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人非完人：民族英雄文天祥临刑前曾动摇
引导语：《宋史·文天祥传》上有一段记载，据说文天祥在死前曾经“动摇”了，是有是无?欢迎大家阅读下文了解相关的信息。
乱世保国
文天祥1236年生于江西庐陵(今江西吉安)，二十岁入吉州(今江西吉安)读书，同年即中选吉州贡士，并随父前往临安(今杭州)应试。在殿试中，他作的“御试策”切中时弊，被主考官誉为“忠君爱国之心坚如铁石”，由理宗皇帝亲自定为六百零一名进士中的状元。
开庆元年(1259)，蒙古人向南宋发动大规模的进攻，九月围鄂州，朝野震动。宦官董宋臣劝宋理宗放弃临安逃跑，文天祥挺身而出，指出迁都之议是小人误国之言，应斩首以安民心。权相贾似道讨厌他多事，便派他当了建昌军(今江西南城)仙都观的主管。仙都观是道教宫观，闲差，此时他才二十五岁。
1270年，权臣贾似道托言有病，要求离职以要挟度宗。文天祥为皇帝起草诏书，语多讥刺，直言臣下要以国事为重，不可“惜其身”而“违朕心”，又得罪了贾似道，竟被免去了所有职务，被迫致仕(即退休)，年仅三十七岁。
咸淳九年(1273)，文天祥被朝廷起用，先任湖南提刑，后改任赣州知州。
咸淳十年(1274)九月，元军大举南下，鄂州、黄州、蕲州、江州、德安、六安等相继失守，危及京城临安。当时度宗已死，恭帝年仅四岁，辅政的太皇太后谢氏下《哀痛诏》，吁请各地将领驰援朝廷。但此时的宋朝已呈“树倒猢狲散”之势，各地将领大都拥兵自保，观望不前。
文天祥接到诏书后，立即捐卖家资充当军费，组建了一支万余人的义军，直奔临安。但是，平江(今江苏苏州)、独松关(今浙江余杭)已先后失守，元军屯兵于距临安只有三十里的皋亭山下，兵分三路围困临安，宋朝的文官武将降的降、逃的逃，所剩无几。
太皇太后也准备“奉表称臣”、“乞存境土”、“封为小国”，但敌帅伯颜指定要南宋丞相亲自去谈判。左右丞相留梦炎、陈宜中害怕被扣留，先后南逃;不愿投降的张世杰一怒之下，也带兵乘船出海，朝廷上下乱作一团。
德祐二年(1276)正月，太皇太后命文天祥为右丞相兼枢密使，收拾残局。文天祥见事已至此，不可推辞，答应出使元营，以便一窥虚实，见机行事。但他没有料到对方手段险毒，一番唇枪舌剑之后，竟被伯颜无理拘留。
谢太后见大势已去，只好带着五岁的小皇帝恭帝投降。度宗的杨淑妃在国舅杨亮节的护卫下，带着自己的儿子益王赵昰、广王赵昺出逃。德祐二年五月初一，刚满七岁的赵昰在福州登基，改元景炎，是为端宗。
南宋灭亡
元军占领了临安，但两淮、江南、闽广等地还未被元军完全控制和占领。于是，伯颜企图诱降文天祥，利用他的声望来尽快收拾残局。文天祥宁死不屈，伯颜只好将他押解北方。行至镇江，文天祥与随从杜浒等人冒险出逃，沿途艰难险阻，危疑百出，均见《指南录后序》，不赘。途中作《扬子江》诗云：
几日随风北海游，回从扬子大江头。
臣心一片磁针石，不指南方不肯休。
景炎元年(1276)五月文天祥抵福州，被端宗任命为右丞相。
但是，文天祥与当时的掌权者陈宜中、张世杰等人意见不合，最后只能以都督身份在南剑州(今福建南平)、汀州(今福建长汀)及江西一带组织军民抗敌。景炎二年(1277)六月，雩都大捷，一时文天祥声威颇盛。后失利，其妻女皆落敌手。祥兴元年(1278)，转战于广东一带。十二月，在海丰县五坡岭方就饭时，敌军掩至被俘。他吞下二两“龙脑”自杀，但药力失效，未能殉国。
左右押解他见元将张弘范，文天祥昂首不拜，张弘范不得不以客礼接见他。张弘范强令他招降宋廷。文天祥说：“我自己不能捍卫父母，怎么可能教别人背叛父母呢?”张弘范不听，一再追索，文天祥就将自己前些日子所写的《过零丁洋》一诗抄录给他。张弘范读到“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两句诗后，也就不再强逼文天祥写信了。
祥兴二年(1279)二月初六日厓山海战，宋师大败。四十三岁的陆秀夫背着八岁的小皇帝赵昺蹈海殉难，随行参战的十多万军民亦相继投海自杀。《宋史》载：七日后，十余万具尸体浮海，宋朝也随之而灭亡。
厓山战役后，张弘范对文天祥说：“宋朝灭亡，丞相忠孝已尽，如果能以事宋之心事元，一定会受到重用。”文天祥流着泪回答说：“国亡不能救，作为臣子，死有余罪，怎能再怀二心?”
