渐行渐远的母爱散文随笔
父亲一撒手，就把孤单的母亲留在了空落落的小院里。我们姊妹四个，却没有一个人能陪母亲度过这段黯淡的光景。白天还好说，一到晚上，偌大的院子就不是一般的凄凉。开始，姑姑留下来陪母亲，没过几日，就被表哥接回去忙夏收了。母亲就满村转着找能给自己作伴的人。先是山上的三娘，没几天三娘就因身体状况来不了了。母亲又去找家门底下的小媳妇，这小媳妇可能面子上扛不过去，跟着母亲来住了一宿。第二天傍晚，当母亲再去找的时候，她男人在家，说媳妇出门了一会儿就回来，但直至天色黑透，母亲都没有等住那小媳妇回来，后来估摸那小媳妇是专门躲出去的……时隔这么久，我写到这里还是止不住泪如雨下。我知道任何带态度的片言只语都是不负责任不厚道的，我更没理由奢望别人为我们遭受的苦难伸出援手，我只心疼孤苦的母亲怎么挨过鲁家河那漫漫长夜……
我们姊妹四个在各个岗位各自忙活着，和往日不同的是原来好久才打一次电话，现在却每人每天打一次，而且都是在晚上临睡前，电话接通，照例问母亲“看电视了没？”“跟谁在一起呀？”母亲每次都会说出一个熟悉的称呼来，还故意弄出一连串的声响，我就放了心，挂了电话安心睡去。母亲只会接电话，不会呼叫，甚至连挂机都不会。这样过了一段日子，那晚照例通完话，我没挂机，我想听听母亲跟舅婆说什么，但话筒中一句话都听不到。我只听到母亲悉悉索索地睡了，接下来整个话筒死一般的沉寂，我喊母亲也没人应答，挂了电话再打过去，母亲又接了。
我问：“你一个人？”
“你怎么知道？”母亲反问我。
“你不是说和我舅婆吗？我舅婆哩？怎么是你一个？”我在这边一连声地问。
“我一个人能行。自己的庄子，不害怕。一觉就睡到天亮了，你赶紧睡！”母亲没挂电话，也不再说话，无论我怎么喊，就是不应……
第二天，离家最近的大姐夫就接了母亲去了他家，从此母亲开始了客居的生活。刚离家的母亲过得很不习惯，过不了几天，母亲就嚷着要回家去，姐夫就骑了摩托车载着她回老家看一看，完了再把她载回来。
收过玉米后，母亲就留在老家不愿意出来了，因为院里的木椽架上挂满了黄澄澄的玉米棒。玉米是种在老坟地里的，也是父亲拉着线绳一个窝一个窝点种的，所以在我看来，母亲舍不得撂下的不光是玉米，也有对父亲，那个主宰了她一生命运却逃不开躲不掉的男人的最后一点念想。玉米是一年内最后收获的庄稼，这之后，庄稼人就进入了农闲时节，所以我们姊妹几个商量，是该把母亲接离鲁家河的时候了，时间就定在了那个周末。
周六晚上，我和母亲坐在老屋的炕头上说话，母亲养的好长时间不着家的嘀嘟破例回来了。嘀嘟是一只黄白相间的长毛母猫，母亲第一次去姐家前，把它抱给了门下的邻居，但每次母亲回去，它都会跑回来，回来就在院子转悠，或者偎着母亲的裤脚撒娇，母亲不忍心，就给它掰点麻花、方便面或其他吃食，它就又呆在家不走了。母亲再走时又把它送出去，就这样一直反反复复。直到我们决定要把母亲搬走了，母亲知道这一走回来的次数就会极少，就硬着心肠不给嘀嘟吃，我们看到它那可怜兮兮的样就偷着喂，母亲要是看见了就一边数落我们一边收了吃食。这样，嘀嘟回来的次数也就稀了，但这一晚它却回来了，它上了炕，把自己在被子上蜷卧成个毛茸茸的圆球，打着呼噜就睡起觉来。
母亲伸出枯瘦的手抚摸着熟睡的嘀嘟，说：“不是不叫你回来嘛，你今天又回干啥来了？得是你也知道这家要散了？……”母亲的话让我的心里一阵酸。
