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坡一生境遇与那位刚强执拗的宰相王安石(1021～1086年)关系很密切，两人皆是当时才华横溢的诗人和散文家，两人同朝为官之时，不仅在文学上互相匹敌，在政治上更是各持己见，一度曾为政敌。
二人皆才华出众，年少得志。王安石22岁(1042年)中进士，初入仕途时，好诗佳文已经传遍朝野，众人都把他看作奇才，前辈富弼、欧阳修对他颇有好评。
东坡，更是自幼博览群书，学通经史，属文日数千言。仁宗嘉祐二年(1057年)，21岁的苏轼，倍受老前辈欧阳修的赏识，进士及第，开始了他一生的仕宦生涯。
《西清诗话》中记载王安石对苏轼评价说：“不知更几百年方有如此人物。”而苏轼在读到王安石的词作《桂枝香·金陵怀古》后，更是由衷佩服，赞叹到“此老乃野狐精也”。由此可知看，二人在文学上彼此非常的赏识，以苏轼的豁达和王安石的正直，两人极有可能成为难得的文友。遗憾的是，他们的政治见解有着太大的不同，同朝为官，也就注定了两人之间的'亦敌亦友恩怨难明。
苏轼的父亲苏洵对王安石一直有看法，他写了一篇《辨奸论》，将王安石说成阴险狡诈的小人。王安石的母亲去世时，同朝官员只有苏洵没有到场哀悼，这件事对二人关系多少产生了一些负面的影响。
苏轼入仕不久，即回乡丁父忧，回朝时正值王安石变法。可以说，苏轼前半身与王安石的纠葛恰恰在两人对变法的态度上。王安石时任副宰相，是坚定不移的变法派领袖;而苏轼对变法的态度则是动摇不定的，他希望改革在不引起剧烈变动的条件下施行，并主要通过社会各阶层的自觉努力调整与道德完善来改变社会的衰败。因此，当王安石推行新法，从变更政治、经济制度入手实行改革时，他便随反对新法的领衔人物司马光一同，站在反对派的立场上，与王安石成为政敌。
熙宁二年(1069年)，王安石推行青苗、均输、市易等新法后，准备变更科举制度，请求兴办学校，在科举考试中罢除诗赋等科目，专以经义、论、策来考试。宋神宗犹豫再三，召集了许多大臣讨论。而苏轼随即上《议学校贡举状》，论述贡举之法行之百年不可轻改，得到宋神宗的召见。王安石听说后，很不高兴。后来，宋神宗想让苏轼编修中书条例时，王安石强烈反对，他说：“轼与臣所学及议论皆异，别试以事可也。”王安石知晓苏轼直言不讳的个性，偏偏又站在旧派的立场，当神宗几次准备用苏轼当谏官时，王安石便推荐他做个府推杂事的小官。苏轼在任开封府推官期间，又上了《上神宗皇帝书》、《再上神宗皇帝书》，直言反对新法，主张“结人心、厚风俗、存纲纪”，甚至还有许多“四海骚动，行路怨咨”之类的敏感语句，使得王安石更加恼怒。而后，最使王安石忍无可忍的，还是苏轼的《拟进士对御试策》，其中提到“晋武平吴，独断而克;苻坚伐晋，独断而亡;齐桓专任管仲而霸，燕哙专任子之而败;事同功异”，变法的最大支持者即是皇帝，苏轼出的这道题，影射了神宗与王安石变法过程中不顾阻挠似的“独断”。这次王安石终究是被激怒了，他向神宗举荐说：“轼才亦高，但所学不正……请黜之。”几天之后，他又对神宗说：“如轼者，不困之使自悔而绌其不逞之心，安肯为陛下用!”可见王安石在被激怒的情况下，依然是爱惜人才的。恰巧朝中有人告发苏轼兄弟运父灵回乡的过程中偷运私盐，于是王安石下令调查，并拘捕了相关人员讯问。虽然后来查明此事纯为虚有，但经历了这一次又一次的冲突，苏轼觉得自己已无法在朝廷中待下去了，于是请求外放，出任杭州太守。
在苏轼外任期间，朝廷中变法派争异乎激烈，由于新派当权，旧派官员纷纷去职，一大批资历甚浅的新官员被迅速提拔，加之新法在实施过程中常被地方官僚集团异化，成了盘剥农民的工具，这一切对新法实施产生了许多负面的影响，地方上下一时怨声载道。熙宁七年(1074年)，天下久旱，人心散乱，反对派趁机起哄，造谣说这次旱灾都是由王安石引起的。继而，朝中又有人企图诬陷王安石参与谋反，在诸多压力排挤的情况下，王安石只好罢相。但这个罪名太离谱了，王安石很快恢复清誉。
