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诗经》学和欧阳修研究开拓新局面
《欧阳修〈诗本义〉研究新探》，陈战峰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3月第一版，79.00元
在宋代《诗经》学史上，欧阳修《诗本义》地位仅次于朱熹《诗集传》，对宋代及后世《诗经》学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南宋学者楼钥（1137～1213）曾论“欧阳公《本义》之作，始有以开百世之惑”，并认为“其后王文公（王安石）、苏文定公（苏辙）、伊川程先生（程颐）各著其说，更相发明，愈益昭著，其实自欧阳氏发之”（参见清代朱尊彝《经义考》卷104）。《诗经》学发展至宋代，旧说不彰，新意日增，以己意论经者，欧阳修《诗本义》无疑堪为肇端。
由于欧阳修本人以文学名世、《诗本义》自身体例、《三经新义》与《诗集传》广泛流播等原因，至今《诗本义》研究仍显不够充分和系统。据笔者寓目所及，就近三十余年研究情况看，海内外虽然出现裴普贤《欧阳修诗本义研究》、车行健《诗本义析论——以欧阳修与龚橙诗义论述为中心》两本专著及个别专门论文，在某种程度上深化了对《诗本义》的研究，但是有分量的研究成果依然寥若晨星。
西北大学陈战峰博士长期从事宋代《诗经》学研究。早年著有《宋代〈诗经〉学与理学——关于〈诗经〉学的思想学术史考察》（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6年；完稿于2005年）及诸篇宋代《诗经》学论文，今又出版了《欧阳修〈诗本义〉研究新探》这一力作。此外，在梳理宋明版本的基础上整理校笺《诗本义》。仅就两本专著完稿时间而论，其跨度恰好十年。因此，《欧阳修〈诗本义〉研究新探》（后称陈著）无疑是“十年磨一剑”的生辉之作，代表该研究领域的新水平，值得学界重视。通览陈著，启发良多。
一、方法：思想史与学术史、效果史相结合
在现代学术研究体系中，一般而言，思想史与学术史、效果史各具特点，关注问题也往往不同，但又存在着相互融合的视域。如著名思想史家张岂之先生所论，“在思想史中含有一定的学术史的内容，同样在学术史中也含有一定思想史的素材”（张岂之主编《中国近代史学学术史·序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第1页），以融通或参照学术史、效果史作为研究方法和原则，有助于推进和深化思想史研究。作为思想史著述，陈著广泛采用了该研究方法。一方面，注重学术史与思想史的结合，注重在《诗经》学史中揭示《诗本义》的思想特色和学术特点；另一方面，注重在《诗本义》阐释史中揭示因不同历史境遇而形成的理解效果和诠释方法。
就前者而言，如作者所论“从汉宋《诗经》学转变视角中确立评价《诗本义》的学术价值和思想意义。其价值不仅表现在继承、整理、评判已有汉唐《诗经》学研究成果上，而且表现为为新的经解开辟道路，在解经的本末观念和载道（道论）基础上，形成了比较成熟的解经方法”（271页）。事实上，陈著的揭示是十分充分的，无论是考察欧阳修经学观念及其同调，“诗本末”观念与王肃、王通的学术思想因缘；还是考察《诗本义》和三家《诗》的学术渊源等，都无不试图将思想考察融入学术史的脉络中，在这种意义上，陈著是一部有机的“思想学术”著述。
就后者而言，则是在学术史、思想史融会的基础上进行效果史研究。学术史、思想史面对的是历史层面的叙述和重构，而效果史则深入揭示思想的内核和特质，这无疑符合伽达默尔所阐发的历史或传统不仅存在于过去，也是现时实现的效果历史。作者试图通过引入效果历史观强调理解及其主体始终存在于历史进程中，重视《诗本义》在接受视域中的融合及其蕴涵的多维阐释，尝试撰写了“《诗本义》效果史”一章，既有助于揭示两宋及其后《诗本义》接受史状况，又通过接受效果给予《诗本义》更为准确的价值定位。陈著始终将《诗本义》的接受史、效果史置于汉宋学术、今古文之争等学术嬗变的过程中，尤其是阐述《诗本义》“独特的解经观念与载道论，承接中唐《春秋》新学‘本诸人情’‘横断礼义’的思想，将唐宋新经学思潮和古文复兴运动融为一个整体，在生机勃勃的动态发展中呈现了《诗经》学合逻辑与合历史的辩证统一”（270页）。因此，陈著也是一部“思想效果”著述，展现了《诗本义》在历史文化长河中发展的精彩画卷。