周日，哥找来了一辆农用五轮车，大姐夫、大姐和二姐也骑着电动车回来了。我们几个齐上阵，不大功夫就把玉米装上了车，几个人再把整理出来的大大小小的袋子箱子搬上车厢。要锁门的时候，已被我们按进车里的母亲执意下了车，从哥手里夺了钥匙，非要自己锁门。我不能深刻体会母亲那一刻的心理，但我想到一个并不贴切的比喻。我觉得母亲就是门前那棵老柿子树，在这里生长了60多年，树冠早在空中遮出一片巨大的阴凉，粗壮而长的根须深深地扎在地下，但现在却要将它连根拔起。我想如果仔细听，一定能听到根须断裂的声音，但我们都太急切了，我们着急地想要把她安置在一个稳妥的地方，仿佛唯有这样做才能匹配她几十年来的辛苦付出，也能让自己不安的心暂时安顿下来，所以我们每个人都忽略了母亲潜藏在平静的`表面下内心那不断扩展的裂痕。
母亲在大姐家把玉米晒干装袋后就又被哥接进了城。在我们看来，这下母亲终于安稳了，我们也彻底放心了。
我和哥同住县城西街，见母亲也就容易些。母亲刚进城那几个月，有时也领了快三岁的小侄女去广场转。母亲去广场也转不了多长时间，娃要上厕所，她就牵着手领回家上。母亲不识字，认不得她一转头就能看到的那几个字就是公共厕所。娃要喝水，母亲也会领了回家去喝，她舍不得钱买水。后来我给她说过厕所的位置后，母亲在广场坐的时间就会稍长一些。广场上人很多，但她从来不跟人打招呼，母亲就在这热闹的广场卑微地孤独着。
哥每天一大早就去了门店，嫂子白天也去上班，家里就剩下母亲拉扯着小侄女。过了年，满三岁的侄女上了幼儿园，家里就留了母亲一人。母亲再不用带孩子了，我就怂恿母亲去广场做老年健身操。但我刚一提起话头，母亲就用一句话把我给堵回去了，母亲说：“那都是活得好的人做的，我都活成这样了还做什么操？”
“看您又来了！人都是要走那一条路的，谁还能长住在世上？”我这样一说，母亲不再说话，但广场操还是坚决不去做。
再次说，母亲还是同样的理由，这下哥发话了，哥说：“妈呀，像你说的人都不死，全部住在世上，那还不把这世界憋破了！”
哥一说，我们都笑，母亲也跟着小心翼翼地笑。等母亲出去，哥忧虑地跟我说，他发现母亲话越来越少，反应越来越迟钝，是得赶紧说服母亲出去锻炼了，不然这样下去可怎么得了。
也不知道母亲怎么就想通了，等我再一次提起的时候她竟然没有反对。第一次领母亲走到广场的老年人健身操队列里，母亲站在队列后边就跟着比划起了健身动作，看着母亲终于迈出了这艰难的第一步，我忍不住又流下了眼泪。
母亲做健身操时，不看队列队形，时常是一个直行中间就母亲那里鼓出一个包或者凹下去一个坑，站在她身后的我赶紧把她拉回原位。母亲做健身操不带劲，胳膊伸不直，腿也抬不高，就那么软塌塌地伸出去收回来。领队纠正，我也帮着纠正，但母亲依然我行我素。说得烦了，她就说：“我身上没劲。”
我就想不明白了，好好的一个人咋就会身上没劲呢？心里并没在意。
过了几天，在亲戚的建议下带母亲去县医院一检查，竟说是患了抑郁症。母亲知道自己有病，但却不承认就是医生检查出来的抑郁症。
清明节那天，我们去给父亲上坟，母亲也同去，这时母亲的眼神已变得木然而空洞，母亲走路不再是往日的大步流星，而是蹒跚地挪着小碎步，不停地在地上转圈圈。姐问母亲咋这样走路，母亲娇嗔地看一眼哥，说：“都是你城里那房子太小，把我圈成这了。要是城里有咱家这么大的房子，有这么红的太阳，再有这么蓝的天，我就能住惯了。” 我们就笑，母亲自己却不笑，转过身继续挪着碎步。
姐看母亲身体状况很不好，就说让母亲留在塬上，别在城里真窝出病来。
在两个姐家轮换住的母亲身体每况愈下，抗抑郁的药吃了不少，却疗效甚微。夏收前，二姐，哥和我陪着她去邻县的精神病院去看。商量去看病的时候，母亲正在大姐家，大姐给母亲准备需用的物品，母亲就说她又不疼不痒，看什么呀？大姐听我们说去了看神经科，就顺口说，去看神经病。母亲就生了一肚子气，坐在车上一直嘟囔大姐说她得了神经病。
