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大厦将顷，梁木崩坏的时代，边患四起，民不聊生，而朝廷依旧腐败不堪，有识之士痛心疾首，五内沸然。万历三十八年(1610)江苏学者顾宪成讲学于东林书院，看到当时奄党专政擅权的危局，有一天讲课之中，突然猛烈抨击时政，动情之处，几至老泪纵横，室内骚然，后来被忌恨者丑诋为东林党，终被当权者以谋乱悖礼之名血洗。当时，努尔哈赤尚在施行缓兵之计，与明朝假和好，真备战。此时书生兼玩家的张岱才十四岁。他出生在水木清华，山川映发的人文渊薮绍兴，绍兴一名山阴，正如俗语所说，行走在山阴道上，令人目不暇接。
张岱的家底非常厚实，他在《空传》中说，祖父张文恭以节俭持家，在舅祖朱石门先生的影响下，开始爱好姬妾美女，置宫室器具之美;到了你亲一代，尽管他不事生计，晚好神仙，但因得到了母亲的鼎力支助，得以了此一生。不过到了此时，“先子如邯郸梦醒繁华富丽，过眼皆空。”张岱父亲这种人生如梦的思想，在他的《自为墓志铭》中表现得更为彻底： “少为纨袴子弟，极爱繁华，好精舍，好美婢，好娈童，好鲜衣，好美食，好骏马，好结灯，好烟火，好梨园，好鼓吹，好古董，好花鸟，兼以茶淫橘虐，书蠹诗魔，劳碌半生，皆成梦幻。“自然这一切都是国祚鼎革以后，作者对自己一生的总结和回忆的，此中不免有痛悔之意，不过这一切与其说是痛悔自己玩物丧志，倒不如说是为整个国家悼亡更确切地表达出他的丧魂落魄之怀。所以对于张岱来讲，明朝的灭亡是他永远无法愈合的伤痛，陪伴他度过了多梦而忧戚的余生。因此哪怕是嬉笑为文，也是胸中猿咽，指下泉悲，伤怀不能自禁。
国家灭亡以后，张岱与一些明末遗民知识分子一样，不能作刀兵血刃的反抗，要么削发为僧，要么隐姓埋名，要么披发入山，作山中野民，更为绝决的就效仿伯夷、督齐不食周粟，横尸山中。不过张岱毕竟是有真面孔的人，他在《陶庵梦忆·自序》中说他披发入山为野人，“然瓶粟屡罄，不能举火，始知首阳二老直头饿死，不食周粟，还是后人妆点语也。“由此看来，张代岱不仅看透世相、望断炎凉，而且能够洞穿古人所玩的——让后人走入魔道的——教条和把戏，可见他的晚景并不仅仅是令人伤怀，甚至也能使人体会到他有几分思想家的不羁、深邃与狡黠，就凭这一点，他也应该比那些迂腐不堪的理学家们获得更多的人去关注和研习。
经过千年的道统严压之后，在晚明，一部分人的文章从事关国体、发明功德、敷衍仁义、明性载道的牢笼中解放出来，他们冲出高文典册的蕃篱，创作率尔天意的小品，终于在明朝中后期形成了一股强大的潮流。尽管在明朝有台阁文人如杨士奇、解晋复欧阳修、曾巩之古;方教儒、王鏊复韩愈之古;林俊复质简之古;桑悦、祝允明复奇崛之古;前后七子的复秦汉之古等等，此中尤以前后七子最为嚣张兀厉，但这一切已无法阻挡明朝中后期拍打着文学大堤的小品洪流。小品的概念最初来原于佛经的略本，它起始于晋代，《释氏辨空》中说：“详者为大品，略者为小品。”所以彼时用“小品”二字命名的作品集俯拾即是，以至于当时的小品选本如郑超宗的《媚幽阁文娱》中掺杂了大量的应世之文，说明虽然他们直觉地感到小品文短小精悍的特性，但并没有从系统上去阐释它。
因为无论是公安三袁的“不拘格套，独抒性灵”，还是钟惺、谭元春的“孤峭幽深”，都不是系统而自觉的理论，只是为了他们的写作为更多的人了解罢了。倒是在地拘无束的书信往来中，透露了他们创作上叛风大炽的蛛丝马迹。袁宏道在《与徐汉明书》中说：“以为禅也，戒行不足;以为儒，口不能道尧、舜、周、孔之学，身不行羞恶辞让之事，于业不擅一能，于世不堪一务，最天下不紧要人。”
这种观点近乎说自己是百无一用的书生。其实在他看来，当书生也是需要资格的，太有用的人显然不屑于当;没有闲，没有情，没有洞穿世事、看破名利的眼睛，也不可能成为一个最不要紧的人。既然自己是天下最不要紧的人，就不必去争名夺利，求快活成了人生的第一要务，享乐主义风气在彼时深合文人的心态，加之说禅道佛成为一种时间尚，和明末萎靡的市民习好路数相投，因而极大程度地在整个社会阶层蔓延开来，对此袁宏道在《与龚惟长先生书》里细致地描写了他所认为的人生五大快活，总而言之，就是要有珍奇宝玩，美女成群，她书盈室，远离尘嚣，尽情享乐，不知老之将至，最后把资财散尽，“然后一身狼狈，朝不谋夕，托钵歌妓之院，分餐孤老之盘，往来乡亲，恬不知耻”，如此放胆豪言，几近肆无忌惮。“士有此一者，生可无愧，死可不朽矣。”此种潮流的波峰浪卷，文人们游山玩水已成为日常功课，抒发心中的磊落不平之气，倾倒长久郁积的肺肠，于是出现了一大批以写情性为主的小品文作家，张岱就是其中领袖群伦的一位。
