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李白《蜀道难》的演变过程
——兼论《蜀道易》系列诗的政治意义
内容提要 李白的《蜀道难》在吟蜀诗作中，是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后世诗人从李白的《蜀道难》的趣旨“难”的相反角度出发，以《蜀道易》为题，创作了一系列诗作。较典型的有唐代陆畅的《蜀道易》，宋代晁说之、范成大的蜀道诗，明代方孝孺的《蜀道易·有序》，现代郭沫若的《蜀道奇》。《蜀道易》系列诗作，在表现内容上，从“难”转“易”，实际上是对李白的《蜀道难》的直接继承。
关键词 李白 《蜀道难》 演变过程
一、序
李白的《蜀道难》，吟咏的是从都城长安到蜀地(今四川省)的蜀道的极为艰险的路程。这首诗在他100多首乐府诗中是成就最高的，不仅在李白的整个诗中，即使在全唐诗中，也堪称是最具代表性的作品。
在李白创作《蜀道难》之前，描写蜀地的作品有汉代扬雄的《蜀都赋》、《益州牧箴》和晋代左思的《蜀都赋》、张载的《剑阁赋》等。《蜀道难》本是乐府旧题，在《乐府诗集》卷四十《相和歌辞·瑟调曲》中，收录了梁简文帝、刘孝威，陈阴铿，唐刘文琮、李白的同题之作5首(如算组诗在内则有7首)。这些作品并不都是吟咏蜀道的艰难，象简文帝的一首描写的是巫山的风景，刘孝威的一首所述的是铜梁等山的艰险，从长江三峡至巴地(今重庆地区)的川东南部成为了他诗歌描写的主要时空。与李白《蜀道难》相同的是，描写从关中(长安)到蜀地(成都)的路线、地域是阴铿以后的作品。(注：关于李白《蜀道难》与以前作品的关系，参见乾源道《论蜀道难》(高知大学人文学部《人文科学研究》二，第1-19页，一九九四年出版)中众多的考证和解读。)总的来说，在李白之前吟咏蜀地的作品，基本描写的是蜀地的艰难、伟岸。再如《史记》、《汉书》和《华阳国志》、《水经注》之类的史书和地理书也记载了与此相关的事例。本文不举其它的例子，只强调那些描写蜀地的自然艰险的作品。
入唐以来，初唐王勃著《入蜀纪行诗序》(《王子安集》卷七)，描写了从关中到蜀地的道路艰难及自然风光。(注：王勃自编《入蜀纪行诗三十首》，令已亡佚不存。关于其入蜀诗，参照聂文郁《王勃诗解》第43-48页，青海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年版。)此外，卢照邻至少也三度入蜀，写下了与蜀道难相关的诗作。在李白之后，杜甫连续写下了以蜀地为中心的纪行诗，其素材和主题也大致相同。因而李白的《蜀道难》在吟蜀诗的作品中，堪称是具有相当规模和力度的作品。(注：李白以前的诗作，为五言四句至七言六句的短篇，远非李白的长篇(45句，294字，由于句读的原因，近于50句)所能比。森槐南《李诗讲义》(文会堂书店，一九一三年出版)认为李白在继承古乐府传统的同时，也继承了扬雄和左思《蜀都赋》的风格流派。“蜀道”一词最早出现于《史记》卷七《项羽本纪》。)
然而，从另一方面来说，后世的诗人从李白《蜀道难》趣旨的“难”的相反的角度出发，以《蜀道易》为题，并用其诗语陆续创作了一系列的作品。本文以这个反语“蜀道易”系列作品为研究对象，对“蜀道难”的概观进行论述，并就“蜀道难”主题解释史所处的地位做进一步的探讨。
二、关于唐代陆畅的《蜀道易》
