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羡林的百年学问人生
“我的眼前有时闪出一个长队的影子,是北大教授按年龄顺序排成了的。我还没有站在最前面……这个长队缓慢地向前迈进,目的地是八宝山。时不时地有人 “捷足先登”,登的不是泰山,而就是这八宝山。我暗暗下定决心:决不抢先加塞,我要鱼贯而进。什么时候鱼贯到我面前,我就要含笑挥手,向人间说一声“拜拜”了…… ”――季羡林
“我数十年的学习和科研活动中,不管好坏,鸳鸯我总算绣了一些。至于金针则确乎没有,至多是铜针、铁针而已。我的经验压缩成两个字是勤奋。再多说两句就是:争分夺秒,念念不忘。灵感这东西不能说没有,但是,它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勤奋出灵感…… ”
集古文字学家、历史学家、东方学家、思想家、翻译家、佛学家、作家于一身,精通12国语言,却永远一袭卡其布的中山装。言有物,行有格,贫贱不移,宠辱不惊,摘下外界冠以的“国学大师”、“学界泰斗”、“国宝”三项称谓,甘愿找回一介布衣的本真面目。先生风风雨雨的近百年人生,是一个世纪以来中国知识分子精神历程的真实写照。透过老人平易近人的絮语,人们仿佛随着他翻阅人生书本中生动的一页页。
幼无大志,幸运垂青
季羡林于1911年8月6日生于山东省清平县(现并入临清市)官庄。到了季羡林出生的时候,祖父母双亡,家道中落,形同贫农。父亲亲兄弟三人,无怙无恃,孤苦伶仃,一个送了人,剩下的两个也是食不果腹。
六岁以前,季羡林有一个老师马景恭先生。忘了他究竟教了季羡林些什么,大概不过几个字罢了。六岁离家,到济南去投奔叔父。从那时起,季羡林才算开始上学。曾在私塾里念过一些时候,念的不外是《百家姓》、《千字文》、《三字经》、《四书》之类。以后接着上小学。转学的时候,因为认识一个“骡”字,老师垂青,从高小开始念起。
季羡林在新育小学不是拔尖的学生,也不怎样努力念书。三年高小,平平常常。有一件事值得提出来谈一谈:季羡林开始学英语。当时正规小学并没有英语课,季羡林学英语是利用业余时间。学的时间不长,只不过学了一点语法、一些单词。季羡林当时有一个怪问题:“有”和“是”都没有“动”的意思,为什么叫“动词”呢?后来才逐渐了解到,这只不过是一个译名不妥的问题。
季羡林万万没有想到,就由于这一点英语知识,他在报考中学时沾了半年光。季羡林这个人颇有点自知之明。不管怎样,幼无大志,是肯定无疑的。当时山东中学的拿摩温是山东省立第一中学。季羡林连去报名的勇气都没有,只报了一个“破”正谊。可这个学校考试时居然考了英语,题目是汉译英。季羡林翻出来了,结果被录取,不是一年级,而是一年半级。
在正谊中学学习期间,季羡林也并不努力,成绩属于上中水平。他的学校濒临大明湖,风景绝美。一下课,季羡林就跑到校后湖畔去钓虾、钓蛤蟆,不知用功为何物。但是,叔父却对季羡林期望极大,要求极严。他自己亲自给季羡林讲课,选了一本《课侄选文》,大都是些理学的文章。他并没有受过什么系统教育,但是他绝顶聪明,完全靠自学,经史子集都读了不少,能诗,善书,还能刻图章。他没有男孩子,一切希望都寄托在季羡林身上。他严而慈,对季羡林影响极大。季羡林今天勉强学得了一些东西,都出于他之赐。根据他的要求,季羡林在正谊下课以后,参加了一个古文学习班,读了《左传》、《战国策》、《史记》等书。晚上,又要到尚实英文学社去学英文,一直到十点才回家。这样的日子,大概过了八年。季羡林当时并没有感觉到有什么负担;但也不了解其深远意义,依然顽皮如故。现在回想起来,他今天的基础不是那时打下的吗?
