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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曾祺的散文赏析

时间:2023-06-14 01:00:06 文/刘莉莉 文学北考网www.beiweimall.com

汪曾祺的散文赏析

  汪曾祺这个名字对不少人来说,可能有些陌生,他不是一个高产作家,也没有写过什么惊世骇俗的作品。他在文坛上最早引起轰动的作品是上个世纪80年代初的《受戒》和《大淖记事》。有人可能以为他是个年轻作家,错了,他是西南联大的高材生,是沈从文的高足。

  早在上个世纪40年代,汪曾祺先生就在沈从文先生的指导下开始文学创作。建国后,他沉寂了一段时间,后来被划为“右派”,60年代初写了几个短篇;此后又是很长时间的“静默”,直到80年代初才有了一次真正的“井喷”,陆续发表了不少小说和散文,而且引起了轰动,好评如潮。说来也怪,什么样的老师就有什么样的学生,汪曾祺先生在文坛上的遭遇似乎也师承沈从文。沈从文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曾以小说和散文蜚声文坛,建国后,他从文坛上销声匿迹,改行研究起了古代服饰,也成了一代大家。80年代初,他的早期作品再一次走红文坛,一版再版,有的还被拍成了电影,形成了一股“沈从文热”。对此,沈从文戏称自己是文坛上的“出土文物”。这样看,汪曾祺又何尝不是文坛上的一个“出土文物”呢?

  我对汪曾祺先生的关注,不仅是因为他的小说、他的散文,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因为他与样板戏的关系。1962年,汪调至北京京剧团任编剧,文革期间,他便开始了样板戏的创作与改编。家喻户晓、万口传唱的京剧《沙家浜》便是由他参与改编、定稿的。文革期间,“横扫”的风暴遍及全国,一个摘帽右派为什么会得到如此的重用?我曾经困惑过,后来才知道,是“旗手”江青赏识汪,宣布“汪曾祺先生可以控制使用”,这才使汪曾祺的才华有了“用武之地”。但他本人是否定样板戏的,同老一代文人一样,对样板戏深恶痛绝。

  是汪的才华和经历引起了我极大的兴趣,我开始阅读和走近汪曾祺先生。由此知道了原来关注和欣赏汪曾祺先生的绝不在少数,无论专家或读者对汪都非常喜爱。燕山出版社出版的一套“世纪经典60家”文学丛刊,汪的作品收入其中,出版社还请专家和读者对所选的60家文学大师的作品打分,汪曾祺排名第十一位。而今汪老已作古12年了,他的作品仍然畅销不衰,我在这里不想、也无力对汪的小说的人物、情节、风格进行探讨和研究,只想就其散文的语言,谈谈我读后的一些感受。

  汪曾祺先生的散文没有苦心经营的结构,也不追求题旨的玄奥深奇;平淡质朴,如话家常,是其散文的本色。汪曾祺先生曾说过:“我觉得伤感主义是散文的大敌。挺大的人,说些姑娘似的话……我是希望把散文写得平淡一点,自然一点,家常一点的。”因此品读汪曾祺先生的散文好像聆听一位性情和蔼、见识广博的老者谈话,虽然话语平常,但饶有趣味。

  汪曾祺先生散文的语言总的说来是平和的、冲淡的、生动的、亲切的,鲜活的、生活化的、口语化的。当然,有时候也会化用一些成语、诗词和典故。初读汪的作品,可能不会给你带来太大的冲击,但他的语言有一种悠远的意蕴,合上书以后,却能让你回味,让你感动。你等不及了吧,来,先开一下胃口——

  (表姐们)有时竟是特地为花来的。掐花的自然又是我。我乐于干这项差事,爬到海棠树上,碧桃树上,丁香树上,听她们在下面说“这枝,唉,这枝这枝,再过来一点,弯过去的,诺,唉,对了对了”。(《花园》)

  多么传神,多么生动!一群雀儿般唧唧喳喳的少女们在树下要花的神情、语气,活灵活现,跃然纸上!

  再来品品下面的语句——

  听,瞿瞿瞿瞿,哪里?这儿是的,这儿了!用草掏,手扒,水灌,嚯!蹦出来了。顾不得螺螺藤拉手,扑,追着扑。(《花园》)

  一个孩子从听到蛐蛐的叫声,到用尽办法把它掏出来,再全神贯注地去捕捉,写得惟妙惟肖,如在目前!