明朝的灭亡，使张岱的生活像一出舞台戏一样，来到了它的高潮。浪子张岱深邃的情感世界终于找到了一个最佳的喷射点，犹如落差极大而湍激的河流，由于在它最显要的当口修筑了水电站，使那些被白白浪费的河水转化成巨大的电能，进而照亮了以前从未感到光明的角落。失去了的生活最容易成为回忆的资料，它们已然洞开，频频闪现。张岱厚蓄薄发，惜墨如金，用笔简省，虽有满腹怨气，烈烈怒火，但不动声色，更不施人以拳脚，却解了一肚皮的鸟气。张岱在评张子省的文章时所说的：“笔笔存孤异之性，出其精神，虽遇咸阳三月火，不能烧失。”正可移来评价他自己这一场迟来的文字风光。自古以来，领西湖真传者少，看它热闹的人多。范景文的.《西湖》一诗说：“湖边多少游观者，…几人着眼看青山。”
说人们大有看欺头的用心。清人李鼎的《西湖小史》说：“今游湖者春时最盛，然半属‘看忙’;领幽味、赏清韵者有几?吴人嘲杭人为怕月，信非虚也。”看来吴人怕冷不怕热，月亮好生耽误瞌睡。但张岱的西湖却是从自己肺肠中流出，故惊世骇俗，如若不信，且看《明圣二湖》： “余弟毅儒常化西湖为美人、湘湖为隐士、鉴湖为神仙。余谓不然，余以湘湖为处子，腼腆羞涩，犹及见其未嫁之时;而鉴湖为名门闺淑，可钦而不可狎;若西湖则为曲中名妓，声色俱丽，然倚门献笑，人人得而媟亵之矣。人人得而媟亵之，故人人得而艳羡;人人得而艳羡，故人人得而轻慢。在春夏则热闹之至，秋冬则冷落矣;在花朝则喧哄之至，月夕则星散矣;在清明则萍聚之至，雨雪则寂寥矣。”
要说张岱的风雅清丽，并不虚造，何故出此狂悖的比喻?陶庵本已国破，西湖犹如覆巢之下，岂有完卵?!又因其每年有抗尘拂世之意，世间万事皆可忍耐，独俗不可耐，张岱大为动怀，借题生发议论，便把世人不解风月的情状揭发出来，正如以谐谑著称的王思任《问水亭》一诗所说“辛苦西湖水，人还即熟眠。”
张岱说到最后激动处，仿佛从胸中排宕而出：“世间措大，何得易言游湖!”如此为西湖鸣不平的愤慨，大抵是古今一人，连有的读书人对西湖的识见都不入他的耳目，更何况只给西湖添乱的普通过客呢?当然这并不是说普通游人没有资格去赏玩西湖，而是张岱有这种资格来给人们上一堂生动的欣赏西湖的美学课，观张岱俏皮犀利的笔锋，婉转有致的布局，旁征博引而又贴切得当的史实，叫人荡气回肠，令人俯首称是。在我等凡夫看来，祖国河山若能藉张岱之笔描摹出来，处处有真汉子的人气，与那些如开列账单的地理指南一类的游记相比，相去何止霄壤!山川本来生机勃勃，烂笔头欲将其写死，往往需要张岱这样的高手才能将其救活，挽救奄奄一息的江湖。
湖心亭本不如何，但看《湖心亭看雪》一短文，字字动人心魄，有裂石崩云之奇效，只见张岱胸次的万千气象，却以简淡枯笔描来，而其中的生动氤氲之气，直如醍醐灌顶，令人大为开怀。大雪之天，拿一小舟，衬舟小人大，更显人之鲜活;前往湖心亭赏雪，风雪漫漫，衬得舟中之人只是微不足道之二三粒而已，此时便看天地广阔，而人之渺弱。但是且慢!亭上有两人正对坐大喝烧酒，看到此等够味的人物和场面，平素对“酒只是不吃，不知会吃不会吃”的张岱也强饮三大白而归，可见张先生喜极时的豪放情怀，行文至此似可打住，但张岱偏往奇险路径走，用船工一句似愚实妙的话来收口：“莫说相公痴，更有痴似相公者!”大有写尽山水精英之慨，不可方物，真可谓西湖的人间知己。倘使张岱的锦心绣口仅仅为西湖而生，我们便不必大费笔墨，把他的事迹留给西湖的好事者们去研究和传播好了。
湖心亭看雪
崇祯五年十二月，余住西湖。大雪三日，湖中人鸟声俱绝。是日更定矣，余挐一小舟，拥毳衣炉火，独往湖心亭看雪。雾凇沆砀，天与云与山与水，上下一白。湖上影子，惟长堤一痕、湖心亭一点、与余舟一芥、舟中人两三粒而已。(余挐 一作：余拏)
到亭上，有两人铺毡对坐，一童子烧酒炉正沸。见余，大喜曰：“湖中焉得更有此人?”拉余同饮。余强饮三大白而别。问其姓氏，是金陵人，客此。及下船，舟子喃喃曰：“莫说相公痴，更有痴似相公者!
