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独季羡林
"对包办婚姻不满，但没有勇气摆脱，季羡林一生中绝大部分时间与妻子分居。他与儿子也隔阂重重，十多年断绝联系，直到去世前一年才重新相见。"
"“研究”季羡林 的人不去图书馆，都去医院了。在被各类出版社和“学术机构”反复争夺的同时，他最重要的三部著作《弥勒会见记》、《中亚佛教史》和《糖史》都缺乏真正的研究者。"
" 作为时代最醒目的学术符号，季羡林在学术上却是何等孤独。他的各类风波争议比专业贡献更易引发关注。在生命的最后岁月，他既无法摆脱早已公开拒绝的“国学大师”帽子，也无力阻止自己陷入各种利益争夺的漩涡。"
7月19号，北京八宝山，季羡林追悼会刚刚结束。
休息室内，一人端起了季羡林生前养的两只乌龟，立即有人大喊：“有人偷乌龟啊”!原本肃穆的现场一片混乱，记者们迅速围了上来。这一幕随即被冠以“乌龟门”演绎于媒体，并与季羡林生前一度沸沸扬扬的“字画门”加以联系。
争吵从季羡林的生前延续到了身后。“乌龟门”迅速演变为媒体上的恶语相向。其中一位是季羡林的老秘书李玉洁，她说季羡林之子季承害死了他的父亲。如今也躺在病床上的李玉洁看上去相当虚弱：“十多年都不照顾父亲。我不想多说。”
此后一天，季承在本报记者面前抛出了一连串严厉的指控，“李玉洁血口喷人，诬蔑中伤”。按照他的说法，李玉洁不仅藏匿了季羡林生前的存款，还盗窃了一批字画，“阻挡我们父子相见，累死累病都不值得同情”。
在季羡林去世前后的一年多时间里，“秘书虐待”，“父子决裂”，“财产之争”相继闯入公众视野，真相和谎言难辨。重重争议当中，季羡林走过了最后的时光，在日渐苍老的年月里，对于他的形象塑造和遮蔽并存。唯一可以确定的是，伴随着反复的被争夺和被围观，季羡林却愈发孤独。
“我一个孤家寡人”
最后6年，季羡林绝大多数时间在301医院度过。6年里，季羡林只回过北大住处朗润园三次。“他想家里的大白猫，想家里存放的书画，想楼前河里的荷花。”季羡林在北大的邻居乐黛云教授回忆。
第一次回家时，在空荡荡的屋子里，白猫扑到身上，季羡林的眼泪就“扑哧扑哧”地往下掉。
朗润园的房子最热闹的时候已经过去很久了，那时候房子里住了季羡林的婶娘和妻子。每到周末的时候，女儿婉如、儿子季承都会带着孩子来看他。季羡林则经常坐在楼门前的长椅上看他亲手种下的荷花。
季羡林最后一次回家是去年7月4日。他看了看自己的书架，翻翻别人送给自己的字画，和老邻居寒暄了一会儿，在301医院派来的3个护士的陪同下，他还摇着轮椅去了趟未名湖。
邻居乐黛云记得，那天，在勺园吃饭时，因为孙女季清携带着两个重孙女从美国回来，季羡林少有的高兴。
因为长期的别离，季羡林和孙辈的关系反而要好过儿子和女儿。让老人惋惜的是，先是孙子季泓去了美国留学，接着孙女季清又去了澳大利亚;最后外孙何巍又去了加拿大。加上后来和儿子的决裂，家里早已空无一人。“总之，在我家庭里，老祖走了，德华走了，我的女儿婉如也走了，现在就剩下我一个孤家寡人，赤条条来去无牵挂了。”在写这篇《求仁得仁，又何怨!》文章的1995年，季羡林与自己的儿子季承公开决裂。
季羡林的传记作者、《人民日报》前记者卞毓方新近出版的《晚年季羡林》第一次披露了1995年季羡林父子的决裂。从去年开始，跟两人相熟的卞毓方一度试图调和这对父子的关系。让卞毓方奇怪的是，他在向北大季老的弟子那里打听季承下落时，没有人愿意告诉他联系方式。一直到2006年，在季羡林的外孙女那里，才打听到季承的北京电话。
卞毓方的调解工作并不容易。“我跟季老的弟子们吵架说，如果季老不和儿子和好，走的时候一个亲人也没有，你们能够给他披麻戴孝吗?父子之间有什么了不起的矛盾?”按照卞毓方的看法，围绕在季羡林身边的人，并不愿意季承回到季羡林身边。
拿他赚钱，或者赚名
