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与佛教
王安石与佛教的因缘，首先得归之于其父亲王益的影响。隋唐以来佛教宗派繁衍，蔚为大观，官绅士人学佛活动日趋兴盛，至宋代，士大夫参禅问道举目皆是。北宋禅僧归云如本在《丛林辨佞篇》中作了如下记载：
“本朝富弼郑公，问道于子?禅师，书尺偈颂凡一十四纸，碑于台之鸿福两廊壁间，灼见前辈主法之严，王公贵人信道之笃也。……如杨大年侍郎、李和文都尉见广慧琏、石门聪并慈明诸大老，激扬酬唱，般般见诸禅书。……近世张无垢参政、李汉老参政、吕居仁学士，皆见妙喜老人，登堂入室，谓之方外道友。爱憎逆顺，雷辉电扫，脱略世俗构忌，观者敛衽辟易，罔窥涯涣。”
除文中所列富弼、杨亿、张商英等达官显宦外，还有苏东坡、黄庭坚、晁补之、赵扌卞等，这些人都热衷于参禅念佛，不少人还参与编撰禅宗《语录》、《灯录》。这种社会风气，对王氏父子都有着深刻的影响。
王益在为官一地时，无论是开始为官时任建安主簿还是在新繁、江宁，都曾经出入寺院，与当时寺僧都有较多交游，互有答赠。且于佛理颇通，大概也习染了当时的清虚、禅悦风气，“近来禅观都无语，手指余花满寺庭”。这种家庭背景显然直接影响了王安石。王安石少年时期就随父亲到处出游，拜访大德高僧。宋僧惠洪《冷斋夜话》卷六《大觉禅师乞还山》就记载了他早年与僧人的交游。
“大觉琏禅师，学外工诗，舒王少与游。尝以其诗示欧公，欧公曰：此道人作肝脏馒头也。王不悟其戏，问其意，欧公曰：是中无一点菜气。”?
王安石自己在《扬州龙兴讲院记》也有提及：
“予少时，客游金陵，浮屠慧礼者从予游。予既吏淮南，而慧礼得龙兴佛舍，与其徒日讲其师之说。尝出而过焉，庳屋数十椽，上破而旁穿，侧出而视后，则榛棘出人，不见垣端。”
成年后，王安石在以儒家的方式理政，为官一任的同时，继续与著名高僧多有交游。王安石《鄞县经游记》对此有所记载：
“庆历七年十一月丁丑，余自县出，属民使浚渠川，至万灵乡之左界，宿慈福院。戊寅，升鸡山，观石契工凿石，遂入育王山，宿广利寺，雨不克东。辛巳，下灵岩，浮石湫之壑以望海，而谋作斗门于海滨，宿灵岩之旌教院。癸未，至芦江，临决渠之口，辅以入于瑞岩之开善院，遂宿。甲申，游天童山，宿景德寺。质明，与其长老瑞新上石望玲珑岩，须猿吟者久之，而还食寺之西堂，遂行至东吴，具舟以西。”?
王安石一生结识了许多高僧，早年以瑞新和大觉怀琏为代表，在京时又有智缘等，晚年则有蒋山赞元、宝觉、净因、真净克文等。正由于王安石对佛教徒有着密切的交往，因此他对于佛教有着较为深刻的了解、客观的认识。
1、认为佛教颇为得人。宋代由于禅悦风气的影响，儒家人才多流向佛门。王安石由此发出“儒门淡薄，收拾不住”，天下英才归于佛道的感慨。
荆公王安石问文定张方平曰：“孔子去世百年而生孟子，后绝无人，或有之而非醇儒。”方平曰：“岂为无人，亦有过孟子者。”安石曰：“何人?”方平曰：“马祖、汾阳、雪峰、岩头、丹霞、云门。”安石意未解。方平曰：“儒门淡薄，收拾不住，皆归释氏。”安石欣然叹服，后以语张商英，抚几赏之曰：“至哉，此论也!”