张弘范把文天祥的回答如实地报告元世祖，元世祖忽必烈说：“谁家无忠臣?”命令张弘范对文天祥以礼相待，派人把文天祥护送到大都(今北京)。
文天祥之死
北上途中，文天祥曾绝食八日，不死。后转念，留身以俟异日，遂复食。
至元十六年(1279)十月，文天祥抵大都，元朝以上宾之礼接待他。受元世祖指使，劝降者络绎不绝。文天祥身着宋朝衣冠，南面而坐，表示决不向北朝屈服。
首先来劝降的是留梦炎。留梦炎是南宋淳祐四年(1244)状元，德祐元年(1275)拜相，文天祥见到他怒不可遏，喝道：“你好歹也是个状元宰相，有何面目再见江东父老?”留梦炎无趣，只好悻悻而退。
接着来劝降的是已经降元的宋恭帝赵，降元后他被封为瀛国公。文天祥请他坐下，自己面北而跪，痛哭流涕，对赵说：“圣驾请回!”赵无话可说，怏怏而去。
元世祖大怒，下令将文天祥的双手捆绑，戴上木枷，关进了兵马司的牢房。
一个月后，元朝丞相孛罗亲自开堂审问文天祥。文天祥被押到枢密院大堂，昂首而立，对孛罗仅行了个拱手礼。左右强令文天祥跪下，文天祥竭力挣扎，坐在地上，始终不肯屈服。孛罗问：“你现在还有什么话可说?”文天祥答：“天下事有兴有衰。国亡受戮，历代皆有。我为宋尽忠，只愿早死!”孛罗大发雷霆，说：“你要死?我偏不让你死!”
从此，文天祥在监狱中又度过了三年。在狱中，他曾收到女儿柳娘的来信，得知妻子欧阳夫人和两个十四岁的女儿都在宫中为奴，过着囚徒般的生活。他们是文天祥仅存的骨肉。文天祥深知，女儿来信是元廷的暗示：只要投降，家人即可团聚。然而，尽管心如刀割，文天祥却不愿因妻子和女儿而丧失气节。他没有给女儿回信，只在写给妹妹的信中说：“收柳女信，痛割肠胃。人谁无妻儿骨肉之情?但今日事已如此，于义当死，乃是命也。奈何!奈何!”又写诗道：“痴儿莫问今生计，还种来生未了因。”
狱中的生活很苦，可是文天祥强忍痛苦，写出了不少动人的诗篇。特别是在《正气歌》中，高歌正气，一连列举了十二位名垂青史的节烈之士：
有直书“崔杼弑其君”，兄弟连续被崔杼杀掉的齐国太史;
有直书“赵盾弑其君”的晋国太史董狐;
有以铁椎行刺秦始皇于博浪沙，误中副车的张良;
有牧羊北海，持汉使者之节十九年不屈的苏武;
有宣称“蜀中有断头将军，无降将军”的严颜;
有为保卫皇帝而死，血溅帝衣的晋侍中嵇绍;
有督战时骂敌，“嚼齿皆碎”的睢阳太守张巡;
有被执后骂敌不止，被割舌而死的常山太守颜杲卿;
有清操自励，隐居辽东，连衣冠都为当世仿效的管宁;
有作《出师表》，甘愿“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诸葛亮;
有中流击楫、誓清中原的祖逖;
有取笏击篡位者朱泚，致其头破血出的段秀实。
