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勃骈文创作的生成动因
导语：王勃的骈文作品，深受其家学传统、生活遭遇、创作心态的影响，不同时期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分别是教化精神、诗性精神、文学精神的表现。当诗性精神和文学精神有机结合，其骈文则放出灿烂光辉，达到后人难以企及的高度。
居于“四杰”之冠的王勃，虽命短，但才长，创作的作品千古流芳，受到人们高度赞誉，尤其是骈文冠绝古今，仅《滕王阁序》一篇就折服许多人，被誉为 “绝唱”。明代杨慎曾云：“使勃与杜、韩并世对毫，恐地上老骥，不能追云中俊鹘。”王勃为什么能在极其有限的生命历程里拥有如此之高的创作成就?除了才长之外，是否还有一些深层的原因?本文试图从文学生成动因的角度解释这个问题。
一、王勃骈文是教化精神的体现
王勃有着渊源深厚的家学传统。他在《送�弟赴太学序》中：“吾家以儒辅仁，述作存者八代矣，未有不久于其道，而求苟出者也。”此外，他还深受关陇儒学的熏陶。关陇儒学延续汉学，经过苏绰、苏威父子及牛弘、辛彦等人的传承努力，加入隋唐统一混合的文化，蔚然成为独立的一源。无论关陇儒学还是河汾之学，“王道仁政”都是其核心精神，因此王勃从小就树立了以道自任的人生理想。他通过书、启、论等文体表达经世致用的思想，体现出强烈的教化精神。
麟德元年初，刘祥道巡行关内，14岁的王勃写就《上刘右相书》，指斥时弊，表达政治主张和政治见识，第一对频繁用兵高丽提出异议，直陈其严重后果，连年战争，损耗巨资，增忧乏乐，弊多利少。第二列举当时政治种种弊端，提出信赏必罚、威振雷霆、树仁明之长的清明政治设想。第三对农商经济中分配不均的现象表示担忧，提出严刑峻法、沿风正典、远弘教旨、大变流俗的对策。第四提出“御天下者，必待人也”的观点，建议朝廷招贤纳士。政见虽然尖锐，但却条理清晰，有理有据，有指斥有建议，体现出王勃杰出的政治才能和卓越的治国方略，强烈的仁政思想和爱民意识，显示出浓厚的教化精神。难怪太常伯刘公“见而异之，曰：‘此神童也。’因加表荐”。
王勃在沛王府奉教撰《平台秘略论》十首，他认为：“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能事，而君子等役心劳神，宜于大者远者，非缘情体物，雕虫小技而已。”尤其强调文学经世教化的功能。咸亨二年撰写的《上吏部裴侍郎启》，同样强调“文章之道”，认为文章乃“甄明大义，矫正末流，俗化资以兴衰，家国由其轻重”的不朽事业。可见他的骈文体现着浓厚的教化精神。
二、王勃骈文是诗性精神的表现
早年的王勃年轻气盛，锐意进取，有兼济天下的宏愿。然而在沛王府时日不久，因一纸无足轻重的游戏文字就被驱逐出来，锦绣前程无端地被断送，建功立业的梦想被击得粉碎，政治热情和渴望被无情地泼上冷水。王勃满腔的忧郁和愤懑郁结于心而发于文，因此他在西游蜀地时创作的作品，绝大多数都体现出浓烈的诗性精神。
关于诗性精神，姜剑云师有详细的论述，他认为：“诗性精神是指出乎原始冲动的、自发的抒发情感的精神。”“这种原始诗性精神表现为因了抒情言志的驱动，主要在于为了满足自我的精神的减压、心灵的释放，说到底，是为自己的。”王勃早年文学作品中表现出的教化精神有所减弱，诗性精神却十分浓郁强烈。杜晓勤先生曾指出：“当四杰被迫远离宫廷、蹭蹬下僚的时候，其诗文创作观念就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他们开始侧重于诗赋‘述怀言志’的抒情功能。”