检索《全唐诗》就会发现，包含“蜀”字的诗歌达千余首，包含“蜀道”的诗歌有五十余首，包含“蜀道难”的诗歌有卢照邻、张文琮、李白、岑参、姚合、罗隐、韦庄、冯涓、王周、齐己等十首，而包含“蜀道易”的诗歌仅有一首。(注：关于《全唐诗》的检索，来自台湾陈郁夫的电子版《古典文献全文检索资料库》。关于宋诗的检索，来自台湾元智工学院《网路展书读》。)
与李白《蜀道难》最早提出相反观点的《蜀道易》，是中唐陆畅所作。陆畅为剑南节度使韦皋作《蜀道易》的故事背景和有关人物传记，乾源浚在《李白〈蜀道难〉序说》(注：参见日本《高知大国文》第二十一号13～22页，一九九○年出版。此外，关于陆畅参照周租撰主编《中国文学家大辞典·唐五代卷》 454～455页(中华书局，一九九二年出版)的该条(吴汝煜执笔)。)一文中有详细的考证。以下所引基本以该文为据。其故事梗概在晚唐李绰《尚书故实》(《百部丛书集成》本)中有如下记载：
陆畅，字达夫。常为韦南康作《蜀道易》，首句曰：“蜀道易，易于履平地。”南康大喜，赠罗八百疋。南康薨，朝廷欲绳其既往之事，复阅先所进兵器，刻“定泰”二字。不相与者，因欲构成罪名。畅上疏理之云：“臣在蜀日，见所进兵器刻‘定秦’者，匠之名也。”由是得释。《蜀道难》，李白罪严武也。畅感韦之遇，遂反其词焉。(着重号为笔者所加，下同)
按此说陆畅是在蜀受韦皋之厚遇而作《蜀道易》的，“蜀道易，易如履平地”(《全唐诗》卷四七八所收逸句)所说的是蜀道的平易。即本来是自然环境、生存环境都极度艰难的蜀道，由于有了韦皋的善政，而变成了坦途。陆畅所称颂的是以善政而治蜀的事迹。所以在献呈这首诗后，韦皋大喜过望，才赠陆畅罗八百疋。蜀道的艰难，因善政而变得平坦，这是一种政治性极强的说法。
《蜀道易》的作者陆畅(生卒年月不详)为湖州人。他虽在元和元年(805)进士登第，但却没有什么大的政绩。陆畅的作品现收录在《全唐诗》卷四七八等集子中，共有诗(几乎全部是七绝)37首、逸句2条，就此而言，他只能算是一个典型的二流诗人而已。在世时，陆畅才思敏捷，以发挥诗歌的谐谑而闻名。在进士登第之前，他是位无官的布衣，因此有可能是为求职而入蜀的。
韦皋在贞元元年(785)担任了剑南西川节度使，直到永贞元年(805)。他并不是行善政、施德治的政治家，据《资治通鉴》卷二三六记载，在韦皋21年的统治中，他的权力实际上是处于了半独立的状态。他一方面对唐朝伪装忠诚，另一方面为维护对下属士卒的统治而对蜀人实行苛敛诛求，但同时也实行了所谓的三年一度的免税政策。蜀人畏其智谋与权威，家家把韦皋的画像当做土地神来祭祀。陆畅进呈《蜀道易》这年，正值韦皋离任或即将去世之时，是他在蜀统治的最后时期。
那么，这个故事具有什么意义呢?《蜀道易》的诗题和自我表现，即使是儿童也能想象出，它只不过是《蜀道难》单纯的反义语而已。因而也可能是在韦皋接见之时，陆畅即兴所献的幽默游戏之作。从作为“首句曰”的“蜀道易，易于履平地”来看，它是与李白之作一样，其主题句是重复的，也许它是某种程度的长篇之作。可是，即兴之作的可能性较高，又从现存陆畅的作品几乎都是七绝短诗的情况来看，这首诗或许就是只有十余句的古体诗。总之，这首诗是令大权在握的韦皋喜出望外，并赢得同座宾客齐声喝彩的作品。当然，就前提而言，蜀道难作为事实已印在人们的脑海里，李白之作作为毫不怀疑的文学观点成为了言语化了的东西。从现代的眼光来看，这种不太重要的陆畅和韦皋的故事里也出现了《蜀道难》，那就意味着在李白去世之后数十年的中唐之初，它已属于为人所熟知的作品，也可能是被当做了轶事而从寓意方面被解读了。
