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渊明被《诗品》的作者钟嵘称为“隐逸诗人之宗”，这一称号千余年来为人们所认同，并在文学史上产生了比较重大的影响。本文试图通过对陶渊明生活道路及田园隐逸诗的研究，评价其成就和对唐宋时期文人生活、思想及创作的影响。
陶渊明生于晋哀帝兴宁三年(365)，卒于宋文帝元嘉元年(424)。他的一生从东晋到南朝宋，再算上中间由桓玄建立的楚，总共经历了3个朝代，10个皇帝。他在世的那63年真可谓战乱不断，篡夺频仍的时代。孔子说过：“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可见儒家虽然力主以仁义之道治天下，但并不排斥隐逸，不卑视贫贱，在特定的战乱、昏暗的现世条件下，他们是可以不耻贫贱，追究隐逸的。更何况本来就主张“不事王侯，高尚其事”的老庄思想。陶渊明的生命矛盾、生活抉择和诗歌创作正是植根于那个战乱的时代，也是在儒、道、玄学思想以及当时社会风气的交合影响下形成的。
陶渊明的一生从起初的出仕到最终的归隐，前前后后共经历过四五次反复，也就是说他是在经过一段个体的亲身的生活实践之后，才探索到了一条弃绝官场躬耕田园的隐逸之路的。让我们首先来考查一下陶渊明五次出仕的目的及四次归隐的原因。
首次出任州祭酒
晋孝武帝太元十八年(393)，陶渊明第一次出来作官，翻开了他短暂的仕途生涯的第一页，这一年他29岁。关于这一次作官的目的和辞官归隐的原因在萧统的《陶渊明传》中有极为简单而明确的记载：“亲老家贫，起为州祭酒。不堪吏职，少日自解归。”在陶渊明的《饮酒》诗中也曾经追述过自己这段初仕时的心情：
畴昔苦长饥，投来去学仕。将养下得节，冻馁固缠己。是时向立年，志愿多所耻。遂尽介然分，终死归田里。
陶渊明8岁丧父，12岁庶母卒，“弱年逢家乏”，早年家道衰落。他因家境所迫，告别了“弱龄寄事外，委怀在琴书”的生活而“投耒去学仕。”他的这一次出仕更多的是出于物质需求下的无奈，而不是源于深切的济世之心。时间不长，他却自动解职而归了。从“不堪吏职，”和“志愿多所耻”两句中，我们隐约可以体察到这段短暂的州祭酒生涯给陶渊明带来的精神磨难。森严的门阀世族制度、官场中无情无耻的倾轧，这一切对于依恋于人的本然性，“总发抱孤介”的陶渊明来说肯定是难以忍受的。所以他的辞官回家也就是“势所必至，理有固然”的事了。此后在家一闲就是五六年，“躬耕自资”成了他此间的生活主题。
第二次出仕入桓玄军幕
直到晋安帝隆安三年(399)，陶渊明35岁时，入桓玄军幕，方才重返仕途。陶渊明依其个人的政治价值取向决定在这样一个时间、这样一个人物手下任职，实在是一个不平常的抉择。桓玄，出身出东晋的第一流士族桓氏。其父桓温在晋穆帝永和元年曾为荆、司、雍、益、梁、宁六州都督，荆州刺史，曾三次北伐，平定西蜀，收复洛阳，取得很大威望。又废皇帝司马奕为海西公，立司马昱为帝。他执政30年，权倾朝野，与各士族有广泛的联系。他广揽人才，谢安、谢玄、王垣之等均受其重用，文人袁宏、伏滔、画家顾恺之等也都曾在其门下效力，陶渊明的外祖父孟嘉也在其列。这位被陶渊明赞为“行不苟合，言无夸矜”的孟嘉长期为桓温僚佐，任其长史，唐人修《晋书》时将孟嘉的传紧附在桓温之后，可见其关系之密切。陶渊明在赞扬外祖父孟嘉之时，对于桓温的功绩和才能也一定相当熟悉，以这样一层旧有的社会关系而进入桓玄军幕当然也是很自然的事。桓温死时，桓玄只有五岁。长大后袭父爵，作过一些小官，心里很不得意。