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声说话才能胜出【1】
我在报社做实习生时有幸跟着一位见多识广的资深记者,老师洞悉世事,经常在谈笑间不经意地泄露天机。那天,他坐在办公桌前,轻描淡写地告诉我,人的地位越高,讲话声音就会越低。
其实,好多年以后,我才明白讲话音量与社会地位间这种微妙的反比关系:贩夫走卒平头百姓人微言轻,即使把声音提高八度,也不见得能有听众;而重要人物声音越低,越是有人围在身边拼命地伸着脖子听,也就因此越显得更加重要。所以就算是天生的大嗓门,一旦意识到了自己的重要,为了显示身份也得练着压低声音,好像19世纪欧洲淑媛们,宁可屏住呼吸也得套进提胸束腰的鲸鱼骨裙衬里,以免被人当作马夫的女儿或鞋匠的老婆。
这只是中国人关于声音的众多看上去匪夷所思,其实奥妙无穷的哲学之一。
不过这些哲学很难跟老外解释清楚,就像后来,我坐在纽约的咖啡馆里,与一个美国朋友闲聊时所做的徒劳努力。
这位朋友编辑着一个很草根的网上周刊,杂志的名字叫《不容错过的声音》。在一个七嘴八舌的嘈杂世界里,说者有太多的见解,听者也有太多的选择。势单力孤的草根阶层,必须借助像朋友的杂志这样的高音喇叭,当每个人都恨不得扯住别人的耳朵,告诉你他的声音不容错过时,声音的传播只能遵循最原始的规律,有理也得声高。
所以当东方遭遇西方需要面对面出手过招的时候,我们却常常吃了哑巴亏有苦无处诉。不管是欲擒故纵的捻须沉吟,还是谦和含蓄的君子之风,不是被当作智能不足,就是被看成自愿放弃,在吞吞吐吐或默不作声中自生自灭。生活在美国的华人对此心里最清楚。
结果就有华裔小学生,因为整个学期没有在课堂上讲过一句话,被老师认为有学习障碍,其实,他一言不发,只是因为妈妈告诫他开口前要先想好了再说。又有在大公司任职的华裔雇员,每次与客户开会时,只要他的顶头上司在场,他就尽量不说或少说,心里想着把表现的机会留给上司,结果却以沉默寡言、不善与客户沟通为由被辞退。连美国前劳工部长赵小兰也说,她小时候从台湾来到美国时遇到的最大挑战,就是学会像美国人一样抢着讲话和插嘴,只有学会了这个才有可能“融入主流”。占纽约人口12%的亚裔社区,只分得政府拨出的社会服务经费的1%,也是因为这个100多年前就在这里落地生根的族群,直到最近才搞明白“会哭的孩子有奶吃”的道理。
在我们的传统文化里,这多半会被看做“自以为是”,我们虽然常常在镜子面前自我膨胀,却早就学会在走出家门时夹着尾巴做人,我们常常发些不疼不痒的牢骚,却早知道它在出口的那一刻就会随风飘散无迹可寻。我们其实不乏有棱有角的真知灼见,但往往是还没开口,就被自己心里发出的一声冷笑弄得无地自容,便忙不迭闭了嘴。越是这样,我们就越习惯悄无声息。
只有大声的人多了,声音才可能恢复其本原的功能和形态。人们不用再整天绷紧着神经等着“于无声处听惊雷”,不用再担心自己的声音吓到别人或吓到自己,讲话也就有了底气。
想提高音量,最关键的也许并不是练嗓门儿,而是练信心。
爱发出的声音很轻【2】
第一天上班,就有人指着一个背影小声地叮嘱她,离那个人远点,打架斗殴打老婆,他可什么坏事都干过。
于是,她心里早早地就筑起了一道堤,几乎要把那个人纳入的行列。偏巧的是,她的家就在他单位附近,而他的`家也在她单位附近。就这样,上班、下班,总要遇着。
