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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渊明以晋朝遗民自居吗

时间:2023-06-03 23:07:16 文/马振华 文学北考网www.beiweimall.com

陶渊明以晋朝遗民自居吗

  陶渊明在《归去来兮辞》中说“请息交以绝游”,又说“世与我而相违”,然而渊明出世,却不曾忘世。用韩愈的话说,就是他的心到底不能完全平静。韩愈在《送王秀才序》中,拿阮籍、陶潜和颜回进行了一下比较:

  及读阮籍、陶潜诗,乃知彼虽偃蹇不欲与世接,然犹未能平其心,或为事物是非相感发,于是有托而逃焉者也。若颜氏之子操瓢与箪,曾参歌声若出金石,彼得圣人而师之,汲汲每若不可及,其于外也固不暇,尚何麴蘖之托而昏冥之逃邪?吾又以为悲醉乡之徒不遇也。(《朱文公校昌黎先生集》卷三)

  韩愈认为,颜回、曾参是真的在隐居的生活中得了内心的宁静,并且有幸能有孔子这样的圣人为师,努力学习尚且还觉得来不及呢,哪有时间考虑那么多世俗之事呢?而渊明、阮籍是一类人,就是虽然看不上世俗之人,但是到底心中忘不了世事,所以时常会流露出一些激愤。所以他们经常借酒浇愁,不过是落得个暂时的忘却罢了。渊明的《杂诗十二首》的第二首,就很能表现出宁静的表面之下那汹涌的暗流:

  白日沦西阿,素月出东岭。

  遥遥万里辉,荡荡空中景。

  风来入房户,夜中枕席冷。

  气变悟时易,不眠知夕永。

  欲言无予和,挥杯劝孤影。

  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骋。

  念此怀悲凄,终晓不能静。

  这是一首写秋夜之景与凄凉的感思的作品。前四句清景无限,然而从第六句“枕席冷”开始,那种孤独悲凉以及内心的不平静就跃然纸上了。“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骋”——人一天老似一天,但是自己的志向确实永远不能得到施展。这种情怀以致让诗人彻夜失眠。可见这份“志向”在内心的分量了。然而渊明究竟是为了什么“志”而“怀悲凄”呢?这首诗中有一句:“气变悟时易。”这句表面是说,秋天来了,气候变化了,我感悟到了时令的转换。但是忘深层说,“时”在古代常常暗指“时代”。因此说,渊明在暗中感慨时代更迭,晋之倾覆,也并不为过的。

  过去有很多人认为渊明是晋之遗民,在写诗时,晋未亡之前,诗的题目序言中都用晋的年号,晋亡后凡遇要写时间的,只写干支纪年,也就是古人说的“唯云甲子而已”。沈约在《宋书·隐逸传》中就提到了这一观点:

  潜弱年薄宦不洁去就之迹,自以曾祖晋世宰辅,耻复屈身后代;自高祖王业渐隆、不复肯仕。所著文章,皆题其年月,义熙以前,则书晋氏年号,自永初以来,唯云甲子而已。

  义熙(405年-418年)是晋安帝司马德宗的年号。其后是元熙(419年—420年六月),是东晋皇帝晋恭帝司马德文的年号,共计两年,这也是东晋最后一个年号。元熙二年六月晋恭帝被迫禅位给刘裕,东晋灭亡。刘裕建立刘宋政权,改元永初。陶渊明“唯云甲子”这一说法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得到了世人的认可。但是宋代思悦提出了异议,他认为渊明这些写干支纪年的作品,有些是很早的作品,根本没有到晋亡。所以“唯云甲子”不过是世之好事者的观点,不是渊明的本意:

  思悦考渊明诗有题甲子者,始庚子距丙辰,凡十七年间,只九首耳,皆晋安帝时所作也。中有《乙巳岁三月为建威参军使都经钱溪作》,此年秋乃为彭泽令,在官八十余日,即解印绶,赋《归去来辞》。后一十六年庚申,晋禅宋,恭帝元熙二年也。岂容晋未禅宋前二十年,辄耻事二姓,所作诗但题甲子,以自取异者?矧诗中又无标晋年号者,其所题甲子,盖偶记一时之事耳。后人类而次之,亦非渊明本意。世之好事者,多尚旧说,今故著于三卷之首,以明五臣之失,且祛来者之惑焉。(清陶澍集《靖节先生集》卷三)

  明代宋濂《题渊明小像卷后》也认为这是沈约的一种错误观点:

  若《九日闲居》诗,有“空视时运倾”之句,《拟古》第九章,有“忽值山河改”之语,虽未敢定为何年,必宋受晋禅后所作,不知何故反不书以甲子耶?其说盖起于沈约《宋书》之误……呜呼!渊明之清节,其亦待书甲子而后始见耶?(《宋学士全集》卷十三)

  他认为像渊明影射朝代更迭的《九日闲居》《拟古》诸诗,都没有写甲子(当然也没有写年号),所以沈约的说法是错误的。而且他认为渊明清高的节操,根本不需要“唯云甲子”这种行为才能为世人所敬仰。

  但是我认为,渊明的价值不在“甲子”一事,当然是没有疑问的。不过以晋宋改朝换代为界限,在这之前,渊明的诗写年号也罢,也甲子也罢,都没有关系,因为那是一种正常的生活;但在这之后,渊明的诗无论是写甲子,还是什么都不写,但他确实是没写过宋代的年号。可见渊明在晋亡之前,写诗记时间是比较随意的,什么记法都可能有;但晋亡宋兴,则有意识避免用宋之年号,这个还是肯定的。沈约也没有说渊明在晋时只写年号不写甲子,因此要想推翻沈约之说,唯一的办法就是在陶渊明诗中找出一篇写了刘宋年号的诗文来。不过,确实没有这样的'作品。

  因此,渊明就像萧统说的那样,“自以曾祖晋世宰辅,耻复屈身后代”(萧统《陶渊明传》),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苏东坡在《书渊明述史章后》说:“渊明作《述史》九章,《夷齐》、《箕子,盖有感而云,去之五百余载,吾犹知其意也。”葛立方在《韵语阳秋》中也说:“观《渊明读史九章》,其间皆有深意。其尤章章者,如《夷齐》、《箕子》、《鲁二儒》三篇。……由是观之,则渊明委身穷巷,甘黔娄之贫而不自悔者,岂非以耻事二姓而然耶?”他们列举的这些诗篇,都是渊明吟咏古代有节操的遗民的作品,渊明赞美他们,当然也是以他们为榜样,认同他们的行为,并且激励自己。

  也正是这样,人们觉得渊明很多诗都隐约地表达了这种“志”(情怀)。甚至就连《归园田居》“种豆南山下”也有人解释得非常露骨:

  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

  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

  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

  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

  后来元代的刘因以诗解诗,在《归去来图》中说:

  渊明豪气昔未除,翱翔八表凌天衢。

  归来荒径手自锄,草中恐生刘寄奴。

  “草中恐生刘寄奴”这句,未免太坐实了。当渊明“归园田”之时,距离刘裕(小名寄奴)篡晋还有很多年呢,渊明不可能这样未卜先知。不过要把这句的“刘寄奴”解释为“刘寄奴这类日后颠覆晋朝的人”,倒也不是说不通的。然而这也是一种很“危险”的解释诗歌的方法,很容易就陷入了穿凿傅会的误区。因此陈沆《诗比兴笺》中说:

  案读陶诗者有二蔽:一则惟知《归园》、《移居》及田间诗十数首,景物堪玩,意趣易明,至若《饮酒》、《贫士》,便已罕寻,《拟古》、《杂诗》,意更难测,徒以陶公为田舍之翁,闲适之祖,此一蔽也。二则闻渊明耻事二姓,高尚羲皇,遂乃逐景寻响,望文生义,稍涉长林之想,便谓采薇之吟,岂知考其甲子,多在强仕之年,宁有未到义熙,预兴易代之感,至于《述酒》、《述史》、《读山海经》,本寄愤悲,翻谓恒语,此二蔽也。宋王质、明潘璁均有《渊明年谱》,当并览之,俾知早岁肥遯,匪关激成;老阅沧桑,别又怀抱。庶资论世之胸,而无害志之凿矣。

  这一段是解读陶诗非常公允的态度。陈沆认为,陶诗应该分期。早年那些单纯写隐居田园的诗为一类,后期寄托朝代更替悲愤之情的诗为一类。这两类要用不同的方法去阅读,不要弄混了。也就是说,诗人寄托了,我们就去解释寄托;诗人没有寄托,我们不能穿凿傅会,生硬地安排出许多寄托的意义来。但哪些诗有寄托,哪些诗无寄托呢?这就很复杂了。可以主要参考时代,但又不能一概而论。早年之诗,也未必没有寄托,但无论怎么解释,也不能解释出“改朝换代”那些很具体的事来。因为渊明即使很感觉敏锐,但毕竟不是先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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