从医院回来，母亲就天天在两个姐的监督下遵医嘱吃药，药不停在吃，抑郁的症状却有增无减。不知从哪一天开始，母亲变得嗜睡，过了几天，母亲说她洗不了头发，要二姐帮忙给她洗。又过了几天，母亲说她不会做饭。二姐就问她，你都做了一辈子饭了，咋好好的不会做饭了？母亲就愁苦万分，说得了治不好又死不了的病有什么办法哩。母亲性子急，饭时早是多年来养成的习惯。二姐地里活多，每天早上起床先去地里忙半晌回来才做饭，在家的母亲看太阳已升起老高，而二姐还不回来，她在家里就着急上火。二姐说她有一天回来，好些日子不做饭的母亲竟然蒸了豆角麦饭，二姐说母亲蒸的豆角麦饭比她蒸的任何一次都鲜绿，却没有碱的苦味。
母亲在两个姐家里住，但总不愿意见姐的村坊邻居，用母亲的话说自己这阵子过成了孤寡人，又得了治不好的病，大家会笑话她。大姐每天让母亲早起去屋后的水泥路上锻炼身体，母亲总是天还黑着就出门，不一会儿，就气喘吁吁地跑回来——母亲担心天亮了被姐村里的人看见。在二姐家的母亲也是如此，每天早上和二姐的婆婆去学校门口转一圈就返回来，若遇见邻居过来串门，听见声响的母亲就赶紧躲到隔壁的房间里去睡觉。再过了些时日，母亲的身子越来越沉，一躺下就不愿意再起来了，往往是身子还没躺下去，眼睛就闭上了。二姐舍不得母亲，就不再让她天天早起，还腾了一间房子让母亲一个人住。
母亲整天在姐跟前念叨，说我和哥的日子过得恓惶。开始说一两遍姐并不在意，说的次数多了，姐就说：人家在县上，住的是高楼大厦，走的是水泥路，不想做饭，还可以去吃食堂。这样的日子多少人想过都过不上，你咋还说不好了？母亲就不屑地说：“看不见天，也看不见树，连个红太阳都看不见，吃个一寸长的辣子都得去买，有个啥好？”是啊，在母亲看来，看不见蓝天看不见绿树看不见太阳的日子，绝对是不好的。我们穷尽一生去追求的生活，在一字不识的母亲那里竟变得一文不值。
母亲的焦虑一天比一天严重，每天得吃各种颜色的药片才能稍微安心。在我们看来芝麻大的小事，在母亲那里就成了比天还大的大事。场畔六亩地里长势旺盛的小麦成了母亲沉重的思想负担。母亲担心熟麦时逢连阴雨长芽，担心收麦时找不到收割机，担心晒麦时老天会下雨，担心晒干了的麦子没地方搁……母亲总是有她的担忧，即使我们用一个自认为绝对充足的理由给她解释清楚，她马上就会列出无数个担忧，母亲的担忧像问题接龙，常常问得我们瞠目结舌。但在这里，特别像母亲这样的抑郁症患者眼前，我们都缺少应有的耐心，我们总是毫不留情地顶撞反驳，而且每次我们姊妹们总是结成统一战线，用一系列严正的措辞堵得母亲无处可退无路可逃，母亲就说出一句：你们都欺负我哩么。从此，再不说担忧的话。我们都以为母亲想明白了、认输了。其实我们都不了解母亲，母亲虽瘦瘦弱弱，但刚强了一辈子，从来没认过输，何况现在还是一个病人！
二姐的小女儿尧尧是母亲拉扯大的，病中的母亲就愈显得和她亲近。尧尧每逢周末回家，母亲就愁容满面地给尧尧诉苦，诉完苦还不忘告二姐一状，说：你妈不要我么！尧尧就给她宽心说：外婆，您就安安心心在我家呆着，我妈不要您，我要！二姐说，每到这时，母亲就说上一句“还是我尧尧乖”，心满意足地转着走开。
母亲离开后，这句话就成了打开泪水的阀门。
母亲是去年秋季的一个傍晚离开的。跟父亲一样，母亲走时没有留下只言片语，我唯一能记住的是两声低低的咳嗽……
母亲走了，我们姊妹四个就彻底成了没人管顾的孤儿，老院也成了没人守护的荒院。今年四月二十四，时值父亲二周年祭奠，当我们再一次站在老院里，踩踏过齐腰高的杂草，站在门口摩挲着生锈的门锁，眼前又清晰地浮现出他们那水银泄地一般无孔不入无处不在的爱，禁不住泪流满面……
秋天到了，再有十多天就是母亲一周年忌日。只是没了亲人的孱弱的故园，又用什么来承载如此沉重又情真意切的归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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