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伤的李贺
李贺是悲伤的，悲伤的李贺只活了27岁;李贺是悲伤的，悲伤的李贺刚找到生命的钥匙便打开了死亡的大门;李贺是悲伤的，悲伤的李贺让我们这些后辈们怀念了千年。
2006年的正月，几个朋友一时性起，驱车赶往河南的宜阳——李贺的家乡。我们是冲着李贺来的，冲着那个瘦弱的诗人来的。在宜阳我看到了千年的洛河，他的水面没有想象中的开阔，或许是冬天的缘故，水量不够充沛，河岸两边都是光秃秃的，大片的河床裸露着，水流平缓清冷，像李贺，瘦且冷。在宜阳县西柏坡小学校园内，李贺的雕像坐落在两棵大雪松之间仰面朝天，让人看不清眼睛，只看到他高傲地翘起的下巴。从宜阳县城出发，西行50多公里，就到了李贺的诞生地——昌谷，昌谷是由连昌河和洛河汇流形成的一个天然河谷。据现代的学者考证，唐代的昌谷是一个风景优美的旅游景区，连昌河和洛水如同两条玉带蜿蜒而来，女几山若隐若现，汉山上的光武庙巍然耸立，竹阁寺古柏苍然，南园的稻禾生机盎然，北园的竹林淡雅清幽，附近的三乡驿站 (现在是三乡乡)每天都是迎来送往，人声鼎沸，车马不断。
李贺的童年和少年基本上是在昌谷度过的，昌谷秀丽的山光水色，陶冶了他的性情，为他的诗歌创作提供了丰富的营养。李贺的母亲姓郑，她慈爱和善，共生有一女二子，李贺排行老二，他的姐姐嫁到王家，所以在家中与他常相厮守的只有一个弟弟，他在诗中多次提到与弟弟相聚时的欢乐和离别时的痛苦，他们兄弟二人的感情是非常深厚的。李贺自幼身体瘦弱，但聪明勤奋，他的母亲因此对他格外疼爱。在家庭环境每况愈下的条件下，他仍旧刻苦读书，如饥似渴地学习前辈留下的优秀文化遗产。
李贺是个走在路上的诗人，在大多数人的想象里，是一匹瘦驴驮着一位瘦诗人行走在漫漫古道上。他尤其喜爱屈原的《楚辞》，每当他离家外出时，他总是把《楚辞》带在身边，以便随时诵读，他还把自己创作的诗歌称为“楚辞”。为了写出优秀的诗篇，李贺每天清晨，骑上毛驴，背着一个破旧的锦囊，离家漫游，到大自然中去寻找创作的素材。李贺热爱大自然，日月星辰，云雾雨露、草长莺飞，残荷败柳，所有这一切都会深深打动诗人那颗敏感的心，引发他的创作激情。他仔细观察故乡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注意捕捉自然界一刹那间的变化，每当他触景生情，心有所得时，他都及时用笔记下，然后把写有诗句的纸帛投到锦囊中，傍晚回到家中，再将锦囊中的纸帛倒出，把零散的诗句整理成篇，除了大醉和赶逢吊丧的日子，他几乎天天如此，近于偏执。李贺创作态度严肃认真，在他所遗留的诗文中找不到阿谀奉承或是无病呻吟的作品，他的诗句基本上是从实地观察得来，例如《南山田中行》：“荒畦九日稻见芽，蛰萤低飞陇径斜。石脉水流家滴沙，鬼灯如漆点松花。”写荒野景物，历历如在眼前，可见他确有实际经历，并非凭空臆想。当他受朋友之命写《五粒小松歌》时，为了使自己的诗不落俗套，他花了整整十天时间，才写出八句诗歌。他辛勤不懈地进行创作，以致他的母亲常常替他担心，说他总有一天会呕出心来。然而，正是由于他呕心沥血，用生命去创作，才使他的诗很快便远近闻名，到唐德宗贞元末年，当时年仅十多岁的李贺所作的乐府诗已经开始被人广为传诵，人们把他和同时代早已知名的老一辈诗人李益相提并论，合称“二李”。
据同车的陈师傅说，其实李贺确实是出生在三乡乡，但在三乡乡的那个村庄就谁也搞不清了，现在还有几个村庄都在争名，但谁也拿不出更加充分的证据来，所以，李贺究竟在何处出生还是一个疑案。不过，现在的庄稼和已经和唐代已经大不一样了，玉米代替了稻谷，所以“昌谷五月稻，细青满平水”的景象是再也见不到了。如此说来，相对于这些易变、易毁的地面建筑来说，李贺究竟出生在那个村庄已经不再重要了。让我们庆幸的是，在老乡的指引下，在西柏坡村我们还是看到了大片的竹林，还是想起了李贺的“舍南有竹堪书字”，“古竹老梢惹碧云”等诗句。