《春日孙学士宅宴序》云：“若夫怀放旷寥廓之心，非江山不能宣其气;负郁怏不平之思，非琴酒不能泄其情。”郁怏不平、悲愤难忍，想要发泄、释放，于是在江山、琴酒中放松心情，更重要的是“情动于中而形于言”，志郁心中，不得不发，乃写诗作文聊以自慰。《秋日游莲池序》中：“酌浊酒以荡幽襟，志之所之;用清文而销积恨，我之怀矣!能无情乎?”坎 之气非清文难以销解，幽积之恨非清文难以荡涤。写诗作文对王勃，太迫切也太重要，唯此能消愁，唯此能安慰自我。他也曾在江山、琴酒中得到暂时慰藉，但极富诗人气质的王勃，最终选择诗歌文赋作为最好排忧解愁的工具。
王勃抒发的忧虑和感慨，概括起来，就是“抚穷贱而惜光阴，怀功名而悲岁月” (《春思赋》)的坎 之气。有志无时的悲痛对于王勃刻骨铭心，难以消解。《守岁序》中，王勃发出“悲夫!年华将晚，志事寥落”的慨叹，这是志远而心屈，才高而位下的人面对一年将尽时的喟叹，无可奈何而又心有不甘。
这满腔慷慨难平之气，不甘沉沦的痛切，正是魏晋以来士大夫们普遍失去的'情感，也是南朝文学作品中广泛缺乏的内容，当它出现在初唐诗人王勃笔下，立即放出熠熠光彩，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
三、王勃骈文是文学精神的表现
尽管王勃强调文学经世教化功能，在骈文中自觉地体现出教化精神;但在壮志难酬、仕途失意、忧愤不平之时，他自发地选择文学作为排忧解愁的工具，抒心志、发感慨，作品真挚感人，深沉醇厚，是诗性精神的表现;而他逞才遣辞，亟欲表现自己超群绝伦的文学才华时，创作的作品则花枝招展、华美典丽，表现出浓郁的文学精神。所谓文学精神，姜剑云师也有论述，他认为：“文学精神是指为了艺术与审美的，自觉为文的精神。”《采莲赋》表现了突出的文学精神。
赋前的小序表明创作意图，尽管历史上关于芙蓉的赋很多，但无非都是“权陈丽美，粗举采掇”，王勃玩味再三，很不满意，决心压倒“众制”，展示才华。
文章首先描绘出一幅田田莲叶荷花生长图，黛叶红葩，密密丛丛，生机勃勃。风光无限，吸引人们争先恐后去采莲。紧接着，正面描写采莲盛况，列举不同的人面对莲花产生的情思。金室丽妃、璇宫佚女，她们惊奇叹息，惊香悼色，畏别伤离;泽宫年少，期门公子，则使绿珠捧棹，青琴理舳，呼朋唤友，相邀采莲;南鄢义妻、东吴信妇，难以忘掉心中的忧愁，“眷芳草兮已残，忆离居兮方苦”;而倡姬荡媵，掇翠茎，袭朱萼，“愿解佩以邀子，思褰裳而从君”;贵子王孙，叨舷击榜，发文赋诗，色震百草，香夺九芝。
作者浩浩瀚瀚，用华美典丽的词语描述以上种种人的所做所想，最后归结到自身。今非昔比，现在只感到故乡寥落，生涯惆怅，希望永洁自身，长寄君王。以“采莲歌”作结，借莲花自况，微露心意，委婉含蓄，信心十足。
此赋借采莲生发，无限拓展时间空间，构筑宏伟壮大，内容浩瀚宏博，文辞繁华典丽，纵横驰骋，左右逢源，铺排浩大，洋洋洒洒，成为王勃赋中的巨篇，受到当时和后人的称赞。《旧唐书・王勃传》云：“上元二年，勃往交趾省父，道出江中，为《采莲赋》以见意，其辞甚美。”充分展示了作者纵横奔放的浪漫气质和超群绝伦的才华，正所谓“感物造 ，材知深美”。蕴含着浓郁而强烈的审美和艺术品味，是文学精神的突出表现。
四、王勃骈文是诗性精神和
文学精神的浑融统一
一旦强烈的诗性精神和积极的文学精神有机重合，王勃的骈文则发出耀眼光芒，质文相生，文情并茂，《滕王阁序》就是如此之经典作品。
全文前半部分描述滕王阁的地理形势及自然风光，开阔雄放富有诗情画意。“豫章故郡，洪都新府”。古今对比，追溯历史，描写现实;“星分翼轸，地接衡庐。”天上地面，具体交待地理分野;“襟三江而带五湖，控蛮荆而引瓯越。”一水面，一陆地，突出地势开阔;“物华天宝，龙光射牛斗之墟;人杰地灵，徐孺下陈蕃之榻。”一虚一实，形容人文色彩浓厚。雄放的气势中有高低抑扬的节奏感，给人以深刻的印象。
滕王阁风光壮丽，“层台耸翠，上出重霄;飞阁流丹，下临无地。”从上到下，突出高峻险恶。“鹤汀凫渚，穷岛屿之萦回;桂殿兰宫，即冈峦之体势。”由水面到陆地，形容建筑利用山形水势，恰到好处。“披绣闼，俯雕甍。山原旷其盈视，川泽纡其骇瞩。”运用拟人手法，烘托滕王阁宏伟的气势，令人叹为观止。综合使用多种艺术手法，文章雄浑壮阔，流光溢彩。