韦皋和陆畅两者的立场虽然有所不同，但这个故事给人们留下的话题却是值得深思的。即进士登第前的年轻布衣陆畅与蜀帝王一样的韦皋之间的关系是什么，由李白 “难于上青天”垂直感觉的'“难”和“蜀道易，易如履平地”水平感觉的“易”的首句反用，可知韦皋对眼前的年轻人有何要求，他应该是在瞬间有所感悟的。晚年的韦皋，陶醉于自己的善政之中，虽然他实际上所实行的是虐政，但这种具有二重性的善政还是需要他人给予宣传的。需要人们给予一个正当的评价，应该是当权者所特有的愿望。当韦皋和受他庇护和帮助的陆畅想法一致时，这个故事的表现力和传播力就已经超过了诗歌的意义。显而易见，《蜀道易》完全是陆畅对韦皋的阿谀追随之作。正如前面引文(“朝廷……得释”)所说，韦皋去世后，其苛政受到朝廷的追究，由于陆畅的申诉，韦皋才免于被起诉。如果这是事实的话，那么说明陆畅并不是追随当权者，而是两人的思想存在着相通之处。
三、关于宋代晁说之、范成大的蜀道诗
继之检索宋诗也会发现，包含“蜀”字的诗歌达461首，包含“蜀道”的诗歌有50首，包含“蜀道难” 的诗歌有欧阳修、范成大、陆游、梅尧臣等8首。而明言“蜀道易”，不像陆畅那样的政治诗的用例也是有的。例如北宋晁说之《题杨如晦二画(之一蜀道图)》诗：“山钩树白何年岁，流瀑可听下无地。行人愁绝却无愁，始信宜歌蜀道易。”(四部丛刊续编本《嵩山文集》卷四)。这是一首为杨景字如晦所画的两幅画中的蜀道图所题写的题画诗。在本来应该是布满愁容的蜀道旅人的脸色中，却看不到愁色，这是一首超越时空、描绘如桃源般虚构世界的画赞，它与实际中的旅游和政治是无关的。然而这类的题画诗，可以说也具有“蜀道难”的反语“蜀道易”的意识。(注：附：晁说之，字以远。其人博览群书，通六经、善诗画。建炎三年(1129)七十一岁时去世。因杨景的经历不详，故二人交往的实际情况也无从知晓。)
再如在创作《四时田园杂兴六十首》的同时，又长于纪行诗的南宋三大诗人之一范成大，字子能，他在赴蜀任职途中的几首描写蜀地风光的作品，就有表现“蜀道易”内容。如《再用前韵》诗(中国古典文学丛书本《范石湖集》卷十四)“蜀道虽如履平地，杜鹃终劝不如归”;《清湘驿送祝贺州南归》诗(卷十五)“万里归来蜀道易，四愁诗成湘水深”;《点心山》诗(卷十八)“游人贪胜践，姑吟蜀道易”;《瞿塘行》诗(卷十九)“剑阁翻成蜀道易，请歌范子瞿塘行”等诗句即是如此。
乾道八年(1172)十二月，47岁的范成大作为广西经略安抚使赴静江(今桂林)就任，淳熙元年(1174)十月，他又作为了四川安抚制置使赴成都。当时他是从桂林北上，渡潇湘、过洞庭、穿三峡，于六月到达成都的。《再用前韵》诗与《甲午除夜，凭在桂林，念致一弟使虏，今夕当宿燕山会馆，兄弟南北万里，感怅成诗》用了同一个韵字，甲午除夕即淳熙元年的第二年正月。所说的“蜀道虽如履平地，杜鹃终劝不如归”是直接援用陆畅的诗句表现的，《清湘驿送祝贺州南归》诗也同时作于去路。而《点心山》、《瞿塘峡》诗则作于了归途。赴任成都后，范成大因病而再三请求离任，淳熙四年五月，他如愿回到了故乡苏州。这时，幕僚诗友陆游等人把他送到了眉州。分别后，范成大登上了峨眉山禁不住诗兴大发。点心山即是位于峨眉山白水寺后面的一座山。正如“游人贪胜践，姑吟蜀道易”所说的那样，归途是愉快的，峨眉山一带的风光令人流连忘返。继而在七月十九日，范成大来到了长江三峡(瞿塘峡)，本来，三峡的艰险超过了剑阁，但因偶然涨水而变得容易通行了。《瞿塘行》诗(七言古诗，十六句)正反映了他这种归心似箭的心情。入蜀的两条艰险之路蜀道和三峡相比较。由杜甫的《夔州歌》可知比蜀道还要艰险的三峡，似乎是反倒容易通过。此处蜀道与三峡的对比，其难易的反转与陆畅原诗相比，或许可能是双重的反转吧。这首诗与陆游赴夔州通判任时所作《瞿塘行》诗“君不见陆子岁暮来夔州，瞿塘峡水平如油”的句子有相通之处。
