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上半叶，随着自由主义和民主主义的播散，女权运动也悄然展开，“恋爱自由观”也就顺理成章地逐渐被部分人所接受。正当人们以极大的热情拥抱自由主义的时候，惯以睿智的眼光洞察时代的鲁迅却从反面对自由主义进行思考，当然他没有怀疑过自由，但他也意识到这种过度的热情所导致的纯粹自由主义却在一些方面给人们带来伤害，而妇女的真正解放与真正自由的根本――经济权利的自由――却未被提及。
一、恋爱需要自由
中国古代的婚姻一直遵循着“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男女之间的自由恋爱是不可想象的。就拿《西厢记》中的张生和崔莺莺来讲，虽然张生和崔莺莺在一定意义上来讲是自由恋爱，但是他们的结合最终还是要征求崔夫人的同意，如果崔母不同意，可以断定这一恋情不会有任何结果，所以说恋爱是需要自由的。
再进一步说，这种才子佳人小说也是后来才出现的，同时小说本身就带有一定的想象成分，是作者美好愿望的体现。正如黑格尔所说：“艺术作品既然是由心灵产生出来的，它就需要一种主观的创造活动。” 所以这些才子佳人的小说不能证明那时候就有自由恋爱，只能说这个想法已经开始萌芽。但是这仅仅是极少数人的意识而已，并没有成为整个社会的共识。这种少数人的意识以一种思想的形式一直留存到清朝覆灭后，伴随着女权运动的开展才逐渐成为年轻一代的共识，尤其是到“五四”后恋爱自由的观念才逐渐上升并逐渐为部分人所接受。
这在鲁迅的小说中已经有了强烈的表现，涓生和子君恋爱前在一起“谈家庭专制，谈打破旧习惯，谈男女平等，谈伊孛生，谈泰戈尔，谈雪莱……”[2]这说明他们已经是具有新思想的新青年，他们已经开始要求自由和平等，而后来文中两次出现的“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 [2]，更加充分地说明他们相爱的基础就是不想被任何人干涉，包括长辈，他们的爱是自由的。
二、导致恋爱悲剧的原因是缺乏经济自由
鲁迅先生自己曾经说过：“梦是好的;否则，钱是要紧的。”[3]这是他1923年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文艺会讲上的讲稿中的一段话，是用来解读易卜生的《娜拉》中主人公娜拉的'婚姻悲剧的。在这里，鲁迅直言不讳地揭示婚姻自由是需要以经济基础为支撑的，他讲到：“所以为娜拉计，钱，――高雅地说吧，就是经济，是最要紧的了。”可见经济的自由对恋爱自由的重要性。
当经济上还没有自由，表面上看似已经解放的妇女实际上是没有自由的，那么所谓的“婚姻自由”也只不过是一纸空谈而已。涓生和子君结婚了，可以算作是成功的自由恋爱，可是当涓生失去工作，生活越来越窘迫时，子君再也不会有说出“那算什么。哼，我们干新的”[2]的话语的勇气和自信了，她“又没有先前那么幽静，善于体贴了”，对爱情的忠心和对自由的信心逐渐都付水东流了，直至最后她被父亲接走，留下最后十几枚铜元给涓生。当然子君并不是恋爱自由的背叛者，她只是一个绝望的受伤害者。
她的出走的结局和娜拉出走的结局是相互照应的，其原因也是相同的。“娜拉当初是满足的生活在所谓幸福的家庭里，但是她竟觉悟了，自己是丈夫的傀儡……”，子君也是这样，她在结婚后的一段时间里“竟胖了起来，脸色也红活了”，但是实际上子君对经济自由还是十分渴望的，她并没有想做一个全职的“官太太”，但这最终造成了涓生和子君分手的悲剧性结局。
娜拉和子君的结局只是告诉我们恋爱悲剧的原因是妇女在经济上缺乏自主的权利，过分依赖于男方，缺少在家庭中应有的地位。如果妇女得不到经济的自由，那么所谓的“女权解放”“婚姻自由”口号全都是虚空的、不现实的。
三、鲁迅自由主义的核心是经济权利的自由
鲁迅在他的演讲里讲得很直白：“在目下的社会里，经济权就见得最要紧了。”事实上鲁迅多次提出妇女的真正解放在于经济权利的解放的观点，因而可以毫不夸张地讲，鲁迅自由主义的核心应当就是经济权利的自由。
其实鲁迅多次谈到了经济权利自由的问题，他在《华盖集续编・记谈话》中也曾经说过：“希望是附丽于存在的，有存在，便有希望，有希望，便是光明。” [4]这存在便是指经济上的存在了，经济上的自由支配是生活的基础，基本的生存问题解决了，才会对未来有希望，才会看到将来的光明。
在《伤逝》中，涓生也领悟到“第一，便是生活。人必须生活着，爱才有所附丽”，这二者是有异曲同工之妙的，都在必要的时候指出经济作为基础的支配作用。这也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原理的，马克思一直强调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恋爱自由就是上层建筑，如果没有良好的经济基础，它会从基层开始垮掉。
鲁迅曾经提出过解决妇女经济上无法自由的方案：“第一，在家应该先获得男女平均的分配;第二，在社会应该获得男女相等的势力。”[3]他将女权解放的口号落实到经济平等的要求上，将争取妇女经济权利的自由提升到一个十分重要的地位，在当时，这个思想是极其先进的。当然，鲁迅不是拜金主义者，他深知钱不是万能的，但是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他曾讲过：“自由固不是钱所能买到的，但能够为钱而卖掉。”[3]钱固然买不到自由，但是自由需要自主的经济权来支撑。
《伤逝》是1925年完成的，而《娜拉走后怎样》是1923年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演讲的讲稿，《华盖集续编》是1925年到1926年间的作品。这段时间正是青年运动高涨的时期，也是自由主义观念深入人心的时期。在这三篇作品中，鲁迅持续强调妇女经济权利自由的重要性，《伤逝》虽然是相对比较隐晦的一篇，但却是影响最大的一篇。透过《伤逝》，我们可以看到，鲁迅自由主义的核心正是经济权利的自由，在女权运动兴起的时代，就尤其表现为妇女经济权利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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