而此时朝中军政大权已落入孝武帝之弟司马道子手中，“左右近习，争弄权柄，交通请托，贿赂公行，官赏滥杂，刑狱谬乱”。司马道子又重用佞臣王国宝、王绪，致使政局更加昏暗，官以贿迁，民不堪命。晋安帝隆安元年(397)，兖州刺史王恭联合殷仲堪、桓玄抗表京师要求讨伐王国宝，反对会稽王司马道子擅权，晋朝内乱愈演愈烈。在各世族之间忙于争权夺势与晋皇族对抗之时，桓玄也依靠父亲桓温的关系网，以拥戴晋王朝反对司马道子为号召，扩大了自己的势力范围，并于隆安二年(398)出任江州刺史，成为各世族联盟的盟主。在当时的形势下，欲挽救晋朝的危机，人们很自然地把希望寄托在了这位出自元勋之门的年仅32岁的桓玄身上。况且，桓玄本人不仅以雄武著名，而且又以能文见称，《晋书·桓玄传》说他“形貌瑰奇，风神疏朗，博综艺术，善属文”，著有《周易系辞注》二卷，集四十三卷，要集二十卷，今传尚有《凤赋》、《鹤赋》。他的批判佛教、限制寺院经济发展的主张，对后代影响很大。陶渊明便是在隆安三年(399)投至桓玄的军幕之下，以期实现他的“大济苍生”的生命价值意念。可以说，在中国文化中人的社会历史性和人的本然性之间的那种常见的矛盾，也蕴含在陶渊明的仕途抉择的全过程中。而此时的他在现实环境的鼓动下，恰好把天秤偏向了人的社会历史性这一方，正是儒家思想中那种济世安民和成就功名之心使陶渊明迈出了重返仕途的一步。
就在陶渊明刚到桓玄手下作事的那一年，桓玄袭杀了殷仲堪，并铲除了殷的余党，自领荆、江二州刺史。“玄于是树用腹心，兵马日盛”，并制造出种种祥瑞来煽惑人心，阴谋篡夺帝位。同时，桓玄利用孙恩作乱之事，屡次上表要求出兵勤王，实际上也是在为篡权作准备。官场的混乱和价值的颠覆使得陶渊明重新审视自己的抉择，并将内心忧怨化为诗句表达出来。这期间有三首诗记叙了他的心路历程，即《庚子岁五月中从都还阻风于规林》二首、《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
前二首诗是陶渊明在仕玄期间，奉命使都后，归途中因受风阻而停泊于规林所作;后一首诗则是一年后他回家乡探亲假满，再赴江陵任所，于途中感怀而作。在诗中他写道：“久游恋所生，如何淹在兹?静念园林好，人间良可辞。当年讵有几?纵心复何疑。”，又写道：“商歌非吾事，依依在耦耕。投冠旋旧墟，不为好爵萦，养真衡茅下，庶以善自名”。我们从字里行间看到的不是对桓玄的评论，不是对政局的不满，而是对人的本然性情的真切召唤。当陶渊明置身于世界的混乱和价值的失衡之中时，想到的是人性的自足性才是真正可靠的，他眷恋那熟悉的山水田园，惦记着母亲、朋友，更怀念着自己本然的生存状态。“久游恋所生，如何淹在兹?”“如何舍此去，遥遥至南荆?”在现实的昏暗面前，陶渊明并没有挺身担负起历史的责任，而是从人的社会历史价值意念中自动退出，转而追求生命的自然状态和人的自我道德的完善。这三首诗创作时间相隔一年，其实我们无须细细地考查这一年间在他身边都发生了些什么事情，就已经能从诗中得到答案：现实发生的种种变化，使得陶渊明“静念园林好，人间良可辞”的意向越来越明确，越来越坚定了!可巧，隆安五年(401)冬，陶渊明的母亲孟氏卒，他理应奔丧并丁忧居家。就是在这时，在本然心性的召唤下他离开了桓玄，结束了他三年的仕宦生涯，回到了“无世情”的园林。陶渊明的此次辞官回家，从后来所发生的一切来看也不失为明智之举。因为就在他回家的第二年即安帝元兴元年(402)以司马元显为首的军队开始征讨桓玄，桓玄攻入京师，杀司马元显;元兴二年(403)十二月桓玄篡晋称楚。而此时已避开了这些繁杂的变乱正在家服孝的陶渊明又是怎样一种状态呢?