这些先贤，或以道德传世，或以功业立名，或以一死报国，文天祥自誓以他们为榜样，以存人间浩然之气。
至元十九年(1282)，元世祖接受以儒家思想治国的主张，问议事大臣：“南方、北方宰相，谁最贤能?”群臣回答：“北人无如耶律楚材，南人无如文天祥。”
于是，元世祖表示，将授予文天祥高官显位。文天祥的一些降元旧友立即向文天祥通报了此事，并以不为主子死难的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相劝。文天祥回信说：“管仲不死，功名显于天下;天祥不死，遗臭于万年。”
当时，中山府(今河北定县)爆发了千人以上的反元起义，有人自称“宋主”，准备劫狱燕京救出文丞相。又有匿名书云：“某日烧蓑城苇，率两翼兵为乱，丞相可无忧。”
人心动荡。元世祖忽必烈决定亲自提审，对文天祥作一次最后的劝降。文天祥长揖不跪，回答说：“天祥受宋恩为宰相，安事二姓?愿赐之一死足矣!”
面对着蠢动不安的形势，被囚的文天祥如虎在柙，仍然威胁着元廷的安全，元世祖终于听从了臣僚的劝告，下令立即处死文天祥。
至元十九年十二月初九(公元1283年1月9日)，是文天祥就义的日子。这一天，兵马司监狱内外，布满了全副武装的卫兵，戒备森严。上万市民听到文天祥行将就义的消息，自动聚集在街道两旁为他送行。从监狱到刑场，文天祥走得神态自若，举止安详。临刑前，监斩官问：“丞相还有什么话要说?回奏还能免死。”文天祥喝道：“死就死，还有什么可说的!”他问监斩官：“哪边是南方?”有人给他指了方向，文天祥向南方拜了两拜，说：“我的事情办完了，心中无愧了!”于是引颈就刑，从容就义。终年四十七岁。
死后，人们在他的衣袋里发现了他留下的《绝命词》。
孔曰成仁，孟曰取义。唯其义尽，所以仁至。
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
他用生命和诗作，为立国三百二十年的大宋王朝，涂抹了最后同时也是最亮丽的一笔。
行刑前“动摇”了么?
然而，据《宋史·文天祥传》载，行刑前，元世祖忽必烈曾派遣投降的南官王积翁到文天祥的牢房，传达皇帝打算重用他的圣旨。
文天祥回答的原文是：“国亡，吾分一死矣。傥缘宽假，得以黄冠归故乡，他日以方外备顾问，可也。若遽官之，非直亡国之大夫，不可与图存;举其平生而尽弃之，将焉用我?”
这段话实际上有两层意思：一是，如果能以道士身份归隐故乡，将来以方外之人的身份，可以给元朝朝廷出些主意(备顾问);二是，你们想用我，主要是看中我的名节，如果马上要我当官，实际上是毁了我一生的名节，一个没有名节的人，又有什么价值?又怎么可能为你们所用呢?