遇着了,他朝她粲然一笑,算是招呼。她总不能当人家是空气吧,就勉强牵一牵唇角,便低着头急急走开。
就这样过了大半年。到了夏天,一个傍晚,雨说来就来,眼看着天就要黑了,她在单位门口左等右等,连一辆出租车的影子也望不着,她着急地顶着包冲进了雨里。
边跑边想,这偏远的郊外,怕是天黑也难遇到一辆车了。她加快了脚步。这时,一辆车迎面驶了过来,“嗖”的一下驶过,片刻又倒了回来,车窗落下,是他。
上车吧,我送你。她犹豫了一下,还是摇了摇头。车子缓慢地跟着她。我有东西落在单位了,得回去取,顺路而已。
10分钟后,他把她搁在了她家的巷口。她第一次跟他说谢谢,他平静地笑了笑,摇摇头然后调头离开,前面就是他的单位了。
她往巷口里面走,边走边忍不住回头,就要走进巷口的一刹那,突然,她看到了使她吃惊的一幕,他的车根本没有驶入单位的大门,而是径直开了回去。
她一下子愣住了,雨依然在下,落在她的肩上、发上,很轻很轻。仿佛,她又明白了些什么。
二
这天,朋友喝多了酒,给我讲了一个故事。
村子里有姐弟两个,姐姐的成绩比弟弟好,可父亲发话了,家里连一个大学生也供不起。高考那天,姐姐悄悄背起行囊,去了远方。
两个月后,姐姐给家里汇来了第一笔钱,汇款单上还有一行小字:“我供弟弟上大学。”
4年里,弟弟收到的汇款单从来没有迟到过;4年中,姐姐也没有回过一趟家。
弟弟无忧无虑地毕业了。弟弟决定循着汇款单上的地址去看姐姐。
工厂的大门口,姐姐飞奔着迎了出来,脸上满是惊喜。
姐姐瘦了,白了,更好看了。可是,这大晴天,姐姐脚上怎么穿了一双雨靴呢?姐姐不是在厂里当会计吗?
大排档上,姐姐使劲儿地往弟弟碗里夹菜,另一只手也总往桌子底下藏,可他还是看到了那只手上,结满了一块又一块的痂。
说到这儿,朋友已经泣不成声——姐是挖了4年的桃核供我上的大学;姐不回家,是连几百元的路费也舍不得花;姐老说,早生了5分钟我也是姐呀。
他说,姐说这话的时候,声音很轻很轻。
三
这是一则有些久远的故事。
那年,女人嫁给了男人,男人是当兵的,婚假一完就匆匆赶回了部队。一个月后,女人发现自己怀孕了,于是赶紧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了婆婆。哪知婆婆脸一沉,竟说,分家吧。
男人不在家,女人挺着个大肚子下地干活,洗衣做饭,啥活都得干。一转眼,入了腊月,孩子出生了,是个女孩。月子还没满,女人就下了床,凿开河里的冰凌,给孩子洗尿布。风湿的病根就是那时落下的。
孩子5岁时,女人随了军。男人看着女人瘦得皮包骨头,心疼地说,给你寄的钱和奶粉,咋不舍得吃啊?
没收到呀?女人也有些迷茫。
男人明白了,寄回的东西,收信人写的是娘。钱和奶粉都让娘扣下了。
十几年后,他们举家又迁了回来,因为婆婆害了眼疾,需要手术,身边得有人照顾。病房里,女人给婆婆喂饭洗澡、端屎端尿。邻床的病友羡慕地说,瞧你家闺女多孝顺啊,婆婆听了,脸上就一阵红一阵白起来。
出了院,女人把婆婆接回了家,照顾得无微不至。女人跟男人说,娘年纪大了,眼睛不好,往后就让她住咱家吧。男人点了点头,片刻,又忍不住问:“从前,娘那样对你,你不恨吗?”
女人笑了,说:“陈芝麻烂谷子的事了,老记着那些做啥?好日子还不都在后头!”