此时的陶渊明对于“人间”这一连串事变不会一概不知，但是也许是其本然心性使他不屑于提起这些，也许是他仍旧遵循着阮籍以来许多魏晋人物的处世经验：“发言玄远，口不臧否人物”吧?总之，在这期间所作的《始春怀古田舍》诗二首中，我们看不到现实社会变乱的蛛丝马迹，听到的却是诗人对于农村躬耕生活的源自本心的呼唤和赞叹。“夙晨装吾驾，启涂情已缅。鸟哢欢新节，泠风送馀善。”坐着牛车，伴着鸟鸣，在初春的熏风中，他终于回到了魂牵梦绕的田园。“平畴交远风，良苗亦怀新。虽未量岁功，即事多所欣”，这才是诗人的本然的生存境界，也只有这里才是可靠的安全处所。他不用再为“行役”所牵累，他丢掉了儒家的对社会历史的关怀意向，“长吟掩柴门，聊为陇亩民。”希望以这种方式找回纯自然状态下的本我。陶渊明以荷篠丈人、长沮桀溺自比，来表明他“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躲避乱世的决心。但是我们却又可以那么深切地感到，在当时混乱、残酷的现实之中，这份出奇的平静与悠闲的得来是充满悲剧意味的。血腥的现实使得每一个具有价值关怀意向的人都不可避免地陷入这样的困境：热情的忧虑和忧虑的徒劳。价值关怀面临着的是遭受世界之邪恶的种种揶揄和否定，使他变得毫无“价值”。陶渊明深切地体会到这一点，“商歌非吾事，依依在耦耕”，他只好将这所谓的对社会、历史的关怀暂置脑后，而寻找另一种可以自适、自足的生存形态——“躬耕自资”。
“躬耕自资”的道路之艰辛很快便显现出来了!一年的劳动，收成甚微，“劲气侵襟袖，箪瓢谢屡设”的贫困生活扫荡了初归田园的欣喜、欢快，一向恬谈的诗人终于发出了“萧索空宇中，了无一可悦”的慨叹。这时儒家的道德理想又被拿出来作为个人生命精神的支柱，“高操非所攀，谬得固穷节。”这不禁让人想到《论语·雍也》所载：“子曰：‘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当然，对“隐”这种行为方式，儒道两家的看法是完全不同的，孔子肯定“隐”是有条件的，他认为“隐”是一种权变，是对人的道德、本性的修炼;而道家主张“隐”，却是对现实世界完全的消极退避。这个阶段的陶渊明并不在意这其中的差异，他只是用它们来铸造自我的生命形态，使自己在穷困的生活境况中找一个精神的依托。
第三次出仕任刘裕参军
晋安帝元兴三年(404)，陶渊明已经40岁了，按孔子说法：“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他早该有所建树了。儒家的伦理价值生命观对于陶渊明来说，仍是一个根深蒂固的生命情结。就在这一年，他写了四言诗《荣木》，抒发“人生若寄”时不我待而希望及时建功立业的感情。他在这首诗的序中说：“荣木，念将老也。日月推迁，已复九夏，总角闻道，白首无成，”流露出一种急躁不安的情绪。“先师遗训，余岂云坠?四十无闻，斯不足畏。脂我名车，策我名骥。千里虽遥，孰敢不至!”这里的陶渊明不但高标着个人的道德理想，而且又拾回了儒家的价值关怀意向，大有屈原式的求索精神。就是在这种思想的驱动下，他终于又离家出仕，作了镇军将军刘裕的参军。