《宋史》上的记载是真是假?以民族英雄著称的文天祥死前“动摇”是有是无?一时成为人们议论的热点。
一种认识是，《宋史》上的记载不可能有假，至于文天祥为什么这样说，则可以有种种解释。
第一种解释是，《宋史》作者没有必要给文天祥抹黑。其理由是：
首先，《宋史》写成于元至正五年(1345)十月，至正六年(1346)在江浙行省刊刻，距宋之亡、天祥之死已六十多年。文天祥生前死后之时，大局欠安，元人也不曾对他诋毁、非议，几十年之后，时过境迁，完全没有必要再出此脏笔，在文天祥身上抹黑。
其次，《宋史·文天祥传》的编写者对文天祥甚为敬佩，赞誉有加，其传后“论曰”中，除使用了仁人、志士等赞语外，竟称其为宋三百余年仅见之“伟人”，这一用词，在《宋史》中绝无仅有。这样的执笔者，不可能在文天祥身上抹黑。
再次，同清人修《明史》相比，《明史》从顺治二年(1645)始修，到乾隆四年(1739)刻成，历经四朝，审核删改，凡九十五年，可谓雕章琢句，用尽心机，而元人则无此心态。元顺帝至正三年(1343)三月，下令辽、金、宋史同修。至正五年十月《宋史》成，只用了两年半的时间。而其篇幅之浩繁(四百多万字)，则为此前十九史之冠。编写者大略只是就现有资料梳理缀集而成，他们既没有时间，也没有必要刻意地另编一些故事，来给文天祥抹黑。
第二种解释是，这是文天祥放的烟幕弹，他可能另有图谋。
论者认为，以文天祥之顽强，他决不甘心于引颈就戮，倘能逃出樊笼，登高一呼，应者自当云集，他日之事，则未可料也。欺骗自己人叫说谎，欺骗敌人叫智慧，所谓“兵不厌诈”是也。为什么他不向自己的故交旧友、方外僧道以及种种色色的劝降者透露这番“心事”，而偏偏向这个无耻的叛徒透露这番“心事”呢?因为其中有另一层用意：他的计划一旦成功，传话者将受到严惩。
王积翁从叛徒心理出发，他认为文天祥确乎动摇了，先当道士，再“备顾问”，岂不是曲线投降了么?他大喜过望，立即向元世祖报告，并联合谢昌元等十人上书，“请释天祥为道士”。
另一个叛徒留梦炎则警惕性比较高，他反对说：“上次文天祥被抓，逃脱后就起兵反元;这次你把他放了，如果他再到江南起兵反元，那我们十人可就得吃不完兜着走了。”
忽必烈一想也对。他要的是奴才式全心全意的投降，不能容忍这样模糊的态度，于是把文天祥又送回了监狱。
如果文天祥真的被释，其结果将是不可预料的。
第三种解释是，文天祥久有出世之心，以道士身份隐居是他的一种选择，至于备不备顾问，说法而已。其根据是：
其一，文天祥很早就倾心道教，早年写的《借道冠有赋》云：
病中萧散服黄冠，笑倒群儿指为弹。
秘监贺君曾道士，翰林苏子亦祠官。
酒壶钓具有时乐，茶灶笔床随处安。
幸有山阴深密处，他年炼就九还丹。
诗人病中借来道服、道冠，穿戴着非常得意。从字面上看，这首诗似乎是游戏之作，实际上却代表了作者对修道、炼丹等道家生活的向往。
其二，1280年中秋夜，被忽必烈赐为道士的汪元量挟琴至监狱为文天祥演奏《胡笳十八拍》。《胡笳十八拍》是汉末著名文学家、古琴家蔡邕的女儿蔡文姬的作品，亦诗亦曲，叙唱的.是她被匈奴掳获后的悲苦生活和思乡别子之情。文天祥听后自然是感慨万千，也写了一首《胡笳曲》，值得注意的是，他序后的署名却是“浮休道人文山”。“浮休”语出《庄子》“其生若浮，其死若休”，从文天祥自名“浮休”看来，他其后“得以黄冠归故乡”的言语，也并非没有思想基础。
其三，文天祥有二子，一名道生，一名佛生，可见他早就同佛道结了不解之缘。《续资治通鉴》作者毕沅在《敬题文文山先生遗像后》中也说：“黄冠遁世悲无地，白刃飞头毕此身。”可见，这位后世著名史学家也相信，文天祥是有“黄冠遁世”之念的，可惜的是“白刃飞头”，了却了他英雄的一生。
