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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对汪曾祺的评价

时间:2023-06-03 03:15:27 文/张东东 文学北考网www.beiweimall.com

  学生时代西南联大教授、友人对他的评价:

  罗常培:该生素具创作夙慧。

  闻一多:你的报告写的比汪曾祺还好。(这报告是汪曾祺代笔写的)

  王了一:自是君身有仙骨,剪裁妙处不须论。(存疑)

  皮名举:阁下之地图美术价值甚高,科学价值全无。(画马其顿地图)

  沈从文:他的小说写的比我好。

  朱自清:他连我的课都不来上。(拒绝汪曾祺做他的助教)

  朱德熙:曾祺将来肯定是个了不起的作家。

  工作后:

  老舍:北京作协有两个人写文章写的好,一个是汪曾祺。

  黄永玉:我的画只有他最懂。他在我心里的分量太重,很难下笔。

  江青:汪曾祺可以控制使用。

  吴玄

  永玉最后提到了曾祺。当年在上海,他和曾祺总是一起见访,一起小吃、吹牛,快活得很。他俩都是才人,所谈也都是妙事,不易忘记。曾祺到北京去了,通信渐疏。永玉也在北京,想来他们一定过从甚密。曾祺的小说集《羊舍的夜晚》还是永玉为他做了木刻插图。想不到十六七年间他们见面不多。想来曾祺别有一个过从的圈子,我总想他们的不常在一起,无论对曾祺还是永玉,都是一种绝大的损失。

  黄裳

  老实说,在 1986 年以前,我从不知汪曾祺擅长丹青,可见是何等的孤陋寡闻。原只知他不只写戏还能演戏,不只写小说、散文还善旧诗,是个多面手。20世纪 40 年代初,西南联大同学上演《家》。因为长兄钟辽扮演觉新,我去看过戏。有两个场面印象最深。……一是鸣凤鬼魂下场后,老更夫在昏暗的舞台中间敲响了锣,锣声和报着更次的喑哑声音回荡在剧场里,现在眼前还有那老更夫的模样,耳边还有那声音,涩涩的,很苦。

  老更夫是汪曾祺扮演的。

  宗璞

  1943 年秋,我离开昆明来美,八年以后才在北京重逢。虽说彼此都在一个城市工作,其实咫尺天涯,也难得见上一面。后来,我和曾祺都中了“阳谋”,更是从此天各一方,一别就是“二十余年如一梦,此身虽在堪惊”。1980 年再度北京重逢,彼此都到了花甲之年,开始体味“见一次少一次”的道理,便想方设法见见面,喝上两杯,天南地北神聊上半天,但毕竟还是离多会少,无可奈何。

  于是,我要曾祺给我画一张画,挂在家徒四壁的屋里,这样就可以每天见画如见人了。他的名篇《昆明的雨》是从这张画说起的。

  巫宁坤

  历史好像有意要保藏他那份小说创作的才华,免遭多年来“写中心”“赶任务”的污染,有意为 80 年代的小说界“储备”了一支由 40 年代文学传统培养出来的笔。

  黄子平

  接触之中,我觉得最有趣的莫过于见到汪老“笑”。他把头歪过一边去,缩起脖子,一只手半掩着嘴,就这样“偷偷地”笑。那模样,直叫人想起京剧《西游记》里的美猴王,当捉弄整治猪八戒得逞之后,闪在一边得意扬扬,乐不可支,愈想愈开心。

  汪老如此陶醉的情景并非时时可见,只有他在谈到某些有趣非常或值得玩味的事儿才露出来。看到那种从心底由衷发出的笑,你也会被感染得快活起来。

  舒非(香港)

  我很喜欢读汪曾祺同志的作品……读了《大淖记事》这样的作品,使人仿佛漫步在春天的原野上,嗅到一阵阵清新温馨的花香。

  杨沫

  人们对曾祺与酒的关系说法颇多,认为连他的飞升也是凭借酒力,怀疑他不久前参加五粮液酒厂的笔会有不利作用。对此我持否定态度。曾祺嗜酒,但不酗酒。四十余年共饮,没见他喝醉过。斤澜有过走路撞在树上的勇敢,我有躺在地上不肯起来的谦虚,曾祺顶多舌头硬点,从没有过失态。他喜欢边饮边聊,但反对闹酒。如果有人强行敬酒、闹酒,他宁可不喝。我跟他一块参加宴会,总要悄声嘱咐东道主,只把一瓶好酒放在他面前就行,不要敬也不必劝,更不必替他斟酒。大家假装看不见他,他喝得最舒服,最尽兴。