刘裕起自布衣，初为冠军孙无终司马，安帝隆安三年(399)在任刘牢之参军讨伐孙恩时屡建战功，升任建武将军。元兴元年(402)桓玄入建康篡夺帝位以后，极端残酷专横。三年(404)年初刘裕率众找着反对桓玄篡位，恢复晋王朝的旗号讨伐桓玄。两三个月里就取得了决定性胜利，于三月进入建康。刘裕在这时作风颇不平凡，他“以身范物，先以威禁内外，百官皆肃然奉职，二三月间风俗顿改”。而这时桓玄把晋安帝从江州劫持到江陵。刘军在浔阳附近的桑落洲大破桓军，刘裕被文武臣僚推为镇军将军、都督八州军事。刘裕的崛起一时间似乎给晋朝带来了新的希望!当时的刘裕才干和功绩同陶渊明的曾祖长沙郡公陶侃很有相似之处，可见，“四十无闻”的陶渊明迈出投向刘裕的这一步不是没有根据的。再加上刘裕此时立足未隐，急于招揽文武人才，他对于这个能提早脱离桓玄归田隐居的江州名士陶渊明也可能是有一定的好感。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的陶渊明走上了东下京口赴任的道路。
就在赴京口任职的途中，他在曲阿写了一首表露心迹的诗《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作》：
弱龄寄事外，委怀在琴书。被褐欣自得，屡空常晏如。时来苟冥会，宛辔憩通衢。投策命晨装，暂与园田疏。眇眇孤舟逝，绵绵归思纡。我行岂不遥?登降千里馀。目倦川途异，心念山泽居。望云惭高鸟，临水愧游鱼。真想初在襟，谁谓形迹拘?聊且凭化迁，终返班生庐。
陶渊明自年少时起即寄身事外，倾心琴书，安贫乐道。那么为什么要出任镇军参军呢?按这首诗的说法是：“时来苟冥会，宛辔憩通衢。”尽管入仕并非自己的人生价值取向，但是如果时机来与自己默默相会，那么也不妨拨转车驾游憩于仕途之中。于是他便准备起行装，暂时离开田园就任镇军参军去了。乍看来，这次出仕又是陶渊明的一次随性适意的决定，并没有偏离他的顺就自然的心性特质。但是当我们细看此诗的后半部分时，却可以清楚地体察到在上任途中的陶渊明再次陷入了人的社会历史性和人的本然性之间的那种深刻的矛盾之中。虽然他把再入仕途淡释为一种时机的“苟冥会”，但是那种源自骨子里的济世救国，建功立业的价值关怀意向却是难以遮盖的。这种被陶渊明刻意淡释的价值关怀意向才是他真正的“心”的樊笼，因为他不可能彻底抛弃它，所以那份“望云惭高鸟，临水愧游鱼”的矛盾和懊悔才显得分外的真切动人!“真想初在襟，谁谓形迹拘?聊且凭化迁，终返班生庐”，正是因为陶渊明的这份真实的内心矛盾与懊悔，才使得终将归隐田园的这个人生抉择逐渐显现出坚实的情感根基。
果然，怀着这种心情赴任的陶渊明，不到一年就又辞去了镇军参军的职位离开了刘裕。这固然与陶渊明此次入仕时的情绪有关，但是刘裕在此间的所作所为也是不应忽视的原因。刘裕虽然有雄才大略，使豪强慑服，但是却猜忌成性，诸多贤才，多遭翦灭。在桓玄败死于江陵之后，刘裕全力铲除其余党，凡不是刘裕之嫡系均人人自危，即使是那个在战场上援救过刘裕的刘牢之子刘敬宣，也是提心吊胆地过日子，更何况身为桓玄旧部的陶渊明呢?在价值关怀终于成了有害于生命的“情景”的时候，只有顺应自然，避免伤及生命，才是最真实可靠的人生。一个社会的个体的人在无力改变现实的情况下，他能够把持的只有自然生命，陶渊明太清楚这一点，他只好抽身离开了这个是非之地，以求“全生”。我们大可不必为此责备陶渊明的“知难而退”，也大可不必将屈原与陶渊明不同的价值取向比出个是非高下。我们没有理由要求每一个个体都去担纲世界的黑暗，要求每一个个体都有义务像哈姆莱特那样想去消除世界的残酷和丑恶，因为我们不能肯定每一个人都有担当这种义务的心智和能力。面对世界的混乱、不幸和丑恶，一个人能够不同流合污而独善其身，“养真衡茅下，庶以善自名”，已经算是一种“超越”。当一个人没有力量与邪恶抗争，没有唐吉诃德那样的勇气，拖着孱弱的躯体，挺着一丈长矛向整个城堡挑战时，我们就没有理由责备他的软弱。相反，每一颗“零落成泥辗作尘，只有香如故”的柔弱的心灵，才是值得我们分外珍视的。也正是在这一点上，陶渊明以其平民化的心路历程打动了无数后人。
