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应物歌行体诗歌
韦应物是中唐前期歌行体诗歌创作成就较高的诗人。下面我们就针对其歌行体诗歌进行分析。
韦应物成长于开天盛世，经历了“安史之乱”，乱后多任地方中下级官员，对社会的盛衰巨变和民生疾苦有深刻体认。他在中国诗歌史上以平淡自然的山水田园诗著称，被视为田园诗人陶渊明和山水诗人谢灵运的继承者，如明代何良俊说：“唐人中五言古诗有陶、谢遗韵者，独韦左司一人。”
韦应物描写山水田园的五言古诗的确取得了很大成功，以致淹没了他在其他诗体、其他题材上的成就。其中，歌行体诗歌就是这样一类作品。从这些诗歌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关心现实、忧国忧民的韦应物。这正是一个经历战乱、有思想的士大夫更应该具备的品质。而他在歌行“气骨顿衰”的时期选择含有兴讽意味的歌行体诗歌来反映现实，更见出其精神的可贵。这种精神被稍后的白居易发现，他在《与元九书》中指出：“如近岁韦苏州歌行，才丽之外，颇近兴讽;其五言诗，又高雅闲淡，自成一家之体，今之秉笔者谁能及之?”
《与元九书》是白居易系统阐述其诗歌理论的文章，其中重要的一点是强调诗歌的讽喻功能。关于唐代的讽喻诗，白居易认为连杜甫这样伟大的诗人所留的作品也屈指可数，可见他对讽喻诗的标准之高。但他却认为韦应物的歌行“颇近兴讽”。
陶敏先生等校注的《韦应物集校注》收“歌行”两卷，共四十二首(本文韦应物诗歌均引自《韦应物集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本文即以该书所收作品为对象，对韦应物的歌行体诗歌进行探讨。从诗题来看，韦应物的歌行体诗歌可分为两类：一是乐府古题及由古乐府衍生出来的新题歌行体诗歌，我们简称为乐府古题歌行体;二是自拟歌辞性诗题歌行体诗歌。
韦应物的乐府古题歌行体诗歌有《长安道》《行路难》《相逢行》;由古乐府衍生出来的新题歌行体诗歌有《横塘行》《贵游行》《酒肆行》，《贵游行》与《酒肆行》类似于古乐府《少年行》。《横塘行》出自古乐府《长干行》，横塘在古乐府中常用来指女性的居住地，如崔颢的《长干曲》中有“君家住何处，妾住在横塘”。这类诗歌重在社会风情的描写，通过总结社会现象，对老百姓提出教化。对民风的重视，正是汉乐府“观风俗，知薄厚”目的的实践。如《酒肆行》：
豪家沽酒长安陌，一旦起楼高百尺。碧疏玲珑含春风，银题彩帜邀上客。回瞻丹凤阙，直视乐游苑。四方称赏名已高，五陵车马无近远。晴景悠扬三月天，桃花飘俎柳垂筵。繁丝急管一时合，他垆邻肆何寂然。主人无厌且专利，百斛须臾一壶费。初?后薄为大偷，饮者知名不知味。深门潜酝客来稀，终岁醇?味不移。长安酒徒空扰扰，路旁过去那得知。
豪家酒商的酒楼占据了有利地势，“回瞻丹凤阙，直视乐游苑”，这是一个显贵之人聚集的地方。但他们的酒却是“初?后薄为大偷”，这是一个贪婪奸诈的酒商。酒徒们从四方聚集于此，不为酒，只为名。而那些诚信卖酒之家却来客稀少。通过两类酒商不同境遇的对比，诗人刻画了一个奸诈狡猾的酒商，也刻画了一群贪慕虚名的酒徒。《行路难》通过描写双连环变为?的遭遇，表现了人情淡薄的世风，“人情厚薄苦须臾，昔似连环今似?”。《长安道》《贵游行》描绘了社会奢靡的风气。
除重在社会风情的描写外，这类歌行体诗歌的字法、句式、章法等也与汉魏乐府非常相似。《横塘行》是一首闺怨诗，以妾与夫两者相对立，三次分述妾与夫。第一次是“妾家住横塘，夫婿郗家郎”，从家庭住址分言夫妇。第二次是妾愿与夫长相厮守，而夫婿却有他心，“象床可寝鱼可食，不知郎意何南北”。第三次是夫离开，妾独守，“丈夫一去花落树，妾独夜长心未平”。三次将夫与妇对比，从内容上形成篇章的复沓。“湘簟玲珑透象床。象床可寝鱼可食”顶针句、“岸上种莲岂得生，池中种槿岂得成”排比句的运用则形成了句式的复沓，很好地配合了章法的复沓。再如《行路难》中“昔似连环今似?”与“连环可碎不可离”两句中不避重复字，“旁人见环环可怜”中在相邻的两个音步中重用“环”字。这样重复的句式，既形成了回环往复的语言节奏，又与“双连环”紧密相连的特征相联系。《相逢行》是乐府相和歌辞，诗中大量利用虚词连接句意，如“适从”“又欲”“犹酣”“尚带”。另有“宁知白日晚，暂向花间语”“忽闻长乐钟”中的“宁知”“暂向”“忽闻”。整首十二句，有七句用虚词来连接句意，而且这些词语都是含有短暂的意思，表明了游侠行动迅捷的特征。