男人也笑了,他懂了女人的心。女人的心里长了一棵树,一棵善良的大树,枝叶葳蕤,葱茏茂盛,只逐着阳光与爱生长。你不曾发现,那是因为它一直长着,长着,发出的声音却很轻很轻。
听,声音里的老北京【3】
北京的冬天,干冷肃清。20岁出头的摇滚青年秦思源在胡同租了间小破平房,作为北漂落脚点。小屋租金便宜,但没暖气。他买了个电炉子成天开着,冻得不行时,就捂着被子窝在床上。
“你就听那鸽哨声由远及近,又由近及远,‘笃笃笃笃……笃笃笃笃……’从你头顶上空落进你耳朵里,声音又美又凄凉。”这是秦思源对1990年代初北京最深的印象。
那时的他并不知道20多年后,他会为了一间“北京声音博物馆”,满北京寻找、录制鸽哨声。
如果说北京的历史是由很多碎片拼成的一幅画,秦思源在做的“北京声音博物馆”就是要去打捞、复原已经式微或遗失的老北京声音,把这块写满声音的记忆碎片重新放回拼图中去,让人“听见”更整体的北京城风貌。
其中有些声音,即使你已在北京生活多年,也可能从未听到过,甚至看名字都无从判断这是什么,比如:虎撑、唤头、唤娇娘、对君坐……
“蛤蟆骨朵儿——大田螺蛳——”
“50年代前”、“春”、“日”、“晴”,走入北京声音博物馆,在电脑触摸屏的左侧点选好年代、季节、时间段、天气,再按“播放”键,耳边响起了卖糖葫芦的声音:“来——冰糖葫芦哟——冰糖嗒!刚蘸得!”还有一阵轻微得若有若无的和煦风声。
如果把“春”换成“秋”,你会听到卖秋海棠和柿子的吆喝声:“哎——没有虫的海棠哎,多给嘞”、“赛糖的柿子像喝了蜜呢”。
再换成“夏”,是一串响亮的叫卖金鱼声:“大——小——嗨小金鱼儿嘞——蛤蟆骨朵儿——大田螺蛳——”秦思源解释说,“蛤蟆骨朵儿”是老北京方言,说的其实是蝌蚪。
北京声音博物馆位于史家胡同博物馆内,是间小小的馆中馆——超过三人便觉拥挤的房间里居中放着一台电脑,墙壁上挂着六台立体声环绕音响,就是这个馆的全部硬件了。
电脑屏幕上的“年代”这栏,有“50年代前”、“50年代到80年代”、“80年代后”三个选项。但实际上,目前秦思源和他的团队收集、还原的一百多种声音全都来自1950年代前,1950年代后的北京声音,他们还没来得及录制。
虽然音频数量不多,但当你站在馆内,把这100多种声音一一听完,会有一瞬间恍惚,以为自己站在遥远的民国甚至是清末年间的北平街头,听小商小贩走街串巷、吆喝赚钱,看胡同人家买菜染衣、补锅修碗、养鸽饲鱼、平淡度日。
听着声音,过日子
“老北京人会听着声音,过日子。”秦思源说。
清晨,当水在水车里摇晃的“咕咚咕咚”声响起,居民就知道一准是卖水的来了,纷纷拿桶出去接。
当“西红柿哎、蒜来哎、韭菜、西葫芦嘞、洋白菜耶、夏冬瓜、胡萝卜、扁萝卜哈,嫩了芽的香椿、腌雪里红哎、腌疙瘩头哎”的唱腔飘来,不用说,那是卖菜的经过,在用好嗓子招徕顾客。会把货品唱出来的还有春日早起卖花的后生,“玉兰花来,茉莉花——”一喊出去,半条胡同都能听见。
“酸梅汤,桂花味,喝到嘴里面冒凉气,又解渴,又带凉,不信您就弄碗尝,大碗的酸梅汤来,俩子儿一碗。”夏天中午,卖酸梅汤的叫卖勾得人唇齿生津。他们一手拿着“冰盏儿”,边吆喝边掂碗打节奏。所谓“冰盏儿”,是用生黄铜制成外面磨光的碟形碗两只,夏季时除了卖酸梅汤的,其他卖冰镇果子干、红果糊子膏、雪花酪的都用这个小响器来吸引顾客。敲打时,两个碗摞在一起,夹在手指中,相互敲击,“嘀嘀、嗒嗒”声像露水一样清凉。到了下午,叫卖声更多,“修鞋补鞋——修理皮鞋——”,“修理雨伞——旱伞——”尾音都拖得格外绵长。深夜,会听见“硬面——饽饽!”的厚实声音,反反复复就这一句。硬面饽饽是一种形如烧饼,里边有馅的点心。那时候北京人晚上好搓麻,打到12点,一看这么晚了,得,买点饽饽吃完再打。