至于季羡林的正式课程,国文、英、数、理、生、地、史都有。国文念《古文观止》一类的书,要求背诵。英文念《泰西五十轶事》、《天方夜谭》、《莎氏乐府本事》、《纳氏文法》等等。写国文作文全用文言,英文也写作文。课外,除了上补习班外,季羡林读了大量的旧小说,什么《三国》、《西游》、《封神演义》、《说唐》、《说岳》、《济公传》、《彭公案》、《三侠五义》等等无不阅读。《红楼梦》季羡林最不喜欢。连《西厢记》、《金瓶梅》一类的书,季羡林也阅读。这些书对季羡林有什么影响,季羡林说不出,反正他并没有想去当强盗或偷女人。
得遇良师,锋芒初露
初中毕业以后,在正谊念了半年高中。1926年转入新成立的山东大学附设高中。山东大学的校长是前清状元、当时的教育厅长王寿彭。他提倡读经。在高中教读经的有两位老师,一位是前清翰林或者进士,一位绰号“大清国”,是一个顽固的遗老。他们上课,都不带课本,教《书经》和《易经》,都背得滚瓜烂熟,连注疏都在内,据说还能倒背。教国文的老师是王玉先生,一位桐城派的古文作家,对季羡林影响极大。记得第一篇作文题目是《读<徐文长传>书后》。完全出季羡林意料,这篇作文受到老师的高度赞扬,批语是“亦简劲,亦畅达”。季羡林在吃惊之余,对古文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弄到了《韩昌黎集》、《柳宗元集》,以及欧阳修、三苏等的文集,想认真钻研一番。谈到英文,由于有尚实英文学社的底子,别的同学很难同季羡林竞争。还有一件值得一提的事情是,季羡林也学了德文。
由于上面提到的那些,季羡林在第一学期考了一个甲等第一名,而且平均分数超过95分。因此受到了王状元的嘉奖。他亲笔写了一副对联和一个扇面奖给季羡林。这当然更出季羡林意料。季羡林从此才有意识地努力学习。要追究动机,那并不堂皇。无非是想保持自己的面子,决不能从甲等第一名落到第二名,如此而已。反正季羡林在高中学习三年中,六次考试,考了六个甲等第一名,成了“六连贯”,自己的虚荣心得到了充分的满足。
1929年,季羡林转入新成立的山东省立济南高中学习了一年。这里有几位国文方面全国闻名的作家:胡也频、董秋芳、夏莱蒂、董每戡等等。前两位是季羡林的业师。胡先生不遗余力地宣传现代文艺,即普罗文学。季羡林也迷离模糊,读了一些从日文译过来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季羡林曾写过一篇《现代文艺的使命》, 大概是东抄西抄,勉强成篇。不意竟受到胡先生垂青,想在他筹办的杂志上发表。不幸他被反动派通缉,不久遇难。季羡林的普罗文学梦也随之消逝。随后, 接胡先生工作的是董秋芳(冬芬)先生。季羡林此时改用白话写作文,大得董先生赞扬,认为季羡林同王联榜是“全校之冠”。这给了季羡林极大的鼓励。
在这里,虽然已经没有经学课程,国文课本也以白话为主。季羡林自己却没有放松对中国旧籍的钻研。
缘定清华,多面受益
1930年,季羡林高中毕业,到北平来考大学。当年报考中学时那种自卑心理一扫而光,有点接近狂傲了。当时考一个名牌大学,十分困难,录取的百分比很低。为了得到更多的录取机会,季羡林那八十多位同班毕业生,每人几乎都报七八个大学。季羡林却只报了北大和清华。结果季羡林两个大学都考上了。经过一番深思熟虑,季羡林选择了清华,因为,季羡林想,清华出国机会多。选系时,季羡林选了西洋系。这个系分三个专修方向:英文、德文、法文。其实这只是一个形式, 因为英文是从小学就学起的,而德文和法文则是从字母学起。教授中外籍人士居多,不管是哪国人,上课都讲英语,连中国教授也多半讲英语。课程也以英国文学为主,课本都是英文的,有“欧洲文学史”、“欧洲古典文学”、“中世纪文学”、“文艺复兴文学”、“文艺批评”、“莎士比亚”、“英国浪漫诗人”、“近代长篇小说”、“文学概论”、“文艺心理学(美学)”、“西洋通史”等等。
季羡林的专修方向是德文。四年之内,共有两位德国人、一位中国人授课。尽管季羡林对他们心怀感激,但季羡林仍然要说,他们授课相当马虎。四年之内,在课堂上,中国老师只说汉语,德国老师只说英语,从来不用德语讲课。结果是,学了四年德文,季羡林只能看书,不能听和说。
所有的课程中,季羡林受益最大的不是正课,而是朱光潜先生“文艺心理学”的选修课和陈寅恪先生“佛经翻译文学”的旁听课。这两门课对季羡林影响至今。季羡林搞一点比较文学和文艺理论,显然是受了朱先生的熏陶。而搞佛教史、佛教梵语和中亚古代语言,则同陈先生的影响分不开。
