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连数个夜晚读范文正公仲淹。如观洞庭湖，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此刻夜已深，窗外雨潺潺。缓缓地合上《范仲淹传》，犹如合上厚重的千古史书，心里一片静穆。无限的感动，无尽的思索。
闭上眼，静听雨声。脑海里浮现的却是，初入仕途的范公在疾风骤雨里查看水情，在汹涌浪头里指挥若定，雨水在他坚毅的脸庞上肆意流淌，然那炯炯目光透过雨雾却看得更远......
当年他初入仕途，在靠近黄海之滨的泰州西溪监盐仓(负责监督淮盐贮运及转销)，看到旧海堤年久失修，淹没良田，人民苦难深重。于是上书江淮漕运张纶，痛陈海堤利害，建议重修捍海堰。这本不是他分内之事，然而对百姓有利，他就去做了。堤修起来了，水患消除了。当地百姓铭记他的功德，许多人改姓范以纪念他，他主持修建的那段海堤也被称为“范公堤”。“慨然有益天下之心”，这在他年轻的心里已扎下深根。
剑胆
范仲淹在地方上做父母官的时间比做京官的时间要长得多。地方任上，他勤政爱民，既有突出的为政智慧，又有博大的仁者情怀。因其杰出的政治才干和可信的人品，朝廷几乎把他当成“救火队员”。像当时苏州发生水灾，他知睦州还不到半年，朝廷立马调他到苏州应急。经过一个多月的“按而视之”，“究而思之”，他对水灾就做到了心中了然。继而制定出合理的治水方案，兴修水利，导湖入海，卓有成效。 他在饶州做知州时，那里民风好斗，官吏狡诈生事，欺压百姓。范仲淹通过兴办学校，严明法令，尊尚贤达等方法教育官员百姓，仅一年多时间，风气大变。饶州百姓在多处为范公立祠，年年祭奠，香火不绝。后有人记录此事说：从古至今，在饶州做过地方长官的近千人，只有范仲淹得到当地百姓如此的崇拜和追思。晚年他知邓州，百姓爱戴他，拦住前来宣读召令的朝廷使者，殷切请求范公留任，最终朝廷同意了。
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当官若为民做主，百姓时时记心头。
古代有志文人都有“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政治理想，然而能身体力行的少之又少。范仲淹却能把自己的政治理想和道德准则落实到现实行为中，且政绩显赫，功在当代，实乃士人之楷模。他为政的智慧即以民为本，秉持公心。时时处处以百姓的利益为出发点，急百姓之急，忧百姓之忧，乐百姓之乐。范仲淹是孔孟仁政思想的忠实信徒，设若这两位圣人见得范仲淹，定会引他为知己，也定会为范仲淹的政行无比欣慰。
当然，范公“处江湖之远”时，除了做好分内之事，仍不忘国家大事，上疏议政。朝廷积弊甚多，他上万言书提出改革意见;朝廷要修宫殿，他认为“大兴土木，劳民伤财”，建议停工;朝廷违规提拔谪降官员，他批评说这不是“太平之政”……“忧天下之心”，鉴明水澈。明智宽厚的仁宗因此喜欢他的忠直可信。
“居庙堂之高”时，他主持的“庆历新政”，开北宋改革风气之先，自不必说。单说他在朝廷里做谏官时，那年7月，天下大旱，蝗灾蔓延，江淮和京东一带灾情尤其严重。为了安定民心，范仲淹奏请朝廷派人视察灾情，仁宗当时忙着其他事，不予理会。范仲淹便质问仁宗：“如果宫中停食半日，陛下该当如何?”仁宗幡然醒悟，派范仲淹安抚灾民。范仲淹应诏赈灾，开仓济民，建议免除灾民徭役。并将灾民充饥的野草带回朝廷，给内宫皇戚做特别展示，以戒奢侈之风。
“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乎?”这是晚年退居邓州的范仲淹对自己一生政治思想的总结，也是他时时处处践行的为政理念。“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震古烁今的哲句里蕴蓄着炽热的家国情怀和磅礴的浩然正气，如黄钟大吕般永恒响彻在后人的精神时空里......