李贺的诗上承《楚辞》、《九歌》与南朝《乐府》传统，被世人赞之为“骚之苗裔”，下继李白浪漫主义精神，又受韩愈影响，形成了自己独具特色的风格。杜牧以及之后的李商隐、温庭筠的诗，都或在意境、或在手法上受到了李贺的影响。从“女娲炼石补天处”到“恨血千年土中碧”;从“南风吹山作平地”到“王母桃花千遍红”，从天堂到冥界，从感觉到视觉，李贺用光，用色，用声，用生命营造了一个浪漫、奇绝、唯美的世界。李贺诗歌结构有着非逻辑性的特点。李贺的心灵世界、思维方式总是迥别于他人，他始终具有近似超自然、超感官的奇思遐想的能力。众所周知，毛泽东喜读李贺的诗，在上世纪50年代末，每次提到历史上年轻有为的人物时，总是提到李贺，称他多才而短命，有特殊成就。在1965年7月21日致陈毅信中他写道:“李贺诗很值得一读，不知你有兴趣否?”钱钟书先生也曾说:“长吉好用代字，不肯直说物名。”李贺不但不肯用别人用过的，就连自己用过的，也要避免重复。他借助通感，有力地促进了诗歌语言从描述性到表现性的转变，造就出“唐无此诗，而前乎唐与后乎唐亦无此诗”的，绝无仅有的，极端化了的李贺诗歌现象。
李贺十六岁时，发生了“永贞革新”，此时正值唐朝中朝，由于安史之乱的破坏，曾经强盛、统一的唐王朝已经开始走向衰落，藩镇割据，不断发动叛乱，给社会生产和人民生活带来极大灾难。李贺置身在这样的年代，作为宗室王孙，他时刻关注着国家的命运，热切期望唐王朝重振雄风，然而政局的动荡不安使诗人深感忧虑，加上他原本体弱多病，又一直勤学苦吟，过度的劳累和忧虑。使他还不到十八岁，头发便过早变白。关于这件事，诗人在《春归昌谷》一诗中，曾经作过描绘：
束发方读书，谋身苦不早。
终军未乘传，颜子鬓先老。
这里的终军是汉代人，他十八岁时乘传车(古代驿站用车辆)到京都长安上书言事，得到汉武帝的欣赏，立即授他谒者给事中官职，得到重用。诗人在这首诗里表示自己自幼苦读，却没有早作谋身的准备，还不到汉代终军十八岁作官的年纪，便象孔子的学生颜回一样鬓发斑白。李贺虽然因作诗而扬名，但他不甘心一辈子守在家乡读书吟诗，他要成就一番大事业，他希望自己能象汉代的终军一样，去京城上书言事，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负。
唐宪宗元和二年(公元807年)，李贺完成了他步入青年的第一件大事——娶妻成亲。他结婚的时间大约是在春天，这一年他刚好十八岁，《美人梳头歌》和《后因凿井歌》是他咏新婚之作。在前首诗里，诗人用细腻入微的笔触，描绘妻子睡觉时的模样和清晨起床梳妆的姿态，全诗没有出现一个“喜”字，也没有写一个“爱”字，但字里行间，无处不透露出诗人对妻子的喜爱。而在《后因凿井歌》一诗中，诗人更是采用民歌的调子，用清新的语言，表达对妻子的一片深情：
井上辘轳床上转，
水声繁，弦声浅。
情若何?荀奉倩。城头日，长向城头住;
一日作千年，不须流下去。
在这首诗里，李贺以辘轳和井架不可分离，来比喻夫妇的相依为命，用“水声繁”来比喻感情的深长，用“弦声浅”来暗示人生的短暂，同时借用历史上荀奉倩夫妇感情至笃的动人故事，来比拟他们的伉俪情深，最后表示希望城头的太阳长久不落，一天的光阴就象一千年，夫妇二人的感情天长地久。
在李贺婚后的这年夏末，韩愈在洛阳出任国子监博士，李贺以诗卷投韩愈，第一篇《雁门太守行》备受韩愈盛赞。唐《摭言》中把这段故事写得很有趣:一个酷热的夏日，韩愈午睡方醒，倦意还残存在脸上，这时看门人来报，说是有个叫李贺的年轻人投卷拜谒。对于这种事情，韩愈已没多大兴趣。唐诗的鼎盛时期已经过去，韩愈不遗余力试图恢复这条河流应有的气势。但一切努力并没达到预期目的。韩愈本想让看门人把他推走，但他信手翻开诗卷时，辉煌的诗句如闪电划过夜空，“黑云压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鳞开。角声满天秋色里，塞上燕脂凝夜紫。半卷红旗临易水，霜重鼓寒声不起。报君黄金台上意，提携玉龙为君死。”读罢，韩愈半天无语。还是门子提醒他说投卷人还在门外候着呢，他才如梦初醒，整衣束带，迎至门口，一眼便认出了那个瘦高挺拔、通眉炯目的投卷人。在此后的日子里，韩愈在缙绅中到处夸李贺，李贺名气更大了。两人由彼此敬慕的师生发展成了志同道合的忘年交。如果《新唐书》上“七岁神童写《高轩过》”的说法成立，那么这次是韩、李二次相会，不会那么戏剧化。如果前一说法是附会之言，而这次韩、李相见算得上是李贺生命中一个拐点。韩愈确实力行了他在《马说》中倡导的“伯乐”精神，不遗余力奖掖后进。