其四，在文天祥看来，出世也是一种反抗，死节并不是唯一的选择。最初，当他被押到广州时，劝降的人嘲笑他说：“国亡矣，忠孝之事尽矣。正使杀身为忠孝，谁复书之?”文天祥回答说：“殷之亡也，夷、齐不食周粟，亦自尽其义耳，未闻以存亡易心也。”可见，在文天祥看来，出世也是一种反抗，只要能“自尽其义”，不易其心，并不一定就要“杀身”，就像古代的伯夷、叔齐，就像三百多年之后的王夫之。
其五，长期的牢狱生活，以及佛道思想的长期熏陶，或许使得他的价值观有所变化。有个叫灵阳子的道士到监狱中来跟他谈道，似乎让他突然之间大彻大悟，对于功名、生死、忠孝等等，都有了一番全新的认识。他对灵阳子有一首赠诗，题名很古怪：《岁祝梨单阏、月赤奋若、日焉逢滩，遇异人，指示以大光明正法。于是，死生脱然若遗矣。作五言八句》。题中的岁、月、日，是古代的一种记时法，保留在道家及民间的一些秘密团体里。这时，他既不像许多遗民那样坚持用宋朝纪元，也不像许多投降者那样用新朝纪元，定含有一定的密义。其诗云：
谁知真患难，忽悟大光明。日出云俱静，风消水自平。
功名几灭性，忠孝大劳生。天下惟豪杰，神仙立地成。
这首赠诗，与文天祥《正气歌》等正气凛然的作品迥然有别。可见，在儒家杀身成仁、忠君守义的悲壮精神之外，确实还有一个在佛道之间徘徊、寻求解脱的文天祥。
污水不掩光辉
另一种认识是，《宋史》上的记述纯属编造，其目的就在于诋毁这位以抗元为己任，不成，则决心以身殉国的民族英雄。其理由如下：
第一，一切“正史”都是胜利者写的，尽管文天祥心昭日月，尽人皆知，但元人统治者决不愿意在历史中保留文天祥的完美形象，为后世反元者树立一个完美的标本。因此，在文天祥身上泼洒些污水势属必然。
而对于统治者的这些惯用伎俩，文天祥思想上已有准备。早年，他怀着“留取丹心照汗青”的信念战斗，他所指的“汗青”，是指胜利的宋朝为他写的史册，决没有指望元人统治者为他树碑立传。他被押解到大都，拒不投降，被投入兵马司监狱后，写了一首《己卯十月一日至燕，越五日罹狴犴，有感而赋》的诗，其中即有“亡国大夫谁为传，只饶野史与人看”之句，他知道即使舍生取义，元人在史书上也不会如实记述，因而也照不了“汗青”了，他的节烈、他的英雄事迹，只可能在“野史”中流传了。
有人把这两句诗理解为文天祥的消沉与动摇，错!
第二，文天祥从至元十六年十月抵达大都，到至元十九年十二月被杀，一共被囚禁了三年零两个月。这段期间，元朝千方百计地对文天祥劝降、逼降、诱降，参与劝降的人数之多，威逼利诱的手段之毒，许诺条件之优厚，等待时间之长久，都出乎文天祥的意料。如果他有“动摇”之心，存求生之意，是有许多合适的场合可以表达的。如：
在许多共过患难的旧友来访时，可以推心置腹地谈;
在许多方外僧道来访时，可以引为同道地谈;
在许多元朝高官显贵，如张弘范、孛罗劝降时，可以慷慨激昂地谈(如：投降不可，愿为僧道);
特别是在已经投降了的宋恭帝来劝降时，他完全可以以忠臣自居，在痛哭流涕中对赵表示：“皇帝在，臣不敢死。”或者表示：“愿以余生为帝扈从。”这样，既保全了名节，又保全了生命，还为今后的入仕或入道保留了宽松的选择余地。
尤其是元世祖亲自见他作最后恳谈的时候，他完全可以说：“我已看破红尘，愿以黄冠终老。”或许忽必烈会慷慨答应。
偏偏是，他不可能推心置腹地向这个地道的叛徒王积翁谈。
王积翁是什么人?王积翁以荫亲入仕，文天祥以进士、状元入仕，在仕途上属于两股互相拧劲的势力;在仕宦生涯中，他们没有交集点，因而也不可能成为朋友;元人兵临临安时，文天祥临危受命，王积翁则南逃入闽;赵昰在福州登基，封王积翁为福建制置使，但元军压境时，王积翁竟献闽图籍降元为内应，活活地断送了新王朝的根基。元兵他去时，在福州的淮军欲杀王积翁以响应张世杰，竟为王积翁所灭。对于这个双手沾满宋人鲜血的叛徒，应为文天祥所不齿，文天祥怎么可能向他推心置腹地谈到黄冠、顾问之说呢?
