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渊明是五柳先生
引导语：俗称五柳先生陶渊明被称为“隐逸诗人之宗”。其隐逸文化总的风格有三：其一是柔，其二是淡，其三是远。下面是有关《五柳先生传》相关知识，欢迎大家阅读学习。
陶渊明五柳先生篇1：从《五柳先生传》看陶渊明最终的退隐归耕
一.生性淡泊，为人质朴
1.随性率真，卓尔不群
且看：“性嗜酒，家贫不能常得，亲旧知其如此，或置酒而招之。造饮辄尽，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吝情去留!”这几句生动再现了陶渊明的率真品性。渊明生性嗜酒，却因其家境不好，而不能常常得到满足。当亲友以酒款待他时，他只要一去便将酒一饮而尽，并与亲友约定一醉方休，喝醉了之后便回家。陶渊明欲去则去，欲留则留，从不掩饰自己的情感。由此可见，陶渊明拥有孩童般率真的性格，不文饰自己的喜好。他与人交往时亦不寒暄、不客套，均是随性而为之。
这种行为在世俗人眼中至少是很不适宜的。东晋社会本就动乱不已，官场则更为黑暗。名士们虚伪自私，同流合污者甚多。陶渊明随性率真，他的简单朴实的与官场之中的各种规则格格不入。显然这位“五柳先生”天生无法立足于官场。陶渊明无法违背自己的本心，无法与官场中人一同狼狈为奸。如此，最终的退隐归耕即为必然结局。
2.不慕虚荣，缺乏社交
陶渊明仅用“闲静少言，不慕荣利”八字，概括出五柳先生的性格特点，他以自身的高尚品格暗讽门阀名士以玄学清谈博取声名荣利的不良行径。言简意赅，意味无穷。东晋社会，附庸风雅之士良多，而“闲静少言”正是当时那些为求得荣利而清谈不休的门阀名士所匮乏的可贵品格。“闲静”暗讽玄学之士争相奔走于声利之区，浮华交游。为在名士场中谋取自己的一席之地，甚至连高僧慧远亦欲结莲社而扬名;“少言”则暗讽名士们喋喋不休的清谈。名士们谈玄论道，外示高尚，实则将玄学清谈作为博取声名荣利的一种手段。
此八字“闲静少言，不慕荣利”，既刻画了渊明自身不慕虚荣的性格特征，又有力地讽刺了清谈家们追名逐利、趋之若鹜的卑劣丑态。渊明拒绝与世俗交往，而他这种清高的性格不融于俗。卓尔不群的性格特点注定了他是一个孤独体，自然注定了他最终的退隐归耕。
二.“读书”、“治经”、“著文”与“俗”相异
1.“读书”、“治经”以求儒道
陶渊明生活的时代，是清谈盛行，儒家经学严重衰落时期。研读经典是可笑的不与时俱进的行为。但是从《五柳先生传》中我们看到一个爱好儒家经典的与时俗相违的人：“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虽然此处陶渊明并未明言喜读儒学经典，但是结合其他诗文中屡屡出现的“少好《六经》”之类的自述，可见一斑。
陶渊明爱好读书，自小就受儒家教育，并接受儒家的价值观念。因此，他认为读书与治经都是以求儒道为目的，这与当时的“名士”们读书清谈有着本质区别。他读书的方式和态度亦与当时的经生们截然相反。“好读书，不求甚解”表明渊明因好读书而读书——他读《六经》纯粹是因为喜爱，并非为考取功名和博得声名。同时，其读书方式为游观，而不是逐字解经，死记硬背。“甚解”，即繁琐的解经方式。渊明借此句委婉地展现了自己的治学态度。自两汉以来，便有繁琐经学之道。当时的南方高门士族，主要凭借繁琐治经来博取荣利。世俗之人将繁琐解经作为走向荣华富贵的垫脚石，这是深为渊明所耻的。对于那些大力提倡繁琐解经的做法，他亦深表怀疑。治学严谨的他从不迷信官方经学，他深信“求儒道”方为治经之本。结合陶诗《饮酒(其二十)》更可略知一二：“如何绝世下，六籍无一亲。”汉初诸儒辛苦整理传承五经六籍，却不得时人爱好。固然有人读经书，但甚少有人真正为求儒道而读经，讽刺意味油然而生。
“好读书”，是好读经书而求儒道;“不求甚解”，是不求繁琐治经。他不欲以儒学博世誉，不欲以繁琐治经为手段而驰骋于名士场。在渊明看来，读书本就应当愉悦身心，心无旁骛。“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一句，更可见渊明对于书籍爱不释手。他并非不仔细领悟参透书中的儒道真谛——在读到契合心意之处，他欣喜不已，甚至忘记吃饭。若非经过反复地研读、仔细地思考，他又怎会产生如此强烈的心理共鸣呢?
