是为了荣誉、安全、自由、幸福，这一些都是文化命题”。
说这些话的人，大多是经济学家，而不是文化学者。他们不深刻，却是明白人。
文化的最终目标(1)
我们已经从定义上说明文化是什么，但还没有指出它的最终目标。不管是精神价值、生活方式，还是集体人格，总会有一个正面、积极、公认的终极指向吧?它究竟是什么呢?
我刚刚引述的在纽约国际学术研讨会上诸多经济学家的发言，都强调了文化在经济活动中的重要地位，却都没有说明他们追求的文化目标是什么。
他们所说的文化，如果按照上述定义来解析，那么，在精神价值上，很可能是指理想、荣耀、成功。在生活方式上，很可能是指游学、交际、冒险。在人格修炼上，很可能是指崇敬、反省、乐观。诸如此类，都很不错。但是，还缺少终极指向。“理想”的内容是什么?“成功”的标准是什么?“反省”的基点是什么?
在这里我想举出美国企业家贝林先生的例子来说明问题。我曾为他的自传写过序言，与他有过深入的交谈。
他对我说，他原先为自己定下的文化目标是“展现个性的成功”。其中，又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他追求“多”，即利润多，产业多。第二阶段，他追求“好”，即质量、品牌都达到国际一流。第三阶段，他追求“独”，即一切都独一无二，不可重复。他说：“当这三个阶段全都走完之后，我还不到六十岁。我感到了前所未有的无聊，甚至觉得连活着都没有意义了。”
直到二○○一年三月，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在亚洲某地把一把轮椅推到一个六岁的残障女孩前，女孩快速学会运用后两眼发出的生命光辉，把他的生命也照亮了。几年后，在非洲，一个津巴布韦青年背着一位完全不认识的残障老妇人，用几天时间穿过沙漠来向贝林先生领轮椅，贝林先生看着这个青年独自向沙漠深处走回去的背影想：“我一直以为有钱才能做慈善。他让我明白，我这一生把梯子搁错了墙，爬到顶上才发现搁错了。”
现在，贝林先生成天在世界各地忙碌，早已没有一丝无聊之感。他在做什么，我想大家一猜就明白。
这是一位六十岁之后才找到了文化的最终目标的大企业家。
他明白了，文化的最终目标，是在人世间普及爱和善良。
贝林先生与我们一样，当然从小就知道爱和善良，并把它们看成是道德之门、宗教之门，却很少与文化联系起来。文化，似乎主要是来制造界线的：学历的界线、专业的界线、民族的界线、时代的界线、高低的界线、成败的界线、贵贱的界线、悲喜的界线、雅俗的界线……在这重重叠叠的界线中，人们用尽了才华和智谋，编制了概念和理由，引发了冲突和谈判。这一切，似乎全都归属于文化范畴。贝林先生原先争取的“个性”、“成功”、“多”、“好”、“独”，也都是因为一条条诱人的界线而被误认为是“文化追求”。
歌德的一句话，就把整个“局”破解了。他说——
人类凭着聪明，划出了一条条界线，最后用爱，把它们全部推倒。
因此，贝林先生在六十岁之后获得的转变，是他摆脱一重重“小文化”的界线之后所发现的“大文化”。这种“大文化”，居然是他从小就听熟的词汇：爱、善良。
爱和善良超越一切，又能把一切激活。没有爱和善良，即便是勇敢的理想，也是可怕的。即便是巨大的成功，也是自私的。相反，如果以爱和善良为目标，那么，文化的精神价值、生活方式和集体人格，全都会因为这个隐藏的光源，而晶莹剔透。
文化的最终目标(2)
一个最复杂的文化课题，立即变得不复杂了。
中国儒家说：“仁者爱人”，“爱人者人恒爱之”，“与人为善”，“止于至善”。他们都把爱和善良看成是最高德行，最后原则。
回溯远古历史，最早所说的“文化”，就是指人活动的痕迹。当这种痕迹集中起来，“文化”也就是人类在特定时间和空间上的生态共同体。但是，这样的共同体应该很多，为什么只有很少几个能在极其恶劣的条件下生存下来，而其他却不能?过去的解释是，能生存，只因为强大。其实只要稍稍研究一下比较严重的自然灾害和传染病疫就能明白，人类在巨大而突发的破坏力面前，一时的所谓强大并没有用。如果不能互相救助，反而互相争夺，那么，谁也存活不了。因此，存活之道，繁衍之道，发展之道，必然包含着大爱之道、善良之道。
