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与红歌散文随笔
一
建国六十年大庆，全县组织以乡镇为单位的“红歌大家唱”活动。我镇组织了百人合唱团，我也是团员之一。
这可忙坏了父亲，为了防止我出错，父亲一遍一遍的教，一遍一遍的听，一句一句的纠正。父亲唱起了红歌，声情并茂、字正腔圆，那精神头儿，真让人想不到这已是位伛偻、蹒跚的74岁高龄的老人了。
二
父亲是位退休教师。年轻时，可谓多才多艺。那时，一两位教师一个学校，一个教师需要教两个甚至三个年级（在村里一个年级往往就一个班），这就是所谓的“复式”。教复式班的教师，不光意味着同时教几个年级，还意味着教全部课程：语文、数学、政治、音乐、美术、体育。父亲真不愧是那个时代的优秀教师：写的一手好字（前几年过春节时，村里各家各户的对联一半是父亲写的，另一半是父亲的学生写的，记得那时父亲直写到除夕夜，还有人在等着拿对联，这几年，父亲年岁大了，再加上人们买印刷的多了，父亲才不那么忙了）；打得一手好算盘，直打得你眼花缭乱，既快又准；能唱很多歌，尤其是“红歌”，嗓音也好，还会识谱；画画也行，画么像么；就是没见着父亲在体育方面有什么特长。
父亲退休后，仍然对“红歌”情有独钟。几年前，在一个小书摊上看到一本厚厚的《红色经典歌曲》，父亲如获至宝的捧回家，这下可好，父亲哼唱的红歌数量和质量又翻了好几翻。
三
父亲唱红歌，终于又有了用武之地。我妻子是本村的小学教师，前年，她的爷爷去世了，请假犯了愁，假好请，课不好安排：学校小，三个教师——三个年级——三个班，她一走，就只能托付给其他教师，让同事一个人上两个班的课。父亲自报奋勇：“我早就想好了，你告诉我语文、数学的进度，我给上几节语文、数学，再教他们唱两首歌，画两张画，没问题。两天了，别麻烦别人了。”我们乐坏了，想不到父亲退休十几年了，对重新上课堂那么有信心，没理由不答应他老人家。
两天下来，父亲不但没觉着累，把红歌又拾掇起来了。我妻子回来后，爷俩商量：“要不，我给你们学生一周上一节音乐课，教一首红歌，你看行呗？我看学生挺喜欢的。”父亲教红歌教上瘾了。
就这两天课，父亲可是让小学生忘不了了。那个班的学生时不时、冷不丁的问我妻子“那个老老师么时候教我们唱歌啊？”父亲真是了不起！
不光如此，从那后，孩子们不管在哪儿看见我父亲，都要凑上前去问声“老师好！”；父亲去上音乐课，一进校门，就有十几个学生冲出来，一边好几个架着父亲的胳膊，前呼后拥的场景，真让父亲好不“威风”。“红歌”让“老孩儿”和“小孩儿”玩到一起，唱到一起。
四
在80后、90后的年轻人来说，“红歌”似乎是上一代人的歌，“红色”似乎是上个世纪的色彩。从我的知觉里，父亲勤奋、奉献，善良、平和，不计名利、自我牺牲，父亲的人生跟“红歌”一样，浸润了那个时代的'色彩——平凡、单纯、亮丽、鲜明。
母亲的唠叨，帮我们拾掇起父亲生活的几个片段：
片段一，母亲病了。母亲病了，痰中带着血丝。为了给全家人多挣几分工，也是根本就没钱治病，母亲一直忍着。可是痰里的血丝变成血块，整口整口的吐，出身中医之家的母亲，知道病不能再耽搁了，就跟父亲说：“你带我到沧州大医院看看吧。”父亲的回答却是那样的出人意料：“现在课正紧，等到礼拜天再去吧。”父亲不是冷血，也不是不疼自己的妻子，他工作几十年，没告过几次假——父亲对自己，有铁的纪律。
