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儿女消息》
文天祥
故国斜阳草自春，争元作相总成尘。
孔明已负金刀志，元亮犹怜典午身。
肮脏到头方是汉，娉婷更欲向何人。
痴儿莫问今生计，还种来生未了因。
赏析：
这首诗表面的意思理解起来确实有点难度，从文字上来说，表面上难点可能会出现在颌联和颈联。
“孔明已负金刀志，元亮犹怜典午身。”中“金刀”是繁体字“劉”(刘)的组成部分，“典午”是指“司马”，是晋朝的隐称。明代胡应麟 《少室山房笔丛·史书占毕四》有分析：“当涂为魏，典午为晋 ，世率知之，而意义出处，或未明了。案……典，司也;午，马也。”其实，早在晋朝后期的《三国志·蜀志·谯周传》中就有：“周语次，因书版示立曰：‘典午忽兮，月酉没兮。’典午者，谓司马也;月酉者，谓八月也。至八月而文王(司马昭)果崩。”。由此可见，这是当时对当朝者的避讳，是故意用的隐语。“典午”至今一直如此引用。孔明是刘备的军师和丞相，“元亮”是指陶渊明，“元亮”是陶渊明的字，陶渊明是东晋时人。诗中文天祥是以诸葛亮和陶渊明自拟，前一句是说诸葛亮最后没法实现刘备的遗愿，与他当时的情况有些相似，这相对好理解一些。后一句大意是说陶渊明尤其看重自己“晋朝人”身份的意思，这里“犹怜”的“怜”字不应以“可怜”来解释，相对应比较接近“珍惜”、“怜爱”的意思。这就涉及到陶渊明本身的典故了。
当元兴二年桓玄在建康公开篡夺了帝位改国为楚时，陶渊明作为晋朝人在家乡躬耕自资，闭户高吟：“寝迹衡门下，邈与世相绝。顾盼莫谁知，荆扉昼常闭。”，以此表示对桓玄称帝之事不屑一顾。元兴三年，刘裕联合刘毅、何无忌等起兵讨伐桓玄、进行平叛，陶渊明离家投入刘裕幕下任镇军参军。期间他曾冒险奔赴建康，把桓玄挟持安帝到江陵的消息驰报刘裕，为东晋的延续立下了一份功劳。为此陶极其高兴，并以此写诗明志：“四十无闻，斯不足畏，脂我名车，策我名骥。千里虽遥，孰敢不至!”。但是入幕不久，看到刘裕为了剪除异己，杀害忠良、残害无辜、假公济私等黑暗现象，使陶深感失望并选择辞职。最终成就“不为五斗米折腰”的傲骨人生。不仅如此，陶渊明还在刘裕公元420年建立“刘宋”后更名为“潜”，这是陶表示反对刘裕篡晋，誓不为之所用之意。因此，文天祥才会在诗中说陶渊明特别重视自己东晋人身份，这也与文天祥对元朝的态度相似。也就是说，文天祥在此借古喻今，是经典的用典范例。
如果说颌联的意思还能最终自己分析出结果的话，颈联“肮脏到头方是汉，娉婷更欲向何人。”两句恐怕就很难找到合适的解析了，至少到目前为止，我是没能找到。
“肮脏”当然不能按现代“污浊、污秽、龌龊、卑鄙、丑恶、不干净、不文明”之类的意思来解释，总不能认为文天祥觉得“污浊、污秽、龌龊、卑鄙、丑恶、不干净、不文明”这样的人才算男子汉，并将这意思用诗词的形式来颂扬吧?!
“肮脏”在这里只能按照高亢刚直的意思来解释，读作hángzàng或kǎngzǎng。在古汉语中，它有刚正不阿的意思。汉朝赵壹《疾邪诗》之二：“伊优北堂上，肮脏倚门边。”是指善于阿谀奉承、溜须拍马的人在朝堂上如鱼得水，而刚正不阿、直言不讳的人不受重视和器重，只能倚在大门旁边。文天祥“肮脏到头方是汉”一句的意思只能是指“只有自始至终坚持一心一意、不屈不挠、刚正不阿的人才是真正的男子汉”，这样才能解释得通。这也是有识之士历来对文天祥这句诗的正解，但因为知道的人不多，所以一般人觉得不好理解，问题的症结就在“肮脏”两个字如何解释上。
后世的解读往往到此为止，后一句“娉婷更欲向何人”通常避而不谈。是因为这一句很容易理解吗?我看不见得吧!