次年，王安石复相。熙宁九年(1076年)，由于宋神宗对变法态度的动摇，变法派内部也发生了纷争，同是变法内部的吕惠卿，把王安石曾写给他几封有“无使上知”字样的信件交给了神宗，给王安石带来了不少麻烦。与此同时，反对变法的呼声依旧日益高涨，最后连皇太后也站出来了。就在这一年，王安石的爱子王雱33岁早逝，心灰意冷的王安石，终究再次罢相，回到了江宁(今南京市)，他在城外筑了座“半山园”，从此吟诗念佛，结交高僧，清心寡欲，俨然如出世之人。
时年，苏轼正在密州任上。再说苏轼在外任期间，虽不满新法，却因亲眼看到了新法的便民之处，从而认识到了反对派的偏执与保守。他在给友人滕达道信中说：“吾侪新法之初，辄守偏见，至有异同之论……回向之所执，益觉疏矣。”苏轼对新法认识的改变及其诚恳的回顾，淡化了在政治上对王安石的对立情绪，而王安石罢相之后，他不想再参与任何与政治有关的事了，心态也逐渐归于平淡。苏轼与王安石之间淡化了昔日政敌关系，而是更欣赏对方的才气与学问了。秉性像王安石、苏轼这样的人，于公必会势同水火，于私却可以雪中送炭。
元丰二年(1079年)，苏轼遭当朝**诬陷，以“作诗攻击朝廷”之罪被捕入狱。由于事关重大，除了苏轼弟弟苏辙肯丢掉乌纱帽救兄，其他亲友及官员唯恐避之不及，而在此时，王安石的弟弟王安礼却极力在神宗面前开脱。那时王安石正在江宁隐居，等他知晓“乌台诗案”一事，苏轼罪名已定，只争一个早迟了。想起国家多难，人才难得，王安石连夜写信派人飞马进京给神宗。信中说：“岂有圣世而杀才士乎?”神宗看了王安石的信，思之再三，觉得很有道理，便下旨将苏轼放了，将其贬为黄州团练副使。王安石在关键时刻为苏轼求请，由此可见他其为人之正直高洁及对苏轼之才之人的爱惜。也许正是由于这种高尚的品德，赢得了苏轼对他的敬重与佩服。
元丰七年(1084年)，苏轼自黄州移官汝州，准备顺路去拜访隐居江宁的王安石。而王安石听说苏轼将来，便穿着野服，骑着毛驴，兴致勃勃地来到江边见苏轼。苏轼也穿着野服见王安石，并说，我苏轼今天是穿着野服见大丞相。王安石笑着回答说，礼仪难道是为我们这些人设的吗?可见两人洒脱至此知音难得。后来在同游钟山时，诗酒唱和，谈禅说佛，不亦乐乎。王安石有诗题为《池上看金沙花数枝过酴醾架盛开》，此题下有两首七言绝句与一首五言绝句。苏东坡读完后，按其韵和作《次荆公韵》，并在诗中将王安石比为晋代潇洒出尘的王羲之，敬意备至。王安石还曾写过一首有名的《北山》，诗言：“北山输绿涨横陂，直堑回塘滟滟时。细数落花因坐久，缓寻芳草得归迟。”此诗正是王安石定给苏轼约他买田金陵，相作邻居，苏轼十分感动，于是作了和诗另首《次荆公韵》诗言：“骑驴渺渺入荒陂，想见先生未病时。劝我试求三亩宅，从公已觉十年迟。”
他们共处三十多天，才依依不舍地分别，王安石送走了苏轼之后，对人长叹说“不知道还要几百年，才有这样的人物!”
元丰八年(1085年)，神宗驾崩，哲宗继位，旧党复辟，众人想把变法全部推翻，苏轼一反常态坚持新法不可尽废。次年，当最后一条新法“免役法”也被废除时，王安石抑止不住内心的苦痛，悲愤离世。时年苏轼已回朝，他在草拟的赠太傅敕中写道他在草拟的赠太傅敕中,高度评价了他的这位政敌兼诗友：“瑰玮之文，足以藻饰万物;卓绝万物，足以风动四方。”
他们尽管政见不同，却从未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私敌，他们以平静豁达的心态，正直坦荡的心胸对待彼此，在文学上互相钦佩识为知音，在政治上的相互宽容相互理解，这两个伟大的人物成为中国文学史上惺惺相惜“文人相亲”的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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