从大说到小，就连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能够存在，也必定是无数前人善良的结果。我曾在一篇散文中写道：
唐末一个逃难者在严寒之夜被拉进了一扇柴门，宋代一个书生涉江落水被路人救起，这很可能是我的祖先。一场灭绝性的征剿不知被谁劝阻，一所最小的私塾突然在荒村开张……这些事情，也都可能远远地与我有关。因此，我们区区五尺之躯，不知沉淀着多少善良因子。文化是一种感恩，懂得把它们全部唤醒。
我不否认，历史上更多地存在着“弱肉强食”的丛林原则。但是，正是在血泊边上的点滴善良，使人类没有退回丛林变为动物，这就是动物所没有的“文化”。世间很多最初原理都会变成终极原理，善良也就由此而成了文化的最终目标。
在这个问题上，儒家文化宣示得非常堂皇却分析不多，而佛教文化却建立了一个更精密的精神架构。
佛教的逻辑出发点，倒不是善，而是苦。人为什么有那么多苦?因为有很多欲求。而细究之下，所有的欲求都是虚妄的。世间种种追求，包括人的感觉、概念、区分，都是空相。在快速变化的时间过程中，连自己这个人也是空相。由此，得出了“无我”、“无常”的启悟，可以让人解脱一切羁绊。但问题是，处于早已蒙恶的世间，“独善”的自己已不真实。那就应该解救和引渡众人，在“精神彼岸”建立一处净土。这一来，对于整个人间，都要用善良和慈悲的情怀拥抱和融化，所谓“无缘大慈，同体大悲”，就是这个意思。
包括佛学家在内的很多哲学家都认为，人之为人，在本性上潜藏着善的种子。灌溉它们，使它们发育长大，然后集合成一种看似天然的森林，这就是文化的使命。
对于这一点，我本人，是从中国民众一次次自发救灾的壮举中才深深体会到的。因此我曾多次说，我的文化课程，部分完成于课堂，部分完成于书房，而更重要的部分，则完成于一个个遗迹废墟，和一个个救灾现场。
德国哲学家康德曾多次表示，对于人类最终的善良原则和道德原则，不可讨论，也不必讨论。它们像星座一样高耀头顶，毋庸置疑，必须绝对服从。
雨果又补充一句：
善良是精神世界的太阳。
当然，不管是星座还是太阳，并不能取代一切。文化的天地辽阔而多变，接受善良的光照会有很多不同的层面和方式。例如，思索人生过程，寻找审美形式，表达震惊、恐惧、怜悯、软弱、无奈，都是以珍惜生命为起点，因此也在善良的坐标之内。呐喊、诅咒、谴责、揭露，也都与此有关。即便是纯粹描写山水，创造美的形态，也都是对人类感觉的肯定，对居息星球的探询，皆属大爱范畴。
因此，以爱和善良为终极目标，并不会缩小文化的体量。
中国文化的特性(1)
讲了文化，就要缩小范围，讲中国文化。
中国文化的特性究竟是什么?很多学者发表了各种意见，我大部分不赞成。原因只有一个，他们所找出来的“特性”，并没有区别于其他文化的真正特殊性。
例如，“刚健有为”、“自强不息”、“海纳百川”、“尊师重教”、“宽容忍让”、“厚德载物”等成语，一直被轮番用来概括中华文化的特性。看起来好像并没有错，但一旦翻译成外文就麻烦了，因为世界上绝大多数民族的经典中都有类似的说法，我们只不过是用汉语文言来表述罢了。
这表明了中国文化和世界文化的可贵一致，却也表明，我们不能以这些一致性来说明中国文化独特性。
更重要的是，这些美好的语汇，大多是古代思想家对人们的教诲和宣示，并不能说明大家已经投之于实践。有一些，恰恰古代思想家是看到大家没有做到，才提出这种训诫的。因此，所谓文化特性，还必须具有广泛而长久的实践性。
按照独特性和实践性的标准，我把中国文化的特性概括为三个“道”——
其一，在社会模式上，建立了“礼仪之道”。
其二，在人格模式上，建立了“君子之道”。
其三，在行为模式上，建立了“中庸之道”。
用这三个“道”来说明中国文化与别的文化的根本区别，外国人能接受吗?