  (齐)白石老人家里人口很多,每天煮饭的米都是老人亲自量,用一个香烟罐头。“一下,两下,三下……行了”!——“再添一点,再添一点!”——“吃那么多呀!”(《老舍先生》)

  白石老人的节俭、慈祥,孩子们略带撒娇的请求,老少间的亲情、对话,就这样极为生动真实地展现在我们的面前。

  莫碰臭芝麻,沾惹一身,嗐,难闻死人。(《花园》)

  语含孩子气,甚至女孩子气,是鲜活的,完全口语化的语言。

  汪老的语言有时用笔极简,寥寥几字就能表现出极为丰富复杂的含义。

  故乡的鸟啊。

  我每天醒在鸟声里,我从梦里就听到鸟叫,直到我醒来。(《花园》)

  “故乡的鸟啊”一句独立成段,表达很模糊,似乎不完整,不清晰。但读了这样的句子,心中突然生出一种感动,它包含着多么复杂、多么细密的感情!能揣摩出作者对故乡风物的眷恋,对美好童年生活的赞美和向往,对失去的童年岁月的追忆和感伤。这是个无主句,但比“我怀念故乡的鸟”这样的句子所表述的内容要丰富得多,情感要复杂得多。它也不是一个感叹句,用一个平平常常的句号收结了句子。若换成感叹句后,会发现效果反不如这样淡淡的语气,它除了有淡淡的忧伤,还有一种隐隐的无奈。再结合《胡同文化》的语言和风格,会发现作者真是个语言大师,一个抒情高手,许多感情都是若隐若现,乍吐还收。一番玩味后,满口噙香,余味无穷。

  文革期间的一个春节,汪曾祺先生的儿子冒着极大风险,把当时正受到林彪迫害的一个空军的儿子带回家来过年。汪很是担心,就责备他:“‘怎么事前也不和我们商量一下’,我的儿子哭了,哭得很委屈,很伤心。我们当时立刻就明白了:他是对的,我们是错的”。(《多年父子成兄弟》)

  从儿子的泪水中,汪曾祺先生一瞬间读懂了儿子的委屈。这中间省去了多少复杂的思维内容和思维过程!“他是对的,我们是错的。”不仅省悟到对儿子和同学间的义气缺乏理解,对儿子的感情不够尊重,也无情地批判了自己怕担干系的庸俗和自私。

  我当了一回右派,真是三生有幸,要不然我这一生就更加平淡了。(《随遇而安》)

  酸甜苦辣,百感交集,归于一句。右派是人当的吗?全国50多万右派,有多少人魂断冤屈,有多少人梦涕阑干!不堪回首的岁月,怎么会三生有幸?是反语?是讥刺?是玩世不恭?是俏语含悲?真的不可捉摸。我生也有幸,躲过了右派的年代,但读了这样的句子,仍不免喉欲哽,鼻欲酸,泣欲下,心欲碎。汪老是个好用反语的人么?非也。我读了汪老的许多文章,他很少用反语。为什么会说出这样一句话来?百思不得其解。

  简约是汪曾祺先生的语言的全部特点吗?肯定不是。有时候他的语言又会很繁,而且繁的可以,繁的传神!

  (葡萄)卷须这东西最耗养分,凡是作物,都是优先把养分输送到顶端,因此长出来就给它掐了,长出来就给它掐了。(《葡萄月令》)

  沈先生(从文)面色如生,很安详地躺着。我走近他身边,看着他,久久不能离开。这样的一个人,就这样的去了。我看了他一眼,又看了他一眼,我哭了。(《星斗其文,赤子其人》)

  两句中画线的部分都使用了反复的修辞手法,惟其如此,才可以准确地表达出作者的意思,也才可以看出作者是多么重视从生活中吸收语言的营养,让自己的语言鲜活、生动,生活化、口语化。如果把前一句改成“只要它一长出来就把它给掐了”,后一句改成“我看了他两眼”,意思好像没有变化,但语言的色彩上、感觉上、表达的效果上就差得远了。作者对语言的运用出神入化,不露痕迹,好像漫不经心,信手拈来;但出手不凡,让人叹为观止。“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对语言不经过长时间的锤炼,不是语感特好的人,是不会有这样好的语言的。

  以上两句虽然使用了反复的修辞手法,但看上去语言还不是很“繁”。一起看一段不厌其“繁”的语言:

  汽车转过一个山头,一车的人都叫了起来,“哈”!赛里木湖,真蓝!……真蓝!