为求闲适自得、愉悦身心、参透儒道真谛而读书的人本就不适宜为官。加之渊明坚决不走繁琐治经的道路，这更使他难于立足在东晋官场之中。因而，退隐归耕，或许便是陶渊明最终的最佳选择。
2.著文章以自娱
陶渊明认为：著文是为娱乐自我，表达志趣，并抒发真实的内心情感，从而真正释然，忘记得失。因此，他写道：“常著文章以自娱，颇示己志。忘怀得失，以此自终。”然而，当时的名士无不以文章博声名，甚至把它当作世俗交际的一个工具，抑或是有悖本心而著文，将其作为一种政治宣传工具。这完全与陶渊明的著文初心相悖。天生随性的陶渊明不愿去做任何违背自己初心的事。他无所谓虚名，不与人争锋，不愿亦无需违背自我初心著文。
“著文章以自娱”，此处的“文章”大抵是指《感士不遇赋》、《闲情赋》之类。所谓“青春作赋，皓首穷经”。古人辞赋，常为早年博学习文之作。而渊明的赋以抒情为主，与汉赋铺陈繁复的作风截然不同。他后期的五言诗与散文则更显自然风格。
此外，由《五柳先生传》清新朴素的文辞特点亦可以推及，渊明崇尚简淡朴实的文风，甚少使用华丽的辞藻，不喜过分文饰。这种清新朴素的文字最有利于陶渊明真实生动地展现自己的人生志趣，抒发内心真实情感。而在那个黑暗动乱的东晋社会中，为官著文必然不可随性而为。一旦不慎，重则招惹杀身之祸。渊明若入世，著文必将受到极大限制，毋庸说表达本心。“酣畅赋诗，以乐其志”则进一步印证了陶渊明的文学创作理念。畅饮、作诗均为愉悦心志。酣畅之作表达心志最为淋漓尽致，无需隐藏，无需介怀。试问，此类“著文”又怎符合东晋统治阶级的意志?但在渊明看来：饮酒，赋诗，自娱自乐，朴素闲适自好，又何必随波逐流，放弃这种潇洒悠然的生活呢? 由此可见，陶渊明的文学理念与“俗”相背，其秉性亦使他无法适应黑暗的东晋社会，故其最终的退隐归耕是必然结果。
三.高士情怀，安贫乐道
1.蔑视权贵，崇尚高士
《五柳先生传》语意平和，但不可否认，其中确有傲骨。首句“先生不知何许人也，亦不知其姓字”便可见渊明誓与世俗相斗争的信念。
东晋实行九品中正制，实则重出身门第。渊明首句则以“不知何许人”、“亦不知其姓字”表现出对当时讲究出身门第、社会名望的不良社会风气的不屑之情。渊明观点如是：衡量一个人的高低贵贱，应在于其本人品格的高下，而不在于其出身门第与社会虚名。诚如黔娄之妻所言：“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黔娄虽为寒微之士，却凭借自己的高尚品行自立于世，其清节更是流芳百世，故深为渊明所称赞。渊明在此处引用黔娄妻之语，深表对黔娄的赞许。陶家先祖亦为陶渊明所敬仰的高士之一，先祖轶事更是渊明秉持古代高士气节的精神源泉。“宅边有五柳树，因以为号焉”。陶渊明看到宅边的五棵柳树时，就想到了先祖陶侃的轶事：陶侃“尝课诸营种柳”，他在经过都尉夏施的家门前时，立即认出其门前之柳是武昌西门的官柳，证实了夏施的假公济私。此事反映出陶侃的明敏、励精与治军之严。此处，渊明以“五柳”为号，足可见其对先祖高尚气节的崇敬之心与效仿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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