对于父子决裂，多年以来北大流传的说法是，儿子季承拒绝出钱安葬母亲，且与季羡林的保姆结婚，季羡林无法忍受。“我是最大的孝子”，愤慨的'季承不接受上面的说法。按照他的解释，决裂源于当初父子间爆发出来的意气之争。“季羡林对婚姻不满，从而迁怒于子女，他觉得孩子们只孝敬母亲，不孝敬他。”让季承也让记者们苦恼的是，在这一点上他不能提供有说服力的证据。
种种不同的说法充斥在季羡林的最后岁月，而父子矛盾在“字画门”事件中集中爆发，至今仍无定论。新近的困惑是，数百字画和珍贵手稿等遗产，捐给了北大还是留给了家人?尚未发布权威官方结论之前争论会一直持续，类似字画门的逻辑再次上演：互相指责但并不公布证据，媒体无从证实也无从证伪。“字画门”之外，围绕季羡林的争夺同样激烈。林林总总的出版物展开热销。7月25日，在北京王府井书店，关于季羡林的传记类和励志类人生哲理类书籍占据着最为醒目的位置。
据不完全统计，仅2008年出版的“季羡林作品”就有31种之多，价格多在30元以上。他大概是去年文化界中出书最多、收入最多的学者之一。2006年到2008年年底之间，季羡林的稿酬和题字润笔费超过200万。
这样的争夺在季羡林有生之年就已展开。《病榻杂记》出版前，数十家出版社加入了竞争行列。季羡林与图书编辑的合照频繁出现在各种“季羡林作品”或者相关报道中，不谈经济回报，能够接近季羡林并出版新著，对出版社而言本身就是一种特殊的荣耀：那意味出版社获得了大师的垂青。借季老一束光照耀自己的情形，远不止存在于文化界。
虽然在2006年出版的一本书中宣称绝不封笔，但衰老已不再允许95岁的季羡林写更多的东西了。正是在2006年前后，季羡林即将出版全集的消息就已在出版界传开。文化界众所周知的规矩是，在世者一般不出版全集，一旦出版则意味着弃笔。“对于出版者而言，无非就是赚名或赚名，而出全集一般都赔钱的。”一位深谙季羡林出版物的人士回顾，不止一家出版家出手争夺，其中包括1992到1998年间耗时6年将24卷《季羡林文集》出全的江西出版社。最终它如愿摘得了荣获第四届国家图书奖一等奖桂冠。
江西出版社对全集出版权颇为重视，甚至专程派人赴京争取。就技术而言，这家出版社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只要在文集基础上增加6卷即1998年之后的文字全集即可功成。然而这份诚意并未取得当时身在医院的季羡林本人的垂青。在全集版权争夺中败北后，江西出版社一怒之下再版了他的文集，“让全集不好卖”。
“市面上大多传记和杂书我基本不看”，季羡林北大东语系同事、季羡林文集的副主编张光璘看来，它们中的大部分来自现存的散文和媒体采访的排列组合，然后冠以“季羡林说和谐人生”等书名问世，并无研究和出版价值。
若以更为严肃的学术眼光审视，其中最受学者诟病的包括季羡林研究所出版的五本一套、限量发售且定价不菲的丛书。事实上季羡林研究所的主要成果就是出版类似书籍，对于他的真正学问，连同这个山东省拨款逾千万的研究所本身，都被批评者视为盲从崇拜、不良动机，行政意志和低等研究的混合物。
被戏称为季羡林热的“季风”拷问着什么是真正的学术研究。严谨的学者们根本不屑逡巡于季羡林的“故事”，他们的看法跟北大季羡林工作室图书管理员的看法一致：针对季羡林，尤其是他最重要的三部著作《糖史》、《弥勒会见记》和《中亚佛教史》都缺乏真正的研究者，“研究季羡林的人不去图书馆，都去医院了”。
这或许可以说明北京大学为什么没有开过季羡林的学术研讨会，没有成立季羡林研究所，说明被新闻界和出版界视为国宝的学者季羡林在学术上是何等孤独。晚年季羡林只能通过散文和新闻跟社会取得沟通，也因此被误解，被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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