  下车待了一会,我心里一直惊呼着:真蓝!(赛里木湖)蓝得奇怪,蓝得不近情理。……湖色略有深浅,然而一望皆蓝。

  上了车,车沿湖岸走了20多分钟。我心里一直重复着这一句:真蓝。远看像一湖纯蓝墨水。

  赛里木湖究竟美不美?我简直说不上来,我只是觉得:真蓝。我顾不上有别的感觉,只有一个感觉——蓝。(《天山行色》)

  一气呵成,畅快淋漓!非躲在书屋中闭门造车者可为。你嫌行文啰嗦吗?如果你没有到过赛里木湖,如果你没有汪曾祺先生的襟怀和性情,如果你不具备汪老的才华和文笔,你可能会觉得啰嗦,而且啰嗦之至!但如果一切“如果”都成了真实,你还会有这种感觉吗?读了这样一大段盛赞赛里木湖水的蓝以后,我不禁击节赞叹,大呼过瘾!如暑天里一口气喝了两大瓢井拔凉,直凉透心里,沁彻心肺!

  汪老还有些语言是很形象的,略举几例以供欣赏:

  有一种菌子中吃不中看,叫做干巴菌。……颜色深褐带绿,有点像一堆半干的牛粪,或一个被踩破了的马蜂窝。(《昆明的雨》)

  还有一种菌子中看不中吃,叫做鸡油菌。都是一般大小,有一块银元那样大,的溜圆。(《昆明的雨》)

  这里的比喻和类比都非常贴切、新颖、生动、形象,出人意表又很难替代。何为干巴菌?一般人不知道。如果仅去形容,不易模拟得之,必须通过恰当的比喻,才可以比较准确地了解它。

  汪老的语言,除了以上谈到的几点外,还有不可忽略的一点,就是文学性。作为一个有着深厚的文学功底的`作家,他的语言肯定会具有很强的文学性。有些词语经他一用,竟别开生面,意味无穷。

  我知道皂角仁的“物性”,警告大家不可多吃。一位老兄吃得口爽,弄了一饭碗,几口就喝了。未及终席,他就奔赴厕所,飞流直下起来。(《草木春秋》)

  画线句,显然套用了李白的《望庐山瀑布》“飞流直下三千尺”,但用在这个特殊的场合,却让人“悠然心会,妙处难于君说”。

  翠湖中游人少而行人多,但是行人到了翠湖,也就成了游人。(《翠湖心影》)

  汪老对生活的感悟是多么微妙,寻常的景,寻常的人,到了汪老的眼中就有了不寻常的意境,皆可入诗,入画。让人联想到卞之琳的《断章》:“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你装饰了别人的梦”。

  《边城》的语言是沈从文盛年的语言,最好的语言。既不似初期那样的放笔横扫,不加节制;也不似后期那样过事雕琢,流于晦涩。这时期的语言,每一句都“鼓立”饱满,充满水分,酸甜适度,像一篮新摘的烟台玛瑙樱桃。(《又读〈边城〉》)

  汪曾祺将沈从文的语言分为三个时期,通过细致的比较,用一个新颖、形象、别致的比喻,概括其特点,而且这个比喻又是个非同寻常的比喻,是通感。对语言的感觉,居然可以用味觉来形容,真是“奇外无奇更出奇”(元好问《论诗绝句》三十首),与李煜的“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和贺铸的“试问闲愁都几许,一川烟草、满城风絮、梅子黄时雨”有异曲同工之妙。

  汪老的很多散文后面都附有小诗或题词,汪老的诗和题词我读得不多,但我所看到的几首(副),觉得都是精品。

  这他在自己画的一幅“冬日菊花”上题的诗:新沏清茶饭后烟,自搔短发负晴暄。枝头残菊开还好,留得秋光过小年。

  这是他给张抗抗画的“牡丹图”上题的诗:看朱成碧且由他,大道从来直似斜。见说洛阳春索寞,牡丹拒绝著繁花。

  这是他赠恩师沈从文诗中的两句:玩物从来非丧志,著书老去为抒情。

  这是他为武夷山一招待所的题词:四围山色临窗秀,一夜溪声如梦清。

  这是他在云南大理写的一副对子:苍山负雪,洱海流云。

  够了,透过这些诗或题词,可见汪老语言功底的扎实。即使拿到现代诗坛上任何一位诗人面前,也毫不逊色。

  好了,要和读者们说再见了。汪老是一代宗师,笔者阅读不广,能力有限,很难将汪老的语言风格和特点,一一向读者梳理出来,赏析到位。只是由于对汪老的喜爱,才斗胆写了这样一片文章,望读者见谅。末了,试用汪老似的语言来做个结吧——

  这样的一个人,就这样的去了。掩卷长思,戚然动容,其人已殁,余韵犹存。

  “菌子已经没有了,但是菌子的气味留在空气里。”

  这样的一个人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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