片段二，起风了。被母亲“陈芝麻、烂谷子”多次提及的，还有这样一件事。麦收时，麦子（还没有脱粒）晾晒在麦场上。变天了，母亲一个人拼命的堆着麦垛。起大风了，母亲便用矮小的身体压着麦垛。下课铃声响了，母亲稍稍松了口气。想就在场边学校上班的父亲一定会就着课间来帮帮忙。可是等到上课铃声响了，也没见父亲的影子。一个大麦垛还剩下一小堆，当母亲哭着质问他为什么不帮忙时，父亲说了实话：“忘了”——父亲工作起来，忘我忘家
片段三，暴雨后。这是被我二姨夫经常当笑话谈的一件事。一场暴雨后，二姨夫下地去看看自己玉米倒了没有。正碰到我父亲在学校的玉米地里忙活（当时，大队给学校二亩地，收成便是学校的笔墨纸砚，玻璃粉笔，父亲当时是学校的负责人），扶起一棵棵倒了的玉米，再用泥巴给撑直。浑身都湿透了，还弄了满身的泥。其实我们家的玉米也倒了。——父亲从来把学校、学生利益都看的高于一切，那时也叫“舍小家，顾大家”。
片段四，中午。那是父亲调到中学后勤工作时的事。每天中午，年过五十的父亲都要把后勤的水缸挑满水（当时，没有自来水，用水要从农村自挖的井里用水桶提上来，再用扁担挑回来），除此之外，还要用热水器给学生准备几壶热水，好让有病的学生有热水喝。——这都是份外的事——父亲心中总装着学生。
片段五，摔伤后。那也是父亲56岁时的事。父亲去县城新华书店给学校拉书。回来途中，坐在装满书的机动三轮车上，行至盘古村北丁字路口时被甩下来，头朝下摔在路中央，一辆由西向东本来直行的汽车，迅速顺行南拐，顺便追上还在高速行驶的机动三轮车，把父亲及时送到医院。虽然“吉人天相”，保住了生命，但从此后，父亲就落下个头疼的毛病，一直到现在。有人提醒说可以申请工伤认定，但父亲没这样做。——父亲要求于他人、于社会的甚少。
片段六，赶集。父亲赶集的笑话，是附近几个村的笑料，却是我们家的“气料”。父亲年纪大了，身体也不是很好，远处的集市去不了，只赶“陶官营集”（与我们村紧邻，二里左右，五天一个集）。父亲赶集，推着自行车（也当拐棍用），驮着一个筐。回来时，总会把筐装满。我们家在家常吃饭的只有三口人——父亲、母亲、妻子，我中午一般不回家。菜买的太多，吃不了，冰箱里放不下，常常烂掉；而且，父亲买的菜，价高质劣，买的黄瓜老的只能炒着吃。尽管母亲常常因为买菜数量和质量批评父亲，还常常“辅导”买菜常识，但下个集——外甥打灯笼（照旧）。你说，谁不生气，母亲有时被气的骂上一顿。后来，在父亲的辩解中，我慢慢明白父亲所谓买菜，其实是给那些年纪大的、日子穷的人“销菜”：“你看，高六叔守着这堆黄瓜，说让我捎着点儿，他怪难的，我就给包圆了”，“他牛嫂子让我捎着这点儿茄子，一个妇女，拉扯着俩孩子，孩子还得上学，庄稼人家，哪有么进钱道，买点就买点呗”，“东头大哥，病病歪歪的，非给我这梱大葱，还非不要钱，我沾人家光干嘛，我给扔下5块钱。”——父亲永远都那么善良。
五
我常常思索父亲——更准确的说父辈们——“又红又专”的根源，唱着“红歌”，看着父亲唱红歌时那无法压抑的激情和教我红歌的那份执着，我似乎有所悟……
是啊，我承继了父亲的事业，也当了一名教师，但我自知，我的知识、能力、情感、意志、品德、操守远不如父亲。也许，“红歌时代”的父亲以及父辈们对他人、对社会、对事业的无我境界，是我以及我们这一代人一生都无法企及的。
我能做的，将父亲钟爱的红歌唱下去、教下去，将父辈们的精神传承下去，并尽我所能，照顾好父亲，让父亲永远快乐、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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