二、考证：探赜索隐，钩深致远注重考证是陈著另一个鲜明特征。
陈战峰博士长期从事历史学、文献学等方面研究，娴熟朴学考证之法。如果说采取思想史与学术史、效果史相结合的方法倾向于宏观布局，那么细致的考证则倾向于微观探察。概言之，其考证主要围绕两个方面，即文献方面的探赜索隐和思想方面的钩深致远。
首先，文献方面的探赜索隐。这也是该书最为突出特征之一，其详密精审之处俯拾即是。诸如，关于《诗本义》定稿时间考，尽管学界已有嘉祐四年（己亥，1059）、熙宁三年（庚戌，1070）等歧说，且沿讹踵谬，弥失其真。作者一本于原始文献的考辨，认为嘉祐四年说缺少“准确的依据，大多还只是一种猜测”（50页），并认为学界“根据欧阳修《与颜直讲（原注：长道）》，判断《诗本义》最终定稿不晚于书信写作时间，即熙宁三年（1070）”，“这是判断《诗本义》成于熙宁四年的重要依据”（51页）。在全面考察诸说及其成因的基础上，作者提出“《诗本义》形成应是一个不断修改完善的过程”（52页）。陈著在博考的基础上作出了精审判断，认为熙宁四年（辛亥，1071）为《诗本义》最后成书时间。关于《诗本义》版本的考证，作者详细梳理了学界已有的宋版和明版两大系统，存疑纠误，真知灼见也频频出现，如认为收录张瓘跋的十六卷《毛诗本义》的明版系统“或经过明人的改易，但与宋版的瓜葛明显，或可至晚溯源至南宋王应麟所见本子”（4页）。
其次，思想方面的钩深致远。这方面是文献考证的延伸。典型之处颇多，诸如考察《诗本义》与三家《诗》关系，在揭示欧阳修学履中受三家《诗》影响的基础上，以《二南》诗解为例考察《诗本义》与三家《诗》、毛《诗》诗义的关系，旁引曲证，呈现欧阳修解《诗》的“己意”；再如考察《诗本义》与欧阳修目疾足病关系，立足于文献，钩稽欧阳修生平事迹，辅以诗文，条分缕析，揭示其“屡屡主张要通其大旨（道），不能仅仅泥于文字，这些都对《诗本义》的写作产生了重要影响”（64页）。可见，作者在叙述中重视考证，不仅仅是为了历时地呈现文本的真实性，更在于将欧阳修思想发展轨迹及其特点有效地呈现出来，读起来令人信服，所发己说，亦度越前贤。
三、创新：综括前贤，求其真义学术创新是学术成果的'生命与价值所在。
作者深耕于宋代《诗经》学研究，不仅宏观上对宋代《诗经》学研究现状了然于胸，也对微观的欧阳修《诗本义》研究现状如数家珍。如其所论已有的研究成果比较集中于《诗本义》的版本、“本义与可能”、解《诗》方法等诸多方面，而“比较薄弱的环节”是《诗本义》的历时形成过程、与欧阳修诗文集的互证研究、与汉唐学术渊源、与《七经小传》的关系、与三家《诗》的关系、影响或效果史研究、与《吕氏家塾读诗记》的关系，等等。总体上看，这些概括乃是基于对《诗本义》研究的全面把握与深刻认识。因此，陈著能综括前贤和本人以往的研究，择善而从，择阙而补，豁然自得，屡创新义，发前人所未发。据笔者寓目所及，作者关于《诗本义》与《吕氏家塾读诗记》之关系的系统研究，这在目前学术界当属首次。作者注重思想与文献的结合，创造性地撰写了多达九十余页的《〈吕氏家塾读诗记〉所引“欧阳氏曰”与〈诗本义〉比较详表》（见附录三），详细辨析文本之间的关系。正是在这种严谨厚实的文献梳理辨析的基础上，层层剥落，步步推进，跳出以往研究的窠臼，其论据客观翔实，叙述清晰精炼，立论公允合理。再如对《诗本义》“本义”形成考察，揭示出“‘本义’应该以动态的形式不断生成，‘本义’并不是固定僵化的”，“‘本义’的探寻最终还只是思想文化重构与创新的过程，经典研究的目的与宗旨是返本开新，而不仅仅是作为历史的考古与回溯，这是彰显经典阐释文化生成魅力的关键”（82页）。这一阐发不仅是作者对“本义”的创新理解，也是作者对经典阐释方法的独特心得。
综观陈著，无疑堪为当前欧阳修《诗本义》研究中推陈出新、创获颇丰、具有重大学术价值的力作，为《诗经》学和欧阳修研究开拓了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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