比如说，解释为“女孩子扭捏作态、装模作样是要给谁看啊”，明显是不通的。迄今为止能找到对这一句正面作出解释的只有金性尧先生，他的解释是：“娉婷：姿态美好貌。这句比喻美貌的女子怎能随便嫁人。”。这能解释得通吗?文天祥前一句刚在论及一心一意坚持到底的人才是真正的男子汉，接着下一句说“美貌的女子怎能随便嫁人”，这不是在开玩笑吗，我万万不敢苟同!!我认为这样同样是行不通的。
“娉婷”的确是指姿态美好貌，最早可见之汉朝的文字，如辛延年的《羽林郎》诗：“不意金吾子，娉婷过我庐。”就是一例，这里是用于形容男子的形貌。后来“娉婷”一般用在形容女人上，如唐柳宗元《韦道安》诗：“货财足非恡，二女皆娉婷。” 和宋辛弃疾《清平乐·博山道中即事》词：“一川明月疎星，浣纱人影娉婷。”就是这样。同时，“娉婷”也用于直接指代美人佳丽，如北宋陈师道《放歌行》二首中第一句“春风永巷闲娉婷”即为例证。文天祥诗中的“娉婷”也是这样处理的.，这是通过用形容女人形貌的词语来指代女人。这跟前一句的“肮脏”是对应的，“肮”这里还作为指人的咽喉部位，“脏”指五脏六腑解释，“肮脏”合起来也指形成人体的组成部分，它们都是通过用形容人的形态的词语来指代人。只有这样解释才能满足律诗对仗的要求，“肮脏”对“娉婷”非常合适。既然如此，“到头”就必须与“更欲”对仗，如果“到头”是指自始至终一心一意，那么，“更欲”就不可能是“怎能随便嫁人”其中的意思，它们之间的距离至少有十万八千里。“更”不能象现在这样理解为“更加”，“欲”不能象现在这样理解为“要”，“更欲”不能象现在这样理解为“更加要”，否则就会走进“死胡同”，绕不出来了。可惜，一般人受思维习惯使然，一看到“更欲”，首先想到的就是“更加要”，实在解释不通，只能胡乱用“怎能”一类的词语来暂借，但即使如此，这诗句依然无法解释得通。
“更”应该理解为更换、更替、更改、变更之意，“欲”应理解为欲望、欲念、心欲、意欲，“更欲”这里只能解释为变更自己的心意、更改自己的愿望的意思。只有这样，才能与前一句“到头”的字面意思和内在思想完全对仗起来。“向”与“方”对仗，“向”在这里如果解释为“对着”的话，同样不太合理，“向”在这里应该解释为与走向、趋向、倾向、变向之类词语相近的意思。“是”与“何”对仗，“是”为肯定、确认之意，“何”是疑问、怀疑，“何”即为“什么样”的意思。这一句的意思是“如果象女子一样容易变心那将变成什么样的人”。这是用严厉质疑的态度来否决改弦易辙、朝秦暮楚、叛变投降的可能和苗头。同时，我们应该清楚，文天祥的这一句诗句并非贬低女性，不是看不起女人。他只是借用了一个大家都熟悉的、常用的比喻，自古以来，大家常说“女人的心，天上的云，谁也看不清”之类的话，这只是一个比喻，仅此而已。
写到这里，我想读者不难看出，文天祥这首诗颈联这两句的意思合起来就是“只有自始至终、一心一意、坚持到底的人才是真正的男子汉，如果象女人一样说变就变、朝三暮四、朝秦暮楚那成什么样的人。”。这也才能与他一贯的思想和行为举止一一对应起来，才可能是正确的解释和分析。
那么，文天祥这首诗的整体意思是什么呢?我是这样理解的，用现代白话文的形式来表达即为：南宋已是日薄西山，快成过去时了，但民间的抗争象野草和森林一样春风吹又生;那些争状元和作丞相的日子都象尘埃一样，必定随风而去。象孔明已经辜负刘备的遗志一样，我虽已竭尽全力，却也无力回天，真所谓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尽管如此，象陶渊明宁做晋朝人、不做“刘宋”官一样，我也要坚持到底。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因为做人只有自始至终一心一意才是真正的男子汉;如果象女人一样善变、朝秦暮楚，那我(们)成什么样的人了。傻孩子啊，你就不要再问问题了;接下来我们要做的，还是我们现在没有做完的事，这是为了未来，为了给下辈子打下良好的基础。
那么，文天祥是在什么情况下写下这首诗的呢?为什么要写这首诗呢?他是写给谁看的呢?这是我们接下来要了解的问题，只有把这些问题搞清楚了，我们才算真正理解了诗意，才不会仅仅停留在表面的文字层面，流于浅薄。
这首诗的题目为《得儿女消息》，可见，他是在得知儿女的消息时有感而发的。
这个消息，绝不可能是日常生活中一般的小事琐事，一定是重大的生死存亡的大事件，否则不会专门写诗来抒发自己的思想和感情，否则也就不会有“痴儿莫问今生计”这一句，这是说他儿子在消息传来后问他这一生接下来要做什么、怎么做、为什么。