译文：
崇祯五年(公元1632年)十二月，我住在西湖边。大雪接连下了多天，湖中的行人、飞鸟的声音都消失了。这一天晚上八点左右，我撑着一叶小舟，穿着毛皮衣，带着火炉，独自前往湖心亭看雪。(湖面上)冰花一片弥漫，天和云和山和水，天光湖色全是白皑皑的。湖上的影子，只有一道长堤的痕迹，一点湖心亭的轮廓，和我的一叶小舟，舟中的两三粒人影罢了。
到了湖心亭上，看见有两个人铺好毡子，相对而坐，一个小孩正把酒炉(里的酒)烧得滚沸。(他们)看见我，非常高兴地说：“想不到在湖中还会有您这样的人!”(他们)拉着我一同饮酒。我尽力喝了三大杯酒，然后和他们道别。(我)问他们的姓氏，(得知他们)是南京人，在此地客居。等到了下船的时候，船夫喃喃地说：“不要说相公您痴，还有像相公您一样痴的人啊!”
令人惊叹的是张岱在各个领域的广泛才华和深入浸淫。于史学一端，是他遭国破家亡以后，努力收拾，孜孜以求的，这其中包纳了他对明王朝爱恨交集的切肤之痛，也倾注了他余生的心血，所以他在《陶庵梦忆·自序》中说，他看到人世沧桑、世态炎凉，每每想一死了之，但他唯一放心不下的便是他尚未完成的史学巨著《石匮书》，可见他对自己史学著作保存有明一朝的精神血脉有多么大的期待。尽管这部巨著今已散佚，但我们从其它散见的资料中还能看别人对它的称赏，曾写过皇皇巨著《明史纪事本末》的作者谷应泰对其有高度的评价，并多次提到而且采纳了他的一些观点。这在张岱《与周戬伯》一信中有非常真实的记载：“今幸逢谷霖苍文宗欲作《明史纪事本末》，广收十七年邸报，充栋汗牛。弟于其中簸扬淘汰，聊成本纪，并崇祯朝名世诸臣，计有数十余卷，悉送文几，以终厥役。”
特别是他著史“稍有未核，宁阙勿书”的求实精神足堪为后世治史者师范。其实要了解张岱的全面成就，就必须化力气去对待他的《自为墓志铭》。墓志铭一体本是人死后由他人去操刀的一种文体，张岱对世人皆欲杀的乡前辈徐渭称赏不已，以至于有人说他有徐渭癖，或许他也想效仿一下青滕先生。当然更深层的原因便是觉得没有人能通自己的心曲，犹如西方一位美术家的评价世人对凡高的误解时所说，世人都不理解他，或许为他送葬的都是他的敌人。与其百年后让那些谀墓作者强作解人，不如自己调侃自己一番，从实招来，所以他在此文中不惜一切手段贬损自己，说自己是实足的纨绔子弟，罗列子达十种之多的广泛爱好，而且在《自题小像》中更加调侃： “功名耶落空，富贵耶如梦。忠臣耶怕痛，锄头耶怕重，著书二十年耶而仅堪覆瓿。之人耶有没有用?”
文人自赞，好比画家的自画像，有的如实写来，有的则极度夸张，更有甚者就弄成了抽象画，张岱也这么自嘲嬉笑一回。当然文人丑化自己并不始自张岱，戏曲家钟嗣成就曾夸张自己的丑是“有朝一日黄榜招收丑的，准拟夺魁”(《一枝花·自序丑斋》套曲);而龙潭先生李贽在《自赞》中说自己是“其性褊急，其色衿高，其词鄙俗，其心痴狂，其行率易”，把自己说得一无是处;徐渭的《自书小像》“龙耶猪耶”简直就有点近乎对自己进行人身攻击。不过这一切与其说是他们自损，倒不说是对社会的宣战和批判，因为此中透出非比寻常的傲岸不群，深切的孤愤。
他们的自我揭短，掷地有声，能提能摔，夺人口舌，是研究这些叛逆的灵魂的绝妙材料。当你看到张岱在史学、文学艺术、茶道、器皿鉴定并且在衣食住行的鉴赏诸方面卓越有成就的时候，你就会明白这种自损的做法其实还有一层得意在里面，倘使他确如所说仅仅是个一事无成的纨绔子弟，他也就不必对明朝的灭亡如此痛心疾首，砥砺自己的气节，只待《石匮书》完成了以后才心安理得。尤其精绝的是张岱对茶近乎出神入化的鉴赏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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