在四十二首歌行体诗歌中，此类诗歌只有六首，数量比较少，这符合了中唐早期歌行体诗歌的创作风气，即乐府古题及由古乐府衍生的新题歌行体诗歌减少，自拟歌辞性诗题歌行体诗歌增多。中唐早期歌行的发展上承盛唐歌行。盛唐歌行大家辈出，其中李、杜盛极一时。李白的歌行抒发的是个人理想，主要采用乐府古题。如《梁甫吟》，诗人开篇疾呼：“长啸梁甫吟，何时见阳春?”接下来以两个“君不见”领起“朝歌屠叟”和“高阳酒徒”两个历史故事，表明自己非凡的政治理想。诗人此时仕途虽不顺利：“阊阖九门不可通，以额扣关阍者怒。”但仍然满怀信心：“张公两龙剑，神物合有时。风云感会起屠钓，大人?当安之。”而经“安史之乱”后，面对社会的残败不堪和朝廷的一蹶不振，中唐士人的人生理想逐渐消失，而转向对社会现象的冷静观察和尖锐批判;诗人们少了李白式的自我理想，多了杜甫式的关注现实。这些变化反映在歌行体创作上即李白自我抒情式的乐府古题歌行减少，杜甫式兴讽歌行增多。
总的来说，韦应物的乐府古题歌行体诗歌继承了汉乐府的“观风俗，知薄厚”的写作目的，重在民风民情的描写，多运用问答、排比、虚词连接句意等汉魏乐府常用的手法，风格近似汉魏乐府。
自创诗题歌行体诗歌占韦应物歌行体诗歌的绝大部分。这类歌行体诗歌因事制题，诗题虽然学习古乐府，以三字题为主，但多以诗题概括篇意。由于是因事制题，内容从现实出发，摆脱了古乐府主题的限制，讽刺的对象也随之发生改变，即由普通老百姓转向封建统治者。
韦应物的新题歌行体诗歌多以“行”“歌”“词”命题。其中三字题有《鼙鼓行》《古剑行》《温泉行》等十七首。三字题是韦应物歌行体诗歌的一大特色，此处十七首再加上述十首，共二十七首。这种取题方式来自汉乐府，如汉乐府《铙歌》十八首中多为三字诗题，且多取自篇首。韦应物的取题方式虽学习了汉乐府，但他并不是取自篇首，而是以题目来概括篇意。如《乌引雏》描写乌鸦引雏鸟练习飞行之事，《鼙鼓行》写听鼙鼓奏乐之事。另外一些非三字题的自拟歌辞性诗题，也基本能够概括篇意。如《金谷园歌》描写石崇金谷园的兴衰过程，《马明生遇神女歌》描写马明生因学仙专一感动神女而成仙之事。
以三字题为主，并以题目概括篇意，在韦应物之前运用此种方式最多的是杜甫，如《哀王孙》《哀江头》《悲陈陶》等。在韦应物之后则是创作新乐府的元稹、白居易等人。白居易的《新乐府》五十首有四十一首为三字题。与韦应物相异的是，《新乐府》五十首的诗题取自篇首，是“首句标其目”。虽然取自篇首，但也是以诗题概括篇意。元稹三十七首《新乐府》中有二十四首为三字题(据冀勤点校的《元稹集》)。这些三字题有的取自篇首，如《山枇杷》《紫踯躅》《树上鸟》《琵琶歌》等。也有的不是取自篇首，如《村花晚》。不管是否取自篇首，诗题都与诗歌内容相关。元、白的`《新乐府》在取题上结合了汉乐府、杜甫与韦应物的取题方式，韦应物的取题方式既继承了杜甫，也启发了元、白等人。
此类歌行体诗歌题目是新拟的，内容不再依傍古乐府，多从现实社会问题出发，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
一是直接反映社会问题。如《夏冰歌》：
出自玄泉杳杳之深井，汲在朱明赫赫之炎辰。九天含露未销铄，阊阖初开赐贵人。碎如坠琼方截璐，粉壁生寒象筵布。玉壶纨扇亦玲珑，座有丽人色俱素。咫尺炎凉变四时，出门焦灼君讵知。肥羊甘醴心闷闷，饮此莹然何所思。当念阑干凿者苦，蓝月伸进汗如雨。
老百姓挥着汗水在寒冷的深井中凿冰只为了让宫中丽人消暑。通过凿冰人的辛苦与用冰人的享乐二者的鲜明对比，诗人暴露了社会贫富分化的问题，对统治阶级只知自己享受不顾百姓死活的行为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他告诫统治者在享受井冰带来的清凉时，“当念阑干凿者苦，蓝月伸进汗如雨”。《采玉行》通过描绘采玉人家的悲惨生活，暴露了统治阶级为满足自己私欲而强征白丁的暴力行为。《骊山行》《温泉行》通过昔盛今衰的强烈对比，批判了玄宗等统治阶级腐败奢靡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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