我从六年前开始，就应邀分别在美国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哥伦比亚大学、马里兰大学、华盛顿国会图书馆以这样一条思路进行演讲，反响十分积极。每次演讲之后，我照例还会与当地的教授、学者作一些讨论。大致可以肯定，这样的思路比较容易被国际学术界认可。
下面，我想用最简单的话语，对这三个“道”略作说明。
先说“礼仪之道”。我们的祖先早已发现，文化虽软，但要流传必须打造出具体的形态。从原始社会传下来的各种民间文化，大多是以陋风恶俗的强硬方式来推行的。那么，思想精英们试图推行的仁爱、高尚、温厚、互敬、忍让、秩序，也不能流于空泛，而必须设计出一整套行为规范，通过一定的仪式进行半强制化的传扬。例如，出于亲情伦理的孝文化，年幼的孩子尚未获得深刻认知时，也必须学会每天向父母亲请安。这种请安就是半强制化的行为规范，也是孝文化得以延续的缆索。因此，所谓“礼仪”，就是一种便于固定、便于实行、便于审视、便于继承的生活化了的文化仪式。设计者们相信，只要规范在，仪式在，里边所蕴藏着的文化精神也就有可能存活，否则，文化精神只能随风飘散。因此，荀子说，“礼者，人道之极也”。意思是，礼仪是人文道德的根本。礼仪当然也会给每个个人带来很多不自由，这一点孔子早就看出来了，因此说“克己复礼”。正是孔子和其他先师们的努力，使中国在不少时候被称为“礼仪之邦”。
把“礼仪”当作社会模式，也使中国文化在几千年间保持着一种可贵的端庄。缺点是，“礼仪”太注重外在形式和繁文缛节，限制了心灵启蒙和个性表达，更阻碍了大多数中国学者进行超验、抽象的终极思考。
再说“君子之道”。儒者企图改造社会而做不到，最后就把改造社会的目标变成了改造人格。起先，他们设定的行为程序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修身是出发点，谁知辛苦到后来，治国、平天下的计划基本落空，因此，出发点又变成了目的地。他们修身的模型，就是君子。
中国文化的特性(2)
把君子作为人格理想，是中国文化独有的特征。在这里我们不妨作一个宏观对比：在这个世界上，有的民族把人格理想定为“觉者”，有的民族把人格理想定为“先知”，有的民族把人格理想定为“巨人”，有的民族把人格理想定为“绅士”，有的民族把人格理想定为“骑士”，有的民族把人格理想定为“武士”，而中华民族的人格理想是“君子”，不与它们重复。
我们的祖先没有给君子下一个定义。但是比下定义更精彩的是，他们明确设定了君子的对立面——小人。而且，在一切问题上都把君子和小人进行近距离的直接对照。这种理论方式，形象鲜明，反差强烈，容易感受，又琅琅上口，非常便于流传。
你们看，历来中国人只要稍有文化就能随口说出“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君子泰而不骄，小人骄而不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等等。结果，两千多年说下来，君子和小人的界限成了中国文化的第一界限。只要是中国人，即使失败了也希望失败得像个君子，而不希望转变为成功的小人。即使被别人说成是坏人，也不愿意被别人说成小人。如此深入人心，证明古代儒者确实已经把一切政治之梦、礼仪之梦凝缩成了君子之梦、人格之梦。
最后说“中庸之道”。简单说来，就是中国文化在本性上不信任一切极端化的诱惑。“中庸之道”认为，极端化的言词虽然听起来痛快、爽利，却一定害人害己。因此，必须警惕痛快和爽利，而去寻求合适和恰当。必须放弃僵硬和狭窄，而去寻求弹性和宽容。
“中庸之道”是一种整体思维方式。它反对切割，而提倡整合。它希望清晰，却又容忍混沌。它要求结果，却也承认过程。它知道是非，却又肯定转化……。它认为，互补、互动、互易的整体，是世界的真相，而极端化思维则是虚假思维。
中国历史上也出现过不少极端化事件，就近而言，像义和团、“文革”等等，但时间都不长。占据历史主导地位的，还是基于农耕文明四季轮回、阴阳互生的“中庸”、“中和”、“中道”哲学。这种哲学，经由儒家和道家的深刻论述和实践，已成为中国人的基本行为模式，与世界上其他地方一直在痴迷的宗教极端主义和军事扩张主义形成鲜明的对照。我认为，中华文明之所以能够成为人类几大古文明中唯一没有中断和消亡的幸存者，有很多原因，其中最重要的秘密就是“中庸之道”。“中庸之道”在一次次巨大的灾难中起了关键的缓冲作用、阻爆作用和疗伤作用，既保全了自己，又维护了世界。例如，中国的主流文化不支持跨国军事远征，这就和其他那些重大文明很不一样。这种区别，连很多来华的西方传教士也过了很久才弄明白，发觉根源就是“中庸之道”。二○○五年我曾在联合国世界文明大会上发表了题为《利玛窦说》的演讲，以一系列历史事实，从文化哲学上批驳了“中国威胁论”。
好了，三个“道”，社会模式、人格模式、行为模式齐全，而且组合严整，构成了一种大文化的“三足鼎立”。这尊文化之鼎，既是中国人精神凝聚的理由，又是中国人在地球上的一个重大建树。别人如果不承认，那是他们自己没有见识。
有些人，直到今天还经常拿着西方近代建立的一些社会观念贬斥中国和中国人。不错，那些西方观念都很优秀，很值得我们学习，但我稍稍也有一点不服气。因为在那些观念产生之前，中国文化已经相当刚健地存活了至少五千年。“相当刚健”的证据，就是当同年的邻居早已纷纷死亡，而它还生气勃勃地活到了今天，活出了诸子百家，活出了秦汉唐宋，活出了人丁兴旺。活得那么久，活得那么大，难道就没有自己的精神价值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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