  邓友梅

  汪是一文狐,修炼成老精。

  贾平凹

  汪曾祺的作品,在当今众多的作家中别出一格。他属于“五四文风”。不是五四时代的人,而秉赋“五四文风”者,实为少见。这就使得汪曾祺具有某种不是出土文物,而是传世文物的价值。

  艾煊

  说汪曾祺与孙犁相近,主要有两个方面:其一,两人都以故乡作为终生的写作母题;其二,深受传统哲学文化的影响。汪曾祺和孙犁都十分关怀故乡人物的命运,喜爱故乡的风俗,描述过不少故乡的山水草木和瓜果菜蔬之类;由于江南特殊的人文地理关系,汪曾祺关于地方小吃写得特别多。这些都容易叫人想起齐白石老人画的白菜、南瓜种种,有一种泥土的清香。关于人物,汪曾祺尤其看重人性,看重民间“情义”,如小说《受戒》写爱情,散文《岁寒三友》写朋友,都着力于美好的内心世界的发掘。因为所写不是现实中的乡土,所以缺少那种血性的涌动,记忆使它理想化了,苦难在审美的观照中变得光洁起来。

  林贤治

  我们在读汪曾祺那满溢地方风味、浓郁人性色彩、氛围和谐宁静的小说时,会产生进入桃源之乡的超脱感。在他的小说里,有我们所憧憬的那种没有伦理纲常,没有世俗偏见,没有奴役冷酷,没有明争暗斗的理想境界。然而,当我们从他的小说世界走出来,回到现实生活中时,却不能不感到有一种失落的情绪……

  杨品、王君

  不知汪曾祺自己是否觉察,他的写作在“轻松玩世”的语言背后,总透出一股历史的苍凉气。即使回忆一味野菜,一种普通的吃食,往往也会流露叫人“忘不了的那种难遇的凄凉”之意,何况写故人往事、“方言巷咏”,则多含有不胜沧桑的感慨。谐谑与苍凉,原要结缡而行。没有苍凉气的谐谑,大约不是失之庸浅,就会失之怪戾。而苍凉之于汪曾祺,是

  汪曾祺简介

  汪曾祺(1920年3月5日—1997年5月16日),江苏高邮人,当代作家、散文家、戏剧家。早年就读于西南联大,师从沈从文。1943年开始在昆明、上海任中学国文教员和历史博物馆职员。1950年后在北京文联、中国民间文学研究会工作,编辑《北京文艺》和《民间文学》等刊物。1962年调入北京京剧团(后改北京京剧院)任编剧。著有小散文集《蒲桥集》、《塔上随笔》,文学评论集《晚翠文谈》以及《汪曾祺自选集》等。被誉为“抒情的人道主义者,中国最后一个纯粹的文人,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

  对于性灵散文在90年代的繁盛,汪曾祺的功劳是首当其冲,如孙郁所对他的评价:“他的杰出性在于,回复了传统的艺术品格,将非我的艺术,还原到真我的性灵世界。当代文学的这种精神上的调整,可以说是从他开始的。”他的散文似道实儒,他对文气的推崇,他从理论到实践对中国传统散文和现代散文的沟通,都可作为他的贡献。他在第一本散文集《蒲桥集》的封面上自述:“此集诸篇,记人事、写风景、谈文化、述掌故、兼及草木虫鱼、瓜果食物,皆有情致。间作小考证,亦可喜。娓娓而谈,态度亲切,不矜持作态。文求雅洁,少雕饰,如行云流水。春初新韭,秋末晚菘,滋味近似。”(汪曾祺《蒲桥集·序》作家出版社 2000年7月)这段自评从他的散文的题材和行文特点两方面作了印象式的评价,有益于我们对他的散文的欣赏。

  他的散文特点:

  一.融自我于其中,蕴浓厚个人情趣

  就像他的老师沈从文教给他写小说要贴着人物来写一样,在讲求“真”的散文这一文体中,他更是紧贴着文中的人、物、景、事的,融自我于其中。无论是记人类、游记类、随笔类、还是小品类散文,他都是通过“我”的情感浸润的,有鲜明的个人特点。他说过“毕竟,人和自然的关系,人是主体”(《目看两不厌》,《汪曾祺全集》卷5,406页),他不会把自己淹没在景物和历史中。如凡到过泰山的文人在写泰山时无一不写它的雄伟浑厚,可汪曾祺在《泰山片石》中却写到:“我是写不了泰山的,因为泰山太大。我对泰山不能认同。我对一切伟大的`东西总有点格格不入”,我“更进一步安于微小,安于平常”。本来是写泰山的,却在泰山之“大”中,一下子发现了小小的“我”,于是就写出了“我”眼中的泰山——担山人、石刻、所食野菜,即使写泰山的云雾,也无一句写其壮观的,反倒只写了雾所带来的麻烦。泰山的这些小而平常之处着了汪曾祺的平淡色,还着了他的文人色,一个接一个典故,说古考据,却没让人感觉到味同嚼蜡的“吊书袋”,原因即在于这些故纸堆里的考据并非死的学问的罗列,处处以“我”的眼光和心绪量之,处处显个人情趣。所以他入笔看似平淡,平淡中蕴藏的博学的、性情的自我又使他的散文在平淡中显得不同凡响,别有一番悠长滋味。