顺便说一句,季羡林在大学课余仍然继续写作散文,发表在当时颇有权威性的报刊上。季羡林可万万没有想到,那几篇散文竟给带来了好处。1934年,季羡林清华毕业,找工作碰了钉子。母校山东济南高中的校长宋还吾先生邀季羡林回母校任国文教员。季羡林那几篇散文就把季羡林制成了作家,而当时的逻辑是,只要是作家就能教国文。季羡林可是在心里直打鼓: 季羡林怎么能教国文呢?但是,快到秋天了,饭碗还没有拿到手,季羡林于是横下了一条心:你敢请季羡林,季羡林就敢去!季羡林这个西洋文学系的毕业生一变成了国文教员。季羡林就靠一部《辞源》和过去读的那一些旧书,堂而皇之当起国文教员来。季羡林只有23岁,班上有不少学生比季羡林大三四岁,而且在家乡读过私塾。季羡林实在是如履薄冰。
留德十载,情钟外语
教了一年书,到了1935年,上天又赐给季羡林一个良机。清华大学与德国签订了交换研究生的协定。季羡林报名应考,被录取。这一年的深秋,季羡林前往德国哥廷根大学开始留学生活。季羡林选的主系是印度学,两个副系是英国语言学和斯拉夫语言学。季羡林学习了梵文、巴利文、俄文、南斯拉夫文、阿拉伯文等等,还选修了不少的课。
这时第二次世界大战正在剧烈进行。德国被封锁,什么东西也输入不进来,要吃没吃,要穿没穿。大概有四五年的时间,季羡林忍受了空前的饥饿,天上还有飞机轰炸。尽管十分怀念祖国和家庭,却一封家书都收不到。就在这样十分艰难困苦的条件下,季羡林苦读不辍。1941年,通过论文答辩和口试,他以全优成绩,获得哲学博士学位。
在这一段异常困苦的岁月,最使季羡林感动的是德国老师的工作态度和对待中国学生的态度。对于一个素昧平生的异邦青年,他们不但没有丝毫歧视之意,而且爱护备至,循循善诱。Waldschmidt教授被征从军,Sieg教授以耄耋之年,毅然出来代课。其实季羡林是唯一的博士生,他教授的对象也几乎就是季羡林一个人。他把他的看家本领都毫无保留地传给季羡林。他给季羡林讲了《梨俱吠陀》、《波你尼语法》等。作为吐火罗文的最高权威,Sieg 教授坚持把这门天书般的语言传授给季羡林。季羡林当时工作极多,又患神经衰弱,身心负担都很重。可是看到这位老人那样热心,季羡林无论如何不能让老人伤心,便遵命学了起来。
从1937年起,季羡林兼任哥廷根大学汉学系讲师。该系的图书室规模相当大,在欧洲颇有一些名气。许多著名的汉学家到这里来看书,季羡林就碰到不少,其中最著名的有英国的Arthur Waley等。季羡林在这里也读了不少的中国书,特别是笔记小说以及佛教大藏经,扩大了季羡林在这方面的知识面。季羡林在哥廷根呆了整整十个年头。 1945年秋冬之交,季羡林离开这里到瑞士,住了将近半年。1946年春末,取道法国、越南、香港,夏天回到了别离将近十一年的祖国。季羡林的留学生活, 也可以说是季羡林的整个学生生活就这样结束了。这一年季羡林35岁。
任教北大,治学半生
1946年秋天,季羡林到北京大学来任教授,兼东方语言文学系主任。这要感谢陈寅恪先生,是他把季羡林介绍给胡适、傅斯年、汤用彤三位先生的。按当时北大的规定:在国外获得博士学位回国的,只能任副教授。也许是季羡林那几篇在哥廷根科学院院刊上发表的论文起了作用。季羡林到校后没有多久,汤先生就通知季羡林,季羡林已定为教授。从那时到现在时光已经过去了42年,季羡林一直没有离开过北大。期间季羡林担任系主任三十来年,担任副校长五年。1956年,季羡林当选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
“在长达六十年的学习和科研活动中,季羡林的经验压缩成两个字是勤奋。再多说两句就是:争分夺秒,念念不忘。灵感这东西不能说没有,但是,它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勤奋出灵感。”季羡林认为,要想从事科学研究工作,应该在四个方面下工夫:一,理论;二,知识面;三,外语;四,汉文。唐代刘知几主张,治史学要有才、学、识。季羡林现在勉强套用一下,理论属识,知识面属学,外语和汉文属才。其实这些话都属于老生常谈,也都属于鲁迅所言的“勤捉”之类。然而真理不往往就寓于平淡无奇之中吗?而且立竿见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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