总之，这些诗都是往蜀中赴任或从蜀中离任时所作，在纯粹的纪行诗中，虽然不涉及全诗的主题，但诗句却是作为自然描写的一环而吟咏的。蜀地长官范成大把自己的治蜀比喻成“蜀道易”当然是不可能的，这句话只是纪行诗比喻表现的一环而已。范成大已意识到陆畅“蜀道易”的反意，他对蜀地的认识由此也可略见一斑。(注：其它作品虽然没有明言《蜀道易》，但苏辙、晁补之、梅尧臣等人的诗中，实际上已表现了《蜀道易》的内容。)
四、关于明代方孝孺的《蜀道易有序》诗
到了明代，在陆畅诗的基础上，又出现了富有政治性的作品。例如明初一代硕儒方孝孺，继陆畅之后，作有《蜀道易 有序》(四部丛刊本《逊志斋集》卷二十四)诗。该诗序文217个字，正文70句(句读有所不同)、419个字，属杂言体古诗，其规模已超过了李白的《蜀道难》。
王道有通塞，蜀道无古今。
至险不在山奥水，只在国政辨人心。
六朝五季时，王路嗟陆沉。
遂令三代民，尽为兽与禽，当时岂惟蜀道难。
八荒之内皆晦阴，戎夷杂寇盗，干戈密如林。
今逢天子圣，贤王之德世所钦。
文教治飞动，风俗无邪淫。
孱夫弱妇怀千金，悍吏熟视不敢侵。
蜀道之易谅在此，咄尔四方来者，不惮高山江水深。
明太祖朱元璋为肃王建国功臣，把24个诸王作为藩屏分封各地，据《明史》卷一一七记载，洪武十一年(1382)，太祖封第十一子朱椿为蜀王。蜀王于洪武十八年驻凤阳，二十三年到成都。他和他的有军事才干的兄弟们不一样，是人德、学问、举止都较为出众的人物。在诸王中，只有他是按礼教思想治理蜀地的。
方孝孺在洪武十五年被太祖征召，他很早就受到了尊崇，在洪武二十五年(1396)，方孝孺被任命为汉中府教授，每日为诸生讲学而不知疲倦。蜀王闻其贤而招为世子之师，待以殊礼，并称其讲书之庐为“正学”。方孝孺目睹了蜀王之德治而作《蜀道易》，对其治蜀功绩大加赞赏。
序的开头在叙述了“昔唐李白作《蜀道难》，以讥刺蜀帅之酷虐”之后，作者表明了自己与陆畅为媚韦皋而轻浮地作《蜀道易》的思想有所不同，由于天子的圣德和蜀王的善政，天下变得太平起来，蜀道也变得通畅了，蜀地(成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所以作者才发自内心地称颂这些德政。继之的“臣才虽不敢望白，而所遇之时，白不敢望臣也”，强调的是自己所处的是强于李白的盛世。顺便提一下，方孝孺还著有《李太白赞》、《吊李白》、《题李白观瀑布图》、《题李白对月饮图》等诗文，他对李白是很敬仰的。正因为如此，与李白所做对比的发言，对方孝孺而言才更充满了现实性。
诗的首句是从“美矣哉!西蜀之道，何今易而昔难”开始，其变奏的“美哉蜀道之易有如此”、“蜀道之易谅在此”之句，在中间和最后出现了两次。在“美哉，蜀道之易有如此”句之前，有几个平、上声交替的韵字，但主要押的韵是入声十一陌、十三职韵。在这之后，有几个去、入声交替的韵，所押的是上平声十二文、下平声十二侵韵。一首韵律的基调，从前半部分短重的入声韵，变化到后半部分平稳的平声韵。其间，序文趣旨内容所歌，基本与《蜀道难》的构成方式相同。开头“美矣哉”的“美”，为直接、肯定的赞美之语，矣、哉是感叹助词的重叠表现，它是与李白的“噫吁②”、一说是楚地的方言，表示绝望之念感叹之语的措词相类似。但整首诗的内容完全相反，表现的基调也是完全不同的。