生有时候需要沉淀，要有足够的.时间去反思，才能让自己变得更完美;人生需要积累，只有常回头看看，才能在品味得失和甘苦中升华。向前看是梦想、是目标;向后看是结果、是修正。
范仲淹不仅文治灿然，武功更是卓著。毛主席评价：“中国历史上有些知识分子是文武双全，不但能够下笔千言，而且是知兵善战。范仲淹就是这样的一个典型。”
他在52岁时，被派往西北前线抵御西夏。当时北宋与西夏交战，宋师惨败。范仲淹可谓是“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针对北宋“武之不修”的现状，他提出的战略观是“积极防御，步步紧逼”。而后大刀阔斧地进行军队整改。对荒废日久饱于衣食的士兵，他严格训练，整顿军纪，修城筑寨，步步为营。他身先士卒，体恤军情，知人善任，从善如流。他临战指挥，随机应变，分兵部署，扎实有力。其大将风度，人皆敬之。西夏人与他较量多番后，只得退避三舍，偃旗息鼓，因为“今小范老子(范仲淹)腹中自有数万甲兵，不必大范老子(原延州知府范雍)可欺也。”其军事才能令人叹赏。更难能可贵的，他负责前线军务，还负责保护延边百姓的利益。凡以军务名义损害百姓利益者严惩不贷。因此西北边境的百姓在他生前就立他的画像和建立祠堂供奉他。他去世时，羌族各部聚集数百人，像失去父亲一般痛哭不已，斋戒三天才散去。
为官者，百姓的口碑是对他的最高褒奖。一心为民者，百姓会在心里为他树起一座永恒的丰碑。
范仲淹特别善于识人。被他推荐的人才举不胜举，大家熟悉的，像欧阳修，王安石，理学家张载，一代名相富弼，思想家李觏，名将张亢、周美、种世衡等等。特别有名的是狄青。当狄青还是个下级军官时，范仲淹就对他很器重，授之以《左氏春秋》，说：“将不知古今，匹夫勇尔。”狄青从此发奋苦读，精通兵法，后升任枢密使，成为一代名将。
范仲淹说，如果我推荐的人今后贪赃枉法，自己愿意同罪受罚。看到此处，我禁不住热泪长流，为范公的赤胆忠心，为他的襟怀坦白。国家有此贤臣，何其幸也!
纵观范仲淹一生，为政为军，成事功，得民心，扬美名，真是古今为官的最高境界。这得益于他的鸿志，忠心，干才，廉行，更是缘于他的浩然正气，高洁人格。
琴心
他坚毅刚直。“每感激论天下事，奋不顾身。”他八年内曾贬官三次，自称“三黜人”，是标准的“迁客”。何以至此?皆因直言上谏。第一次是劝谏当权派刘太后还政，得罪太后;第二次是力劝与皇后有隙的皇帝不要废皇后，得罪皇帝;第三次是向仁宗皇帝进献《百官图》，对宰相吕夷简用人制度提出尖锐批评，得罪宰相。到了被贬地，他依然上书再次申明自己的建议。这种“宁鸣而死，不默而生”的凛凛骨气，对宋代士风产生了深远影响，尤其是后来的欧阳修，身体力行了他这种精神。
他宽厚仁爱。专政的刘太后去世后，仁宗严厉惩罚当年阿谀太后者，启用因反对太后遭贬谪外放者。见风使舵之徒观察到皇帝的意思，故意诽谤已故太后，借此升官。范仲淹立即告诫皇帝，太后虽秉政多年，但亦有养护仁宗之功，”宜掩其小故以全大德“。仁宗采纳，诏令朝廷内外不得擅自议论太后之事。想当年范仲淹第一次被贬，就源自刘太后对他的打击。然正直不阿的范公并不记恨太后，也不曲意迎合皇帝，唯以朝廷和国家为重。这是怎样的宽阔胸襟!他第二三次被贬皆因为得罪了当朝宰相吕夷简，后来西北边塞告急，吕夷简在皇帝面前力挺范仲淹。皇帝借此让二公和好，范仲淹说：我们只是论国事意见不同，我从未记恨过吕公。在边关时他多次与吕宰相书信交流，交换意见。吕夷简病逝后，他作《祭吕相公文》，表达沉痛悼念之情。朱熹对这件事曾有评说：“范公平日胸襟豁达，毅然以天下国家为己任。既为吕公而出，岂复更有匿怨之意?况公尝自谓平生无怨恶于一人，此言尤可验。”这就是伟人的一代风范，“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仁者爱人，光风霁月。
生有时候需要沉淀，要有足够的时间去反思，才能让自己变得更完美;人生需要积累，只有常回头看看，才能在品味得失和甘苦中升华。向前看是梦想、是目标;向后看是结果、是修正。
他慈善醇和。范仲淹两岁丧父，因家境贫寒，其母改嫁至朱家，他改从其姓，取名朱说(yuè)。“既长，知其世家，乃感泣辞母”，去应天府求学。后来做官后，向皇帝申请归宗复姓，才改名为范仲淹。晚年的范仲淹调任杭州，子女认为父亲有隐退之意，商议在洛阳购置田产以供其安享晚年，他严词拒绝。而是在家乡苏州出资购买良田千亩，让其弟找贤人经营，收入分文不取，成立范氏义庄，对范氏宗族的后代子孙义赠口粮，并资助婚丧嫁娶等用度。