纵观南宋最后的相关史料和对文天祥的有关记载，我们发现，文天祥领导的抗元斗争在当初打了几场小胜仗后，接下来形势急转直下。这既是因为当时的总体局势使然，更直接的原因是对抗双方的实力对比太过悬殊，由他带领的几千人的临时队伍和数万百姓，都是毫无作战经验和技能的家乡父老子弟，他们有的只是满腔热血和决死的信念，要与身经百战、装备精良的几万、甚至几十万蒙古铁骑对垒，实际只能是以卵击石。公元1277年(宋景炎二年)七月，在江西永丰空坑，文天祥的抗争几乎一败涂地。在战斗中，其“夫人与佛生、柳小娘、环小娘，颜孺人、黄孺人等，皆为俘虏。至元帅所，已失佛生。”，也就是说，这一战文天祥的家人大部分被俘虏，包括三位夫人(夫人、颜孺人、黄孺人)和一子(名字为佛生)二女(柳小娘、环小娘)。在他们被押送途中，已经失去了儿子佛生。佛生1267年-丁卯年-南宋咸淳三年生(丁卯、壬寅、甲午、丙寅)，当时为十周岁。文道生1266年-丙寅年-南宋咸淳二年生(丙寅、戊戌、庚戌、丙子)，他们相差只有一岁，道生作为长孙，因为是由文天祥母亲带着，所以当时没有被虏。到了当年八月，文天祥自己也差点被虏。我们知道，人生总是起起伏伏，就跟潮水一样，有时起、有时落;斗争也是如此，有时顺利势如破竹，有时失利兵败如山倒。文天祥正是在失利的这个时间段写了这首诗。这种斗争的低潮对谁都是一种考验。道生作为一个11岁的孩子，在与其逃亡的路上感到迷茫，问了一些令人痛苦、让人难以回答的问题，这是情有可原的。文天祥通过这首诗，回答了自己孩子的问题，这是诗人的本性，也是这首诗的字面意义。
除了回答道生以外，就没有其它意义吗?不!当时感到迷茫的一定大有人在，而且都是大人，是跟文天祥一起出生入死、一起奋起抵抗、一起舍生取义的大人，他们是有思想、有主见、会思考的大人。他们在这种情况下产生疑惑是情理之中的事。文天祥面对这个群体，不可能去直接批评他们、训斥他们，更不可能去处罚他们，能做的只能是动之以情、晓之以理。那时候也不可能象现在这样召开动员大会或上上政治课，讲大道理恐怕也没有人会听。最好的方式就是采取间接的、柔和的、隐性的方式，这样要比直接喊口号的效果好得多，在这一点上，他应该比现在的一些人聪明得多。正好道生有这样的疑问，文天祥就借用回答道生的名义，来回答大人们的疑问，从而达到鼓舞大家继续斗争下去的目的。一个孩子要理解这样深层的问题，实际上可能性不大，真正能理解的必定是大人。让大家读这首诗后知道该做什么样的人和为什么要这样的道理才是文天祥想要的结果和目的。除此之外，“还种来生未了因”，包含了一定的宗教思想，这对当时的随行老百姓和子弟兵是比较好理解的、也是他们喜闻乐见的，这种寄希望于未来的做法虽然笼统，却能将一时无法解释的意思和无法解决的问题化解于无形之中，这与现在“将‘什么什么’进行到底”、“为‘什么什么’奋斗终身”有异曲同工之妙。这是这首诗在当时的现实意义。
文天祥写这首诗，实际上也是为了自勉、自励，强化自身的斗争信念，我们可以看出来，即使在这样最低潮、最艰苦的时候，文天祥自己从未动摇，“争元做相总成尘”一句反映了他对功名利禄的根本看法。他清楚地告诉人们：一方面是状元也好、丞相也好，这些对他来说都不是重要的，他已经做过了，不过如此而已，他并不看重这些东西，这些东西最终都会时过境迁;一方面也对可能来劝降、利诱的人挑明，自己无意这些高官厚禄，可以死了这条心。我们知道，对文天祥的劝诱，并不是只在他被俘以后，实际上对手一直都没有放松对他封官许愿一类的诱劝，文天祥也通过这首诗再次表明自己的强硬态度。这是《得儿女消息》隐含的内在意义。
今天我们再读这首诗，我们除了能了解以上这些信息外，我们还可以知道，文天祥一早就知道南宋已是末路，他所做的实际上并不是愚忠，“皇帝”都投降了，“皇帝”最后还来当说客帮敌人劝降，他再想愚忠都没对象了。所以，以愚忠来解释他的抵抗行动和斗争是不合适、不合理的。他的抵抗是“草自春”，是率领草根民众为民族和文化利益对外族侵略的抗争。他是在“还种来生未了因”，是在为中华优秀文化和汉族子孙后代的幸福将斗争进行到底。他是在用自己的行动为中华民族播下希望的种子，为中华优秀文化传统留下坚实的根基。这是我们今天对这首诗的历史意义的正确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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