类似的记载又见于南宋陈善《扪虱新话上集》卷三：
王荆公尝问张文定：“孔子去世百年，生孟子亚圣。自后绝无人何也?”文定言：“岂无?只有过孔子上者。”公问：“是谁?”文定言：“江西马大师，汾阳无业禅师，雪峰，岩头，丹霞，云门是也。儒门淡薄，收拾不住，皆归释氏耳。”荆公欣然叹服。
2、赞扬高僧之人格境界
王安石结识的'僧人，如瑞新、大觉怀琏、智缘、赞元、宝觉、净因、真净克文等，多是德才兼备、脱于流俗的贤人。
盖有见于无思无为，退藏于密，寂然不动者，中国之老、庄，西域之佛也。既以此为教于天下而传后世，故为其徒者，多宽平而不忮，质静而无求，不忮似仁，无求似义。当士之夸漫盗夺，有己而无物者多于世，则超然高蹈，其为有似乎吾之仁义者，岂非所谓贤于彼，而可与言者邪?若通之瑞新，闽之怀琏，皆今之为佛而超然，吾所谓贤而与之游者也。此二人者，既以其所学自脱于世之淫浊，而又皆有聪明辩智之才，故吾乐以其所得者间语焉，与之游，忘日月之多也。(《涟水军淳化院经藏记》)
3、佛道与儒道通
王安石受《庄子·天下篇》道一或全思想的影响，认为“道之不一久矣，人善其所见，以为教于天下，而传之后世。后世学者，或徇乎身之所然，或诱乎世之所趋，或得乎心之所好，于是圣人之大体，分裂而为八九。”王安石认为百家诸子、佛道于先王之道各有所得，“盖有见于无思无为，退藏于密，寂然不动者，中国之老、庄，西域之佛也。”(《涟水军淳化院经藏记》)在他与宋神宗的对话当中也表明了这一点。
“安石曰：……臣观佛书，乃与经合，盖理如此，则虽相去远，其合犹符节也。上曰：佛，西域人，言语即异，道理何缘异?安石曰：臣愚以为苟合于理，虽鬼神异趣，要无以易。上曰：诚如此。”?
显然，王安石将佛经与儒家经典相提并论，认为两者合符节。对此，宋神宗也是很赞成的。
4、兼取佛道
既然道一或全，佛教与儒家于道相通，那么自然就可以在以儒家为主导的前提下，惟理之求，对佛道百家批评吸收。宋僧惠洪《冷斋夜话》卷六“曾子固讽舒王嗜佛”条记载：舒王嗜佛书，曾子固欲讽之，未有以发之也。……子固曰：“弈用老而逃佛，亦可一秤?”舒王曰：“子固失言也。善学者读其书，惟理之求，有合吾心者，则樵牧之言犹不废，言而无理，周、孔所不敢从。”子固笑曰：“前言第戏之耳。”在《答曾子固书》中王安石谈到，
“连得书，疑某所谓经者，佛经也，而教之以佛经之乱俗。某但言读经，则何以别于中国圣人之经?子固读吾书每如此，亦某所以疑子固于读经有所不暇也。世之不见全经久矣。读经而已，则不足以知经。故某自百家诸子之书，至于《难经》、《素问》、《本草》诸小说，无所不读。农夫女工，无所不问。然后于经为能知其大体而无疑。盖后世学者，与先王之时异矣，不如是，不足以尽圣人故也。扬雄虽为不好非圣人之书，然于墨、晏、邹、庄、申、韩亦何所不读。彼致其知而后读，以有所去取，故异学不能乱也。惟其不能乱，故能有所去取者，所以明吾道而已。子固视吾所知，为尚可以异学乱之者乎?非知我也。方今乱俗不在于佛，乃在于学士大夫沉没利欲，以言相尚，不知自治而已。”
正是这种“惟理之求”的态度，王安石对佛教理论有系统的研究，为《金刚经》、《维摩经》作注，并疏解了《楞严经解》、《华严经解》，还有意味浓厚的《字说》。另外他也曾经对《老子》、《庄子》都进行过注解等等。佛教对于心性的阐述、道家对于道体的发明，对于立志于昌明儒家道德性命、复兴儒学的王安石有着重要的意义。应该说，老子的道论、佛教的心性论，构成了荆公新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当然，王安石对于佛道也不是没有批评。王安石认为佛道在道体心性建构方面，有着重要的贡献，但是“实见道体，差了途辙，故不可与入尧舜之道”。正由于此，王安石主张对佛道进行批判吸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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