“陆有重岩峻岭，万仞③天之剑阁。水有砅雷掣电，悬流怒吼之江关”的句子，描写的都是剑阁和江关(夔门)的句子，在“昔难”一句的简洁总括之后，接着又叙述了“自昔相戒不敢至，胡为乎今人操舟抹马，夕往而朝还。大圣建皇极，王道坦坦如弦直”的原因和状况。亦即作为前提是由于太祖实行了王道政治(与史实有异)，所以才有了四夷朝贡、全土平安的局面。而个别直接的原因是由于蜀王的德治和惠政，才有了“蜀地”的寿域之功。由于有了蜀王的儒教，以及理想的德治和安定民生、开垦治水的措施，才带来了交通的自由和人口的流入，进而才有了成都的繁荣和农村的发展。再如所述，由于蜀王实现了重礼教、振学术、兴学校、教民化方针，蜀地才有了象邹鲁一样的文教遗风。
方孝孺的理想主义政治认识，在“王道有通塞，蜀道无古今。至险不在山奥水，只在国政辨人心”一句中也有所表现。尤其是“当时岂惟蜀道难，八荒之内皆晦阴，戎夷杂寇盗，干戈密如林”，所表现的正是李白当时“难”的状况，不仅是蜀道，在全国也都如此。相比之下，现在的全国，尤其是蜀地，由于有了开明蜀王的德治，才实现了平安和繁荣，人民才得以安居乐业。
方孝孺之作的最大特征，在于他对蜀地所唱的赞歌是发自于内心的。强调的是对主君蜀王的赞扬，对太祖和蜀王的赤诚使他这种政治信息表现得非常纯粹和强烈，就这点来说，诗中所表现的是一种独特的思想。方孝孺另外还有《蜀王赐宴浣花草堂怀古》、《次陶渊明诗韵谢蜀王》等多首感谢蜀王厚遇的诗，从中亦可见方孝孺对蜀王的一片真情。
不知为什么，这首诗在开始时被看成了单纯的阿谀追随之作，直到方孝孺死后，他的至诚才得到了证明。众所周知，方孝孺继承了宋濂的学术传统，成为浙东学派的领袖。在辞去汉中府教授之后，建文元年(1399)，针对太祖武治而采取儒教理想文治的建文帝一即位，立即让翰林侍讲、侍讲学士等文臣为新政发挥作用，直到篡位的燕王朱棣即后来的永乐帝的原因，才最后发生了悲剧。方孝孺被燕王强迫起草继位的诏书，他大书“燕贼篡位”而予以拒绝，结果惨遭磔刑。先是他妻、子自杀，两个女儿投水于秦淮河。继之九族和朋友、门生(合称“十族”)873人被处死，天下读书人的种子几近灭绝。在由“靖难之变”而产生“壬午殉难”的悲剧中，方孝孺成了最为悲壮的人物。(注：关于此事参照《明史》卷一百四十一和《明儒学案》卷四十三·方孝孺传，及檀上宽《永乐帝走向中华“世界系统”之梦》(讲谈社选书技巧，一九九七年出版)。)在方孝孺的传记中，通过阅读这篇《蜀道易》，可以很容易地看出方孝孺最后为殉文帝而表现出来的赤诚之情和忠君之心。(注：参见《明史》卷一百一十七。)
然而不能不承认的是，方孝孺的《蜀道易》过于理论化、抽象化、道德化，在诗歌的生命力应该是抒情性和逼真描写性这一点上，他是远远不及李白的。
五、关于郭沫若的《蜀道奇》
随着时间的推移，四川出生的文学家、政治家、现代人郭沫若也创作了虽模仿李白的《蜀道难》，但趣意却发生变化的《蜀道奇》(发表在1961年9月28日《人民日报》(注：此处的根据源于《郭沫若全集·文学编4》第317～322页(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八四年出版)。)上)。这是一首10章、101行(851字)的长篇口语体新诗。诗题虽变成了《蜀道奇》，但在趣旨上，两者却有共同之处。
李白曾作《蜀道难》极言蜀道之险，视为畏途，今略拟其体而反其意作《蜀道奇》。
噫吁嘻!雄哉壮乎!蜀道之奇奇于读异书。
四川盆地古本大陆海，海水汪汪向东注。