其实苏州的范氏宗族对范仲淹并不善良。当年他请求归宗复姓时，家族人害怕他分家产曾百般阻挠。而今，他却以德报怨，捐献出毕生大部分积蓄资助宗族。人们可能会想，他捐献如此之多，家境肯定殷实得很。《宋史.范仲淹传》记载：“仲淹内刚外和，性至孝，以母在时方贫，其后虽贵，非宾客不重肉。妻子衣食，仅能自充。而好施予，泛爱乐善。”他家里不招待宾客时，不吃两种以上的肉，妻子儿女的衣食，仅仅能自给，可见平日之节俭。他开创的义庄慈善事业，前后运作八百多年，“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他还在他的第二故乡淄州长山购置义田四百多亩，以报答朱氏家族的养育之恩。晚年知青州赴任途中，特意经过长山，看望儿时乡亲，乡亲们深以为荣，举行盛大的欢迎仪式，身居高位的他仍以礼参拜乡亲。“盖先生之心，出乎日月之上。” 范仲淹有四个儿子：范纯佑、范纯仁、范纯礼、范纯粹，儿子的名字里寄托着他一生的品格追求。
范仲淹病逝后，仁宗亲书“褒贤之碑”，谥号文正，体现出皇帝对一代贤臣的敬慕。司马光认为：“文正是谥之极美，无以复加。”在历史上，能得到文正这个谥号的人，大多都是当时文人敬仰的对象，而作为统治者的皇帝是不肯轻易将“文正”赐给人臣的。像后来的曾国藩，孙中山、毛泽东、蒋介石三人的共同偶像，他去世后，也被谥为“文正公”。
范仲淹对严子陵(光武帝刘秀的同学好友，多次拒召，隐居富春山)的高风亮节心向往之，曾作《严先生祠堂记》，文中歌曰：“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此谓之范文正公，甚切!甚切!
《岳阳楼记》 范仲淹
原文
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废具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属予作文以记之。
予观夫巴陵胜状，在洞庭一湖。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此则岳阳楼之大观也，前人之述备矣。然则北通巫峡，南极潇湘，迁客骚人，多会于此，览物之情，得无异乎?
若夫淫雨霏霏，连月不开，阴风怒号，浊浪排空;日星隐曜，山岳潜形;商旅不行，樯倾楫摧;薄暮冥冥，虎啸猿啼。登斯楼也，则有去国怀乡，忧谗畏讥，满目萧然，感极而悲者矣。
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而或长烟一空，皓月千里，浮光跃金，静影沉璧，渔歌互答，此乐何极!登斯楼也，则有心旷神怡，宠辱偕忘，把酒临风，其喜洋洋者矣。
嗟夫!予尝求古仁人之心，或异二者之为，何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乎”?噫!微斯人，吾谁与归?
时六年九月十五日。
作品赏析
《岳阳楼记》是北宋文学家范仲淹应好友巴陵郡太守滕子京之请，于北宋庆历六年(1046年)九月十五日为重修岳阳楼写的。
其中的诗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是较为出名和引用较多的句子。
文章通过对洞庭湖的侧面描写衬托岳阳楼。滕子京是被诬陷擅自动用官钱而被贬的，范仲淹正是借作记之机，含蓄规劝他要“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试图以自己“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济世情怀和乐观精神感染老友。这是本文命意之所在，也决定了文章叙议结合的风格。
《岳阳楼记》超越了单纯写山水楼观的狭境，将自然界的晦明变化、风雨阴晴和“迁客骚人”的“览物之情”结合起来写，从而将全文的重心放到了纵议政治理想方面，扩大了文章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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