“好多声音已经没喽”
北京声音博物馆里的很多声音是秦思源找阿龙录的。
阿龙今年51岁,北京土著,用他自己的话说,“我们家祖上是满族镶黄旗,在北京城已经三百年喽”。他爷爷、父亲都曾在皇城脚下卖过糖葫芦、豆汁、冰棍、海棠……他喜欢收藏北京响器,也跟着家里老人系统学过老北京各行各业的叫卖声。
只想听听你的声音【4】
与几位朋友一起吃饭。其间,有一位出去打电话,几分钟后才回来,有人打趣道:“忘了向媳妇请假了吧?”他说:“哪里啊,给我妈打的!周六是我和老家父母的通话时间。”
朋友曾在一家公司的技术部门工作,当时还未结婚。那年。公司与南非一家工厂签订了合作协议,要选派一名技术员去南非,负责技术指导,为期两年。技术部的同事们都以家有老小离不开推辞,他却自告奋勇,毛遂自荐——对印象中的非洲大陆,他从读书时就一直神往着。
回乡下老家,在饭桌上,他讲了去南非的事。父母夹着菜的筷子在空中停住了,许久才放下。母亲低了头,再抬起来时,眼里已有了泪水:“这么大的事,你也不同我们商量商量?”父亲放下筷子,点着了旱烟,大口大口地吸,沉默了很长时间后,问:“你决定了?”他不容置疑,说:“决定了。”对父母这种态度,他是始料未及的,趁着年轻,出去长长见识,多好的事情啊,有什么可担心的呢?
临走那晚,他大半宿才睡着,不因别的,只是即将奔赴新世界的一种激动。父母房间的灯也一直亮着。一直亮到他睡着了。迷迷糊糊中,他感觉母亲进来给他掖被子,在他床沿上坐了好久。
终于踏上了非洲大陆。在陌生的国度里,一开始,他也想家,想父母,但新鲜事物接踵而来,渐渐销蚀了他的思乡之情。除了刚到时写了封家信报平安外,一直没再动笔。直到有一天,妹妹写信来,他才想起很久没写信回家了。在信中,妹妹说:“爸妈买了个地球仪,没事时,就盯着地球仪上的南非看,好像你就在那上面站着似的。还有,从你房间里,父母找到了你练习普通话用的录音机,经常听磁带里你的声音呢!”
看到这里,他心中很是酸涩,从决定出国到现在,自己一直很自私地忽略了父母的感受。于是,他写信告诉妹妹,快到元旦了,告诉父母,那天早上我会把电话打到村委会大院里,让爸妈去接。家乡偏僻,村里只有村委会这一部电话。
元旦那天,他终于打了越洋长途,与父母通了电话。事后,妹妹写信来,说:“元旦那天,父母天不亮就起来了,去了村委会大院,一直等着你的电话。接到你的电话后,老两口高兴得不得了,父亲天天哼小曲。母亲呢,逢人就炫耀,我儿子从国外打回电话来了。”看到这里,他的眼泪流了下来。
他真正懂得父母的心,却是在回国后,结了婚,有了儿子后。他出差时,经常会打电话回家,让妻子把话筒放在儿子身边,听他咿咿呀呀地学说话——在他听来,那无疑是世界上最动听的声音。儿子有时感冒了,他就一路上牵挂着,焦虑着。儿子让他渐渐明白,父母的一颗心,其实是为孩子而生的。
他回到乡下老家。给父母装了电话。无论多忙,都要在周六给父母打个电话,和母亲拉拉家常,和父亲说说工作上的事情。十几年了,一直坚持到现在。
在这个世界上,父母是给予你一片海,而只要求你回报一滴水的人,而这一滴水,也仅仅是希望你不在他们身边时,能经常给他们打打电话,慰藉他们那颗始终牵挂你的心,不求别的,他们只是想听听你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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