韩、李结交后，李贺便常住洛阳，与王参元、杨敬之、崔植等人做了朋友。并且在韩愈的指引下参加了河南府试，李贺高居榜首，在恩师韩愈的家宴上，李贺深深陶醉在喜悦之中，与其他举子开怀畅饮，一醉方休。参加完河南府试，李贺被荐进京考进士。得意往往伴随着失意，也就在这时，那些落榜者、嫉妒者的诋毁也悄悄逼近了。李贺父名“晋肃”，“晋”与进士的“进”谐音，那帮小人抓住了把柄，大肆宣扬李贺居然不避父讳去当进士，难道不怕天下人嗤笑、唾骂吗?一个连父亲大人都不放在眼里的不孝之徒会把国家皇权放在眼里吗?洛阳城中众口一辞，从攻击李贺进而攻击到鼓励李贺考进士的韩愈头上。
当时皇甫氵是也在洛阳，劝韩愈一定要讲清楚这件事。韩愈为之做《讳辩》，说“考之于经，质之于律，稽之以国家之典”，以“二名不偏讳”的理由力主李贺有考试资格，并愤怒地说，如果父亲叫晋肃儿子不能考进士，那么父亲叫“仁”儿子就不能为“人”吗?这一年10月初，韩愈为李贺争取到了进京考试名额。但礼部把“避讳”看得更加重要，迫于强大的舆论压力，李贺不得不弃考。
唐代科举避讳有异常严格的法律条文，据相关史料可知:府试结束，各州府获隽者入京考试前须向礼部奉上“家状”，内容是考生的籍贯、三代名讳等家庭状况，为了保证“家状”的真实性，还要求考生“结款通保”，如果发现“家状”等情况不实，轻则取消考试资格，重则“其同保人并三年不得赴举”。因此，在进士入试时，看到题目有家讳，考生就得自觉退场，放弃考试，并且还得表现出无怨无悔的样子，立下字据，内容是官方早已拟定好的'“牒某忽患心痛，请出院将息”。这一将息就没了下文，好端端一条入仕通道硬被斩断，再无接续之日。这些是李贺是没有想到的，年少成名的李贺怎么会想到一个避讳会误了他的一生呢?或许，在那个时候，让他稍感安慰的是，在他最失意的时候，诗友们没有弃他而去，而是竭力为他周旋，终于，为他谋了一个奉礼郎的小职务。
流年似水，功名不就，恨血千年，知音何在!带着沉重的的悲哀和苦难，(公元810年冬天)“憔悴如刍狗”的李贺在任奉礼郎的第三个年头，带了书童，沿古道回了昌谷，自言“二十不得意”的他，一路悲叹着“雪下桂花稀，啼乌被弹归”，自此，官场的大门永远的向他关闭了。
几年后，遭谤而不得中进士，又在京城从九品的奉礼郎的寒职上无谓地消耗了三年光阴的李贺。还是在朋友们的帮助下，(公元815年)李贺最后一次离开家乡昌谷，到潞州(山西长治)去作了张彻的幕僚。在诗人心中，潞州此行，已谈不上什么争求仕进，只是为了谋求生路而已。然而，让他再一次感到心寒的是，由于时局动乱，不久后，赏识他上司和朋友们相继离去，这让他的心理和精神上又一次受到了沉重的打击，这年冬天，李贺病了，而且病的不轻，无奈之下，孤独且疾病缠身的李贺也离开了潞州，再次回到了家乡。回家后的李贺，从此就再也没有从病榻上起来，在生命的最后时候，他最后一次检点了一下自己的诗稿，看着自己饱蘸心血的纸墨，眼眶里溢满了眼泪，含泪吟道“谁看清简一编书”。
人生的短暂倏忽，穷通浮沉，不过尔尔。李贺死后十五年，沈子胆向杜牧求叙，《李贺集》始传世，今传贺诗242首。唐诗专家吴经熊先生说，“诗人不过是大自然的一段迂回，用以写出一二首不朽的诗而已。”李贺是一个诗人，他只是一个诗人，他在写诗，诗是他的生命，除了诗，他一无所有。他的出生就是要完成他写诗的使命，写完他该写的诗他就离开了人间。千年后的今天，我们读着他的诗歌，仿佛还能看着他骑着他那匹瘦驴，背着他的书囊，继续孤独的在天国里 追问生命，或许只有如此想来，李贺是幸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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