登上滕王阁，眺望四周景色：“云销雨霁，彩彻区明。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渔舟唱晓，响穷彭蠡之滨;雁阵惊寒，声断衡阳之浦。”动静交织，声色并茂，开阔而富有生机，绚丽多姿而情思渺渺。尤其是“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向来为人称道。叶大庆评价说：“盖勃之言，所以摹写远景，以言远天之低，故鹜之飞几若与落霞齐尔。如诗人所谓‘新月已生飞鸟外’，‘鸟飞不尽暮天碧’，曰 ‘乾坤万里眼’，曰‘一目略千里’之类，以见兴致高远如此。……勃下句云‘秋水共长天一色’，亦以远水连天，上下一色，皆言滕王阁眺望，远景在缥缈中，如此奇也。故当时以其形容之妙，叹服二句，以为天才。”
后半部分转而抒发内心情志。“天高地迥，觉宇宙之无穷;兴尽悲来，识盈虚之有数。”总结描写自然风光，转向抒发内心情志，熨帖妥当。整段文字隶事用典，明言暗喻，贴切地表达时运不济，有志难伸的遭际，抒发郁结于心的愤懑与忧怨。
全文写景、叙事、抒情相互交融，组成统一整体。写景气势雄壮，绚丽多姿，粗线条勾勒中有精雕细刻之处，描写角度富于变化，表现手法多种多样，意境苍远浑成。叙事前后照应，首尾衔接，行踪清楚明白。抒情委婉曲折，跌宕起伏，有低沉的感慨，也有深沉的希冀，读之既令人感伤同情，又让人赞叹不已。整体看来，全文犹如一颗璀璨明珠，光芒四射，大放异彩。
王勃何以能把诗性精神和文学精神结合得如此完美，相生相得而又无迹可寻?我认为有以下几方面原因：
首先，与初唐的社会风气和文学氛围有密切关系。《旧唐书・文苑传》云：“爰及我朝，挺生贤俊，文皇帝解戎衣而开学校，饰贲帛而礼儒生;门罗吐凤之才，人擅握蛇之价。靡不发言为论，下笔成文，足以纬俗经邦，岂止雕章缛句。韵谐金奏，词炳丹青，故贞观之风，同乎三代。高宗、天后，尤重详延;天子赋横汾之诗，臣下继柏梁之奏;巍巍济济，辉烁古今。”朝廷礼儒生而纳人才，使得文学事业空前繁荣，文学作品韵谐金奏，词炳丹青，不再局限于雕章琢句。尤其是高宗、天后尽揽天下之士，庶族寒士凭借自身才华，把以才气为主的诗赋、时策作为进身工具。浓厚的文学氛围，为王勃的创作提供极为有利的条件。
其次，与士人的主体精神有关。士人的主体精神张扬，普遍积极进取，昂扬向上。他们有着强烈的功名意识，希望早日建功立业，实现人生理想。开明的择士制度又给予他们无限憧憬和希望。如此人格精神反映在作品中，作品便充满对自身前途命运的关注和思考，特别是失意时怀才不遇的感叹和不平之气的抒发。
最后，与王勃的生活经历和个性特征有密切关系。王勃遭受了几次仕途的坎坷和磨难，心中蕴积着强烈的愤懑和忧怨，作品中注入浓烈的思想感情，这正是诗性精神的最好诠释;同时，王勃恃才傲物，遇事当仁不让，《滕王阁序》就是作者展示自己超群绝伦文学才华的产物。《新唐书》本传云：“初，道出钟陵，九月九日都督大宴滕王阁，宿命其婿作序以夸客，因出纸笔遍请客，莫敢当，至勃， 然不辞。都督怒，起更衣，遣吏伺其文辄报。一再报，语益奇，乃矍然曰：‘天才也!’请遂成文，极欢罢。”在这里特别强调客人都莫敢当而独有王勃 然不辞，欣然提笔，作品中美言佳句频频出现，使一座皆惊，《滕王阁序》被誉为“不朽”的“天才”之作。因此，《滕王阁序》又表现出浓郁的审美和艺术特点，是文学精神的具体体现。
综上所述，王勃的骈文创作千姿百态，异彩纷呈，不同时期、不同心态下创作的骈文表现出不同的特点，分别是教化精神、诗性精神、文学精神的表现。当诗性精神和文学精神有机结合、浑融统一、契合无间时，他的骈文则放出灿烂光辉，达到后人难以企及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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