流成瀑布三千丈，地质年代远迈蚕丛与鱼凫。
日浚月削凿深崖，凿成三峡之水路。
(略四章)
文翁治蜀文教敷，爰产扬雄与相如。
诗人从此蜀中多，唐有李白宋有苏。
鞠躬尽瘁兮诸葛武侯诚哉武，公忠体国兮出师两表留楷模。
利州江潭传是金轮感孕处，浣花溪畔尚有工部之故居。
蜀道之奇奇于读异书，使人听此心颜朱。
足见江山自古不负人，人亦未肯江山负。
(略一章)
蜀中夫如何?气象同昭苏。
民食为天有基础，大力发展农林牧副渔。
轻重工业按比例，交通网脉如蜘蛛。
开建成渝、宝成、成昆诸铁路，促使西南四塞之域成通衢。
江轮增加千万吨，懋迁有无事吐输。
莫言“黄鹤之飞不得过”，神鹰铁翼开运途。
莫言“猿猱欲度愁攀缘”，东风轮下峨眉俯。
三峡况将成水库，人定胜天目可睹。
于时万吨之轮可以直抵渝，于是发电之量可以直送拉萨和淞沪。
君不见，铁有攀枝花，煤与煤气亦何富;
砂金、铜、锌、磷矿石，遍地宝藏难计数。
又不见，民族和雍载歌舞，埙箎协奏遍乡都。
马、扬、李、苏其辈出，冰、翁、亮、照其如林中之树株?蜀道之奇奇于读异书。
蜀仅一隅耳，一隅三反见全部。
祖国光芒耀千古，方今时代万倍超唐虞。
眼前险阻何足道?战略视之如纸虎!
全民壮志世无俸，行将超越必然兮进入自由之疆土。
人人齐喝《东方红》，意气风发心情抒，万岁万岁长欢呼!
首先，诗题的“奇”具有罕见、特殊、非常之意，多用于肯定的评价。开头的“噫吁嘻!雄哉壮乎!蜀道之奇奇于读异书。四川盆地古本大陆海，海水汪汪向东注。流成瀑布三千丈，地质年代远迈蚕丛及鱼凫。……”是这首诗的开始，第六章和第九章反复提到的“蜀道之奇奇于读异书”一句，为这首诗的主题，它展示的是蜀之奇观壮美。作品虽然对与蜀地有关的历史人物五丁、李冰、司马相如、扬雄、诸葛孔明、李白、杜甫、苏轼等的历史功绩做了再评价，但他所歌颂的是经过长征和革命，依靠人民力量所形成的新中国的伟大疆域，对现代全川的壮观景象给予了称赞。可以说，这首诗是献给人民中国的一大赞歌。郭诗的趣旨在肯定、歌颂蜀地的人杰地灵即是肯定、歌颂新中国这点上，是极富政治意义的。附带说明的是，近代所修的川陕公路建成于1936年，新中国成立后的1956年，又在这条公路的西侧修建了宝成铁路，因而使得自太古以来人员物资的往来变得更加容易。此外，第八章所说的有关三峡大坝的预言，目前正在施工，作为世纪目标和现实的吻合，它所带给人们的回味是悠长的。
其次，写作这首诗时的郭沫若，看起来还是有所选择的。(注：这一时期郭沫若的活动，参照龚继民、方仁念《郭沫若年谱》下第1159～1173页(天津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二年出版)。)建国后，郭沫若在担任政务院副总理和社会科学院院长之外，还担任各种外交使节团的团长等，在政治、学术、文学、艺术各领域也担任了众多的要职。他所度过的每一天都是繁忙充实的。郭沫若的社会地位和活动，是与这种高扬的精神相适应的，这首诗表现了当时的郭沫若对故乡四川和祖国的毫不掩饰的感慨心情。对出生在现在乐山市沙湾地主家庭的郭沫若来说，蜀地是他反抗封建制度、经历辛亥革命、度过青少年时代的地方。所以，他由称赞四川的发展，进而称颂新中国的现在和未来。从建国12年后当时的社会氛围和郭沫若的地位来看，郭沫若的称赞肯定是发自主观内心的。(注：附：郭沫若的这首诗，即使是现在仍保留在当地人民的意识中，如《西南旅游》总第三十九期(一九九三年五月出版)所刊登陆宣、光韶的《蜀道美》，便是这类赞扬蜀道的文章。)