  二.于俗世描摹中显不动声色的幽默

  汪曾祺的幽默读起来平淡之极,却能让你在瞬间与作者对视,莞尔一笑。他对幽默的见解是:“人世间有许多事,想一想,觉得很意思。有时一个人坐着,想一想,觉得很有意思,会噗噗笑出声来。把这样的事记下来或说出来,便挺幽默。”汪曾祺的幽默是善意的微笑,无关其他什么影射、批判,他在散文中常夹杂不动声色的幽默,这使得他在说古考据中不是板起面孔的说教,而是慈眉善目的娓娓道来,时不时以幽默来调剂。《跑警报》中的“人生几何,恋爱三角”的失恋者,侯兄送伞“贵在永恒”的故事,众人皆逃难便有用不完的水,于是在警报中总是留守的煮食莲子者和洗头者,有趣,好玩,面对灾难不在乎,读者于笑中体会到我们民族生存的韧性。

  《星斗其文,赤子其人》和《金岳霖先生》等追忆逝者的散文,汪曾祺的幽默笔触使所记人物跃然纸上,在记忆里鲜活起来。金岳霖聚会时捉虱子的自嘲,80岁时坐三轮逛王府井的偶发童心……让我们于幽默中接近人物。

  一双慧眼于世俗生活中发现乐趣,就是一种幽默。在昆明吃汽锅鸡,说成:“今天我们培养一下正气。”(《昆明菜》《汪曾祺散文》浙江文艺出版社 349页)“一边谈着克列斯丁娜·罗塞蒂的诗,布朗底的小说,一边咯吱咯吱地咬胡萝卜”的联大女生。(《昆明的果品》359页)

  三.文言与现代白话于一炉的独特语言

  李陀在《道不自器,舆之圆方》中这样评价汪曾祺的语言:“把白话‘白’到了家,然后又能把充满文人雅气的文言因素融化其中,使二者在强烈的张力中达到和谐……”(《重读大师——激情的归途》人民文学出版社 第355页 1999年第一次版)这足以概括汪曾祺的语言特色,他在语言上也显示出了俗趣和雅化结合。汪曾祺从小便接受了儒家经典的熏陶,他的祖父为他讲解《论语》,父亲请当地名流向他传授古典文学。他自己阅读甚广,中国古典文论、古代散文,尤其偏爱接近自己心性的晚明的性灵小品。深厚的古典文学功底,使他在语言方面简省、本色、平淡而又不是古得让人有隔阂之感,如素描的得其精髓,如中国画的计白当黑。对民俗的体察,对生活之平凡人平常事的关注,又使他的语言充满口语化,读来不觉俗气,反觉畅快淋漓,甚而叫绝。在《虎头鲨、昂嗤鱼、阵螯、螺蛳、蚬子》一文中说到,苏州人喜欢塘鳢鱼,上海人也是,提及此鱼更是眉飞色舞,吊了作者半天胃口,“后来我知道:塘鳢鱼就是虎头鲨,嗐!”一个“嗐”字,读来过瘾。类似的还有《故乡的食物》写到高邮咸蛋“筷子子头一扎下去,‘吱’——红油就冒出来了”。“吱”字俗白,却极精准,勾人食欲。《葡萄月令》中通篇写种葡萄的过程,“一月,下大雪……二月里刮春风……三月,葡萄上架……四月,浇水……五月,浇水,喷药,打梢,掐须……六月……”。名词的罗列,一目了然,事实的陈述,简单明确,仿佛过于直白口语,但看无意,然连缀成篇,却韵味十足,汉语传递的独特魅力在这里展现出来。融文言与现代白话于一炉,汉语的表现力被展现和增强了。

  汪曾祺的散文得宋明小品遗韵,看似散淡无法的结构,驳杂的文体相混,游刃有余,显出深厚老到的文学功力。对一草一木的俗世的生表达一种超然的审美,对凡俗个体显示自己的尊重,举重若轻,暗藏对理想和谐的人世和社会的召唤。他在散文中避开宏大的事物的思考、滤掉生活经历中的丑,避重就轻,使他散文中显示的人生有一种笑而却之的退缩,也缺少了一份峥嵘血性之感,这是必须承认的局限。一种空廓的人生映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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