第四次出仕任刘敬宣参军
41岁的陶渊明离开了刘裕后于义熙元年(405)改任江州刺史、建威将军刘敬宣的参军。这只是陶渊明“终返班生庐”之前的一个过渡。刘敬宣就驻军在陶的家乡浔阳，离陶渊明在柴桑的家很近，他选择在此任职也一定有所考虑。刘敬宣虽然颇受刘裕的器重，但是他深知自己不是刘的亲信，地位不稳，所以当刘裕任命他为建威将军、江州刺史时，他曾固辞。安帝反正后，刘裕的权势更重了，惊恐不安的刘敬宣立即自表解职。三月份陶渊明衔命使都可能就是代刘敬宣向朝廷上表。经钱溪时，作有《乙巳岁三月为建威参军使都经钱溪》诗一首。
我不践斯境，岁月好已积。晨夕看山川，事事悉如昔。微雨洗高林，清飙矫云翮。眷彼品物存，义风都未同。伊余何为者，勉励从兹役?一形似有制，素襟不可易!园田日梦想，安得久离析?终怀在壑舟，谅哉宜霜柏。
面对“事事悉如昔”、“义风都未隔”的一片山川、人情，这时陶渊明的笔下荡尽了“脂我名车，策我名骥”的豪迈进取这心，勾销了“时来苟冥会，宛辔憩通衢”的自我勉励，更减少了“目倦川途异心念山泽居”的矛盾和犹豫，他归田的“终怀”已定，诗中只是把旧有的意向坚定地重新申述罢了：“久游恋所生，如何淹在兹?”被重申为“伊余何为者，勉励从兹役?”“真想初在襟，谁谓形迹拘。”被重申为“一形似有制，素襟不可易”。“静念园林好，人间良可辞”。被重申为“园田日梦想，安得久离析?”“养真衡茅下，庶以善自名”。“聊且凭化迁，终返班生庐”。也被重申为“终怀在壑舟，谅哉宜霜柏。”在这些意向不断被重复的过程中，陶渊明的生存原则逐渐发生了一个重大的变化：在残酷而邪恶的现实面前，作为个体的人根本无力对抗强大的现实力量，当对于社会的价值关怀被转化为毫无价值时，陶渊明开始怀疑了，他怀疑价值关怀本身是否有意义?这是充满否定意味的怀疑，“伊余何为者，勉励从兹役?”在他看来，这种价值关怀意向本身就是盲目和虚无的。在“大济苍生”的意向被否弃了之后，个体的本然生命的意义便被推到了最前面，摆脱社会形态的拘限，重新拾回人的本然状态便成了现阶段的主要任务。“一形似有制，素襟不可易，园田日梦想，安得久离析?”陶渊明此时是归心已决。所以当刘敬宣离职后，他也就“心惮远役”，决主去职还乡了。
第五次出仕为彭泽令
同年秋天，陶渊明回到故乡后，又作了八十余日的彭泽令，这是他13年仕途的最后一站。此次出仕的原因和经过，萧统的《陶渊时传》叙述得颇为详细：
……后为镇军建威参军，谓亲朋曰：“聊欲弦歌，以为三径之资，可乎?”执事者闻之，以为彭泽令。……公田悉令吏种秫，曰：“吾常得醉于酒足矣。”妻子因请种秔。乃使二顷五十亩种秫，五十亩种粳。岁终，会郡遣督邮至。县吏请曰：“应束带见之。”渊明叹曰：“我岂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即日解绶去职，赋《归去来》。
陶渊明这次出任彭泽令的原因他有明确的表述：“聊欲弦歌，以为三径之资”，也就是为以后的归隐生活做物质上的准备。《归去来辞序》中陶渊明也曾自己说明：“彭泽去家百里，公田之利，足以为酒，故便求之。”但是这种为求“三径之资”而做官的行为更是他推崇人的本然心性的“真心”所不容的，“及少日，眷然有归欤之情。何则?质性自然，非矫厉所得。饥冻虽切，违己交病。尝从人事，皆口腹自役，于是怅然慷慨，深愧平生之志。”如果前几次出仕还是在人生价值取向层面上的矛盾和怀疑的话，那么这次的出仕则只是出自物质目的的权宜之计，这对于“历览千载书，时时见遗烈。高操非所攀，谬得固穷节”的靖节先生来说，肯定是会自行唾弃的。在他决定“犹望一稔，当敛裳宵逝”的时候，恰又遇到督邮来县，这就促使他决心以程氏妹丧于武昌为借口而毅然“自免去职”回到了他原本非常热爱的田园。所种的粳竟未尝颗粒到口，以秫酿酒的计划也完全浇空!陶渊明13年的仕途生活便就此结束了!他永远地告别官场，开始了他“躬耕南亩”的隐逸生活。这一年是晋安帝义熙元年(405)，下距晋朝灭亡还有15年。