要么是王积翁自编自造、自娱自乐，以提高自己的身价;要么，就是元廷与王积翁编演的双簧，以诋毁文天祥的人格，破坏文天祥在大众中的良好形象。
第三，最能说明问题的，是文天祥一贯的立场、一贯的言行，而不是他人转述的立场或言行。因为，他人自有他人的目的。
文天祥被执后，降将吕师孟趁机嘲笑他，文天祥斥责他说：“你叔侄都做了叛贼，没有杀死你们，是本朝失刑。你无耻苟活，有什么面目见人?你要杀我很容易，正好成全了我当大宋忠臣的美名!”——答得尖锐，义正词严。
敌帅张弘范设酒劝诱他，他说：“国亡不能救，为人臣者死有余罪，况敢逃其死而二其心乎?”——答得恳切，正义凛然。
其他如《过零丁洋》、《正气歌》、《绝命词》等传诵千古，尽人皆知，这才是一个真实的文天祥，我们决不能让那些夹藏在故纸堆中的私货蒙蔽了我们的眼睛。
第四，当时的实际情况是，宋朝已经灭亡，元朝已经立国，战争状态已经结束。值此改朝换代之际，人们面临种种可能的选择，即使选择了效忠新朝，也未可厚非。然而文天祥坚定不移地选择了以身殉职，以身殉国。正因为他的选择是真诚的，并非装模作样的;是理智的，并非一时冲动的：所以，我们不可以史书上的一段未能坐实的孤证来掩盖他人格的光辉。
宋恭帝投降前，他起兵勤王，他是忠君的;宋恭帝投降后，他则以“社稷为重君为轻”，继续抗元;兵败被囚，元朝又利用宋恭帝劝他投降时，他很体谅恭帝的处境，只是痛哭流涕地说“圣驾请回!”，决不因皇帝的软弱来改变自己的信念。“忠君”和“爱国”这两个概念，文天祥是拿捏得非常准确的。
文天祥有两个弟弟，二弟文璧在元军猛攻惠州时开城投降了，三弟文璋终身不仕。文天祥认可他们的选择。他不是那种为了清誉牺牲一切的道德狂，他自己尽忠殉国，并不要求别人也跟他一样。1281年，他在写给继子文陞的信中说：“汝生父(文璧)与汝叔(文璋)，姑全身以全宗祀，惟忠惟孝，各行英志矣。”
好一个“惟忠惟孝，各行英志”!这一点，同明人方孝孺多么不同!方孝孺为了成就自己的清誉，竟让他的亲友“十族”八百七十三人一一罹难。
有人感叹地说：“国难之下，文天祥三兄弟，或殉国，或投降，或归隐，做出了迥然不同的人生选择。这可能更加反映出人性的复杂和真实。而文天祥的宽容体谅，更让我们在他高高的道德圣像之外，看到了一颗有情有欲的柔软的英雄心。”
当然，也有人认为，文天祥死前出现一丝犹豫，也是可能的。因为，在他们看来，世界上没有不怕死的人，只有不向死亡屈服的人。真正的英雄决不是永无卑下的情操，只是永不被卑下的情操所屈服罢了。即使文天祥在死亡前信仰松动，闪现出一丝求生的念头，也合情合理，无损于文天祥形象光辉，而是更符合人性的真实，让人更觉亲近，更加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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