然而，作为文学家、学者、政治家的郭沫若尽管影响巨大，但以今天的眼光来冷静看待他的作品的话，他对新中国奉迎追随感仍是不可否认的。就诗歌而言，与抒情性、艺术性相比，现实性的政治味道如果较浓的话，那么就会更富于宣传性了，因此评价作品也应该放在一定的界限之内才会言之成理。
六、结束语
以上概括的是几个具有代表性的《蜀道易》的系列作品，并对其诗和背景以及诗人的传记进行了分析。在此基础上，如果进一步分析的话，以下几点是需要指出的。
每个作者的诗作，分别存在着不同的差异。首先，作为诸例的共同外在要素，作者基本上都是和蜀地有实际关系的人物。他们或是作为布衣漫游过蜀地，或是朝廷派往蜀地的官僚和学者，或是故乡在蜀地，总之，他们都与蜀地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从诗型上来说，虽有长短两类，但印象最深的是方孝孺和郭沫若的长篇作品。大概方孝孺和郭沫若两人都感觉到，不用像李白《蜀道难》那样的长篇诗体，就不可能全面地描写物产丰富并且以中原人眼光看来是充满神秘性的蜀地庞大而复杂的地理空间。
其次，从作品主题的研究上看，自然只有李白《蜀道难》的主题解释史是与此有关，关于《蜀道难》的主题即李白的表现意图，千百年来一直众说纷纭，难成定论。尤其是“剑阁峥嵘而崔巍”句以下的政治寓意性及其事实根据，早已成为了百家争鸣的景象，至今主要说法大概有近十种。古典之说，以承认其政治寓意性为主;而近人之说，则不承认其特定的“寓意”，如送友人王炎赴蜀，歌颂蜀土故乡山川的壮丽奇险等说法就是如此。(注：参詹锳《李白〈蜀道难〉本事说》第25～36页(载《李白诗论丛》，作家出版社，一九五七年出版)、松浦友久《李白乐府论考》第298～303页(载《李白研究》第七章，三省堂，一九七六年出版)。)
在这种主题解释史中，《蜀道易》的作品系列处于了什么样的位置呢?从以上各例可以看出，范成大和一部分宋诗始终是以纪行诗的角度而产生联想转换的，这些作品和陆畅及方孝孺、郭沫若等人的政治性极强的诗混在了一起。因此，在解释史上，政治寓意性有无的问题，能够反映出各个诗人对李白《蜀道难》主题的解释倾向。
《蜀道易》的系列作品，在表现内容上，从“难”转“易”实际上可以说是对李白的《蜀道难》最直接的继承。就此而言，在其他诗话类和诗歌理论中，它对《蜀道难》的涉及以及在理论上的解释是有所不同的。在比例上，方孝孺和郭沫若等人的作品，其社会性和政治性都是极强的。对韦皋、蜀王(天子)和新中国权力的政治性歌颂，他们创作了带有政治意图和表现内容的作品，他们以李白的作品为依据，把政治寓意包含在诗歌中，至少而言这种可能性也是存在的。可以说，他们把李白原诗中一部分可能具有讽喻性、政治性扩大到了整个诗歌作品中了。因此，暂且不论陆畅，就是方孝孺和郭沫若等人作为时代的代表，他们的作品所表现出来的这样一类的解释还是给人们留下了较多的回味。
类似的《蜀道易》的反面联想，在李白之前是没有的。正因为由于有了李白的《蜀道难》的出现，这种联想才成为了可能。因此，李白的《蜀道难》在成为过去《蜀道难》系列咏蜀诗集大成的同时，对以后的作品而言，其集大成诗的典型性和规范性仍是给人们留下了强烈的印象。由此而产生的《蜀道易》的反面联想，直至今日仍被继承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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