纵观陶渊明从29岁到42岁13年中的五次出仕的目的以及四次归隐的原因，我们不难发现他离开田园出仕多年，最终回归田园又走上隐逸之路是与晋宋时期动荡的政治背景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的。鲁迅说：“东晋一代政治，常有悍将构乱，跟着也有名将定乱，所以政象虽不甚佳，也还保持水平线以上的地位，到渊明时代却不同了”。谢安，谢玄一辈名臣相继凋谢，在陶渊明20岁到30岁这一阶段，先是会稽王司马道子和王国宝专权，与王恭、殷仲堪一党互相牵制，政治极其腐败，又有各地拥兵将帅，争权夺势。从他33岁时起，东晋开始内乱，孝武帝被杀，即位的安帝是个白痴，王恭、殷仲堪和司马道子、王国宝在混战中两败俱伤。接着是孙恩造反，司马元显专权，桓玄东下攻陷京师，总揽朝政，诛杀司马元显。元兴二年(403)桓玄篡晋，自称楚王。接着桓玄的部下刘裕起兵讨伐桓玄，杀安帝、立恭帝。
在陶渊明56岁时，刘裕篡晋称宋，毒死恭帝，东晋最终灭亡。这一切变乱都发生在陶渊明的家乡附近，甚至陶渊明有三次出仕都是任职于军幕，投身其中某种政治势力之下。处于政治的血雨腥风中的他，面临着人生的悲苦与荒唐。全体生命的无用、无能被真实地推到了社会中每个人的面前。陶渊明只有两条路可走：要么，以救世济时之心，抛开个人的生死利害，积极地投身于政治漩涡之中，逞“逸四海”之猛志。当然，陶渊明如果选择这一条路就先需要明确桓玄、刘裕、刘敬宣哪一个值得他为之拼死效力。要么，远离是非之发，抛开对社会的价值关怀意向，把握住生命的有限性，在“独善”和“固穷”中寻求生命的`意义。第一条路，陶渊明不是没有试过，他在东晋政局最动荡的时候，选择了最足以影响东晋政局的两个军府，这实在是需要鼓足勇气的决定。可是，当他真的投身其中时，便很快因见到事不可为而急忙退身了。于是“乱也看惯了，篡也看惯了”的陶渊明几经思想的矛盾，几经情感的挣扎后，终于走上第二条路，回到他眷恋的田园。尽管生活艰难，尽管后来朝廷两次征他为著作郎，但他再没有动摇翻悔过。因为现实的政治风云的起伏变幻使他深切地感到：人的性命的无常而短暂，在混乱的世界中，个体的人所能抓住的只能也只应是生命的自然，而隐逸则是与“自然”相亲合的最佳道路。
谈到“自然”，我们不能不提起魏晋时代的那场“人的觉醒”。魏晋以前，儒家的社会伦理哲学忽略了个体生命的死亡问题以及人生的苦难问题，仅仅一句“未知生焉知死”便抹杀了探讨死亡问题的重要意义。而魏晋时期，历史现实的残酷性，把人的生存价值摆到了世人面前。在魏晋文士看来，人所拥有的只是自然的性命，而且恰恰是个体的这种自然性命是无常的、短暂的，终不免一死的，任何关于人的道德规定都无法掩盖这一事实。即然认识到生死亦大矣，那么人存在的唯一意义就在于尽情享用人的本然生命的有限性和现世生活的今生性。所以倡导人从价值生存形态返回到自然生存状态便构成了这场“人的觉醒”的实质。所谓“自然生存状态”其实包含两重意义：即外部的自然生存状态和内部的自然生存状态。外部的自然生存状态是指自然景物，山水田园的客观环境，而内部的自然生存状态则是指顺应生活的本然的心理意向。陶渊明深受魏晋时期“人的觉醒”的思潮的影响，在仕与隐的抉择过程中，他批评性地吸取了这种哲学思潮的精髓。