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渊明归去来兮辞读后感
陶渊明是东晋末期著名的文学家，更著名的则是他告别官场、做了真正的隐士。《归去来兮辞》是陶渊明最重要的作品，是告别官场的宣言，欧阳修评论说：“晋无文章，惟陶渊明《归去来兮辞》一篇而已”。
辞是战国后期楚地创造出来的一种形式比较自由的韵文;赋体起源的时间要早一些，都是散文的滥觞。两汉时期，辞赋不分，均重文采、讲铺陈、善用典，区别在于辞重韵而抒情，赋重在咏物说理。《归去来兮辞》是辞赋的结合，既咏物说理，又抒发情感。全文537字，可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序，阐述入仕和出仕的原因。陶渊明坦陈是为贫而仕，“余家贫，耕植不足以自给”。于是，“亲故多劝余为长吏，脱然有怀，求之靡途”;诸侯、家叔帮忙，“遂见用于小邑”。最后，“彭泽去家百里，公田之利，足以为酒，故便求之”。
辞官归隐的原因是“质性自然”，与官场的污浊格格不入，在彭泽当县令“八十余日”，“自免去职”。第二部分是正文的第一、二、三段，写了归途的心情、到家时的心情和在田园里的心情，洋溢着诗人欣慰无比、怡然自乐的幸福。归途的心情是立于船头，归心似箭，盼早日到家。到家时的心情是“乃瞻衡宇，载欣载奔”。意思是，远远地望见简陋屋门，且喜且奔地飞跑回家。在田园里的心情是“园日涉以成趣，门虽设而常关。策扶老以流憩，时矫首而遐观”。意思是，整天在园中散步而自得其乐，虽然设有门户却常将它关闭。拄着拐杖随处漫游歇息，不时抬起头来向远处眺望。第三部分是最后一段，抒发诗人的人生感悟，“富贵非吾愿，帝乡不可期”;“聊乘化以归尽，乐夫天命复奚疑!”意思是，顺其自然走向生命的尽头，乐天知命还有什么可以犹豫的呢。这是一种哲学思考，是陶渊明对生存价值和生命意义的终极追求。
品读《归去来兮辞》，我们深深为陶渊明的自然品格所折服。做人自然、自然做人，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其实很难，难就难在人有七情六欲，容易为物欲所困和名利所累。陶渊明真正做到了自然。陶渊明确信，自然是他的血脉、他的生命和他的全部，只要回归自然，他才会有幸福。这种自然是质性自然，不是作秀的自然，更不是作伪的.自然，“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有了质性自然，陶渊明才会感叹：“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像天上的云，云卷云舒，自由飘荡，无所系羁;像空中的鸟，飞来飞去，翱翔蓝天，依恋树林。这种自然是田园风光。田园是最真切的自然，是人类诗意地栖居的大地。在陶渊明看来，田园代表着宁静、和谐、安详，代表着温情、善良、真诚，代表着对世俗的拒绝和对权力的蔑视。田园是他质性自然的载体，是他安身立命的处所。因而《归去来兮辞》正文一开篇就动人心魄地喊出“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真是天籁之音，在历史上的苍穹久久回荡，深深震撼着士大夫的心胸。这种自然是平淡语言。
陶渊明的诗文几乎找不到怪僻字，用的都是农家语，以致同时代的文学批评家钟嵘认为不够高雅。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用语是否高雅，有没有怪僻字，而在于是否有真情，是否是真情的自然流露。有了真情，田园可以显现为风光，农家日子可以提升为诗意，简单事物可以唤起美的享受，这正是陶渊明诗文最大的特色，也是他质性自然的重要组成部分。后人评价《归去来兮辞》是“沛然如肺腑中流出，殊不见有斧凿之痕”;评价陶渊明的诗文是“一语天然万古新，豪华落尽见真淳”。
《归去来兮辞》告别了官场生活。“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这段话既有悔恨又有醒悟，富于深刻的哲理。意思是，觉悟到以往的过失已无法挽回，知道将来的美好还来得及补救，其中今是而昨非，就是陶渊明彻底否定了13年甚至是30年的宦海沉浮。
陶渊明28岁才做官，40岁告别官场，实际只有13年时间，但他在《归园田居》中说：“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这大概是算上了他少年时就有了入仕做官的愿想。其实，陶渊明年轻时是很想为官从政的，他自己说的原因是“幼稚盈室，瓶无储粟，生生所资，未见其术”，也就是在子多且幼、谋生无术的情况下，不得不外出做官;更重要的原因可能是他的“大济苍生”的宏愿和“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的志向。陶渊明也着实做过几次官。他第一次入仕是28岁。《晋书》记载：“亲老家贫，起为州祭酒。不堪吏职，少日自解归”。意思是，他那时家贫，到江州任祭酒一职，属于州府的普通办事员，但他不愿仰人鼻息，没过多久就辞职回家了。
据说，不久州里又来召他做主簿，属秘书类的差事，他没去就辞谢了。第二次入仕是36岁左右，他到荆州府桓玄门下做属吏，而桓玄当时控制着长江中上游，正伺机篡夺东晋政权。陶渊明不愿与桓玄同流合污，借故母亲去世，归家居丧，辞别了官职。第三次入仕是40岁那年，陶渊明远赴京口在刘裕那里做过建威参军和镇军参军，也是一种文职小官。对于东晋而言，刘裕与桓玄一样都是篡国谋逆者，陶渊明不满刘裕，很快就辞了职。半年之后，叔父陶逵介绍任彭泽县令。当了81天县令，又一次挂印而去，写就了千古名篇《归去来兮辞》，宣言彻底告别仕宦生涯。这一年他41岁。陶渊明辞官隐退的表层原因，按《归去来兮辞》的说法是“寻程氏妹丧于武昌，情在骏奔，自免去职”;按萧统《陶渊明传》的说法是“岁终，会郡遣督邮至，县吏请曰：‘应束带见之。’渊明叹曰：‘我岂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即日解绶去职”。这也是“不为五斗米折腰”典故出处，后人对此有疑问，认为在陶渊明的诗文中得不到印证。然而，这倒比较符合陶渊明的思想逻辑和性格特征。深层原因，却需从陶渊明自身和当时的社会大环境中寻找。
其一是由于陶渊明的个性，他崇尚自然和追求心灵自由的品质，与仕宦生活的诸多羁绊不能相容，这应该是主要原因。
其二是东晋士族文人普遍谈玄说理、不拘形役的社会风气，不能不对陶渊明的人格世界产生深刻的影响，从而为他辞官隐退奠定了思想基础，发挥了催化和促进作用。
其三是黑暗的政治现实，陶渊明生活在东晋末年与南北朝初期，军阀混战，生灵涂炭，一生遭遇乱世，这不仅是他无法改变的历史现实，而且也为宏图大志的实现设置了无法逾越的障碍。综合历史与现实、社会与个人的种种因素，终于酿成了陶渊明辞官退隐的结局。这对陶渊明个人来说，可能是一杯苦酒，而历史地看，却是一杯精神美酒，为我们酿造了“隐逸诗宗”的美好诗篇和士大夫超凡脱俗、清高自洁的光辉形象。
辞官归隐，历史留下了陶渊明，文人墨客多了一种人生选择。但是，纵观历史，真正选择辞官归隐的，陶渊明之后鲜有所闻，这使后人只能“高山仰止”，不能“景行行止”。所以，元人评价：“古今闻人，例善于辞，而克行之者鲜。践其所言，能始终而不易者，其惟渊明乎?此所以高于千古人也”。《归去来兮辞》给人们最大的启示是：人生可以有多种选择，不惟入仕为官一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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