虽然他也同样探讨“大化”、“大象”的运转规律，但是他更注重将玄虚的“理”落实到人事代谢的规律上，“善万物之得时，感吾生之行休”，“寓形宇内复几时，曷不委心任去留。”虽然他也同样向往生命的自然生存状态，但是他并不摒弃人生的真正的存在价值。既然“富贵非吾愿，帝乡不可期”，那么只有“养真衡茅下，庶以善自名。”他所追求的是美德和节操的永存，正因为陶渊明的自然观始终是以追求人生价值和思考人事代谢的规律为落脚点，所以“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的陶渊明的隐逸思想就必定高出于前代的隐士，也正因为陶渊明在出与处这一生命抉择中是几经徘徊而最终走回田园的，所以，陶渊明的隐逸思想绝无逐时从众的盲目性也无附庸风雅的虚伪性，而让人感觉到的是更实在，更真切。他经过了反复实践之后更加认识了隐逸之路的价值，肯定了回归田园的抉择。
“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既自以心为形役，奚惆怅而独悲。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识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舟摇摇以轻扬，风飘飘而吹衣。问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熹微。乃瞻衡宇，载忻载奔。僮仆欢迎，稚子候门。三径就荒，松菊犹存。携幼入室，有酒盈樽。引壶觞以自酌，盼庭柯以怡颜。倚南窗以寄傲，审容膝之易安。园日涉以成趣，门虽设而常关。策扶老以流憩，时矫首而遐观。云无心以出岫，鸟倦飞而知还。景翳翳以将入，抚孤松而盘桓。归去来兮，请息交以绝游。世与我而相遗，复驾言兮焉求。悦亲戚之情话，乐琴书以消忧。农人告予以春极，将有事于西畴。或命巾车，或棹孤舟。既窈窕以寻壑，亦崎岖而经丘。木欣欣以向荣，泉涓涓而始流。善万物之得时，感吾生之行休。已矣乎!寓形宇内复几时。曷不委心任去留，胡为乎遑遑欲何之。富贵非无愿，帝乡不可期。怀良辰以孤往，或植杖而耕耔。登东皋以舒啸，临清流而赋诗。聊乘化以归尽，乐夫天命复奚疑。”一篇《归去来辞》成了陶渊明与昏暗、喧嚣的政治现实彻底绝袭的宣言。他沿着自己选择的隐逸之路执着地走着，追索着那种与众不同的人生的存在价值。正是陶渊明所做的这种对人生价值的探索，陶渊明所开辟的生存境界，成为他田园隐逸诗的创作基础，奠定了他作为“隐逸诗人之宗”的地位。
拓展知识：
《归去来兮辞》全文分为十六解。每四句一解。回归家庭、亲近自然、隐于田园、躬耕山野、勤于诗书、酒内忘忧、乐天知命。层次清晰，一层一层递进，一直解开心结，最后下定了隐的决心，心隐。
陶渊明在经历过悲痛和忧虑后，内心获得喜悦和解脱，完成了从身隐到心隐的转变。就像他创作的很多诗作都表现出一种坚守寒庐，寄情山水田园的惬意人生之道，一种超凡脱俗、安于清苦的隐士之风和追求冲淡闲远、恬静自然的人生品性。比如，“既耕亦已种，时还读我书”；“欢然酌春酒，摘我园中蔬”；“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寄身天地，返璞归真，顺其自然，自然为人，做自然人，如此便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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