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白居易的闲适诗中，无论是描绘日常生活起居，还是抒发内心情志，排遣政治苦闷与人生悲哀，大都可见诗人达观知足的思想贯穿其中。
白居易给自己闲适诗下的定义是：“或退公独处，或移病闲居，知足保和，吟玩情性者”，他的表述首先说明了闲适诗的创作多是在官闲或养病之时，没有官务拘系，在闲居独处的闲散状态中进行；其次说明其题材，与“因事专题”以美刺比兴为目的，描写反映社会现实慷慨激昂的讽喻诗，以及“随感遇而形于叹咏”的记叙人生悲欢、感伤自己、他人和外物，哀怨委婉的感伤诗不同，其视角多集中在个人身上，多写日常生活的饮食起居，交友出游，弹琴赋诗等活动及抒写内心情怀和人生态度，可以说，闲适诗承担了记录白居易日常生活的任务，其吟咏的题材，从具有概括意义的广泛事物转向更为平凡、普通、微小的生活细节，诗歌格调的降低，感情抒发的直白形成其平淡琐直的特色。
在白居易的笔下，生活的方方面面无一不能入诗。如写睡眠“春被薄亦暖，朝窗深更闲。却忘人间事，似得枕上仙。至适无梦想，大和难名言”（《春眠》）；写饮酒“尽将沽酒饮，酩酊步行归”（《晚春沽酒》）；写出游“朝踏玉峰下，暮寻蓝水滨”（《游蓝田山卜居》）；写天伦之乐“有侄始六岁，字之为阿龟。有女生三年，其名曰罗儿。一始学笑语，一能诵歌诗。朝戏抱我足，夜眠枕我衣”（《弄龟萝》）；写闲居“看山尽日坐，枕帙移时睡”（《闲居》）；写弹琴“是时心境闲，稠叠长年情。勿轻一盏酒，可以话平生”（《喜陈兄至》）……诗人作细致描绘的同时，进一步抒写生活中的感受，在宁静闲散的环境中凸显散淡闲逸、淡泊名利的形象。如《闲居》“空腹一盏粥，饥食有余味。……从旦直至昏，身心一无事。心足即为富，身闲乃当贵”；如《烹葵》“炊稻烹秋葵，粒粒香复软，绿英滑且肥。饥来止于饱，饱后何所思？忆昔荣遇日，迨今穷退时。今亦不冻馁，昔亦无馀资。口既不减食，身又不减衣。抚心私自问，何者是荣衰？勿学常人意，其间分是非”，类似的诗句很多，在描绘自身食复饱，饱复睡，闲居无事、淡然寂静的生活状态之后进一步抒发知足保和、不慕荣利的情怀。可见，白居易对生活享受和精神境界是同时追求的，在种种琐屑小事中流露出闲适情怀。
白居易所表现出来的这种生活方式与人格理想，富有时代性和典型意义。随着中唐社会政治经济的重大变化，士人们的社会理想、人生理想和审美理想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六朝至隋及唐初，士阶层与君国的结合尚不够紧密，士阶层仍保持着一定的自由和个性，到了中唐，政治现实的发展使道德观念有了较大的转变，中唐士人们更为自觉地依附王权，作为君为国计，此时他们在如何看待人生的问题上，有了两种不同的选择，一是以韩愈为代表，以道自任，恢复先秦儒家“志于道”的传统，强化自身为君为国的自觉性，具有天下舍我其谁的气概与雄心；一是以白居易为代表，他们在混乱的社会现实、黑暗的官场面前放弃了兼济天下的社会理想，开始正视自己作为平凡人的欲求和情感，选择了追求“适性”的生活道路。在白居易的闲适诗中，对“适”有大量的吟咏。有从生理的角度吟咏，表现身、形、口、足、体等的“适”，如“足适已忘履，身适已忘衣”（《三适赠道友》），“或行或坐卧，体适心悠哉”（《立秋凉风忽至》）；有从精神的角度吟咏，表现心、情、意、性的“适”，如“心适复何为，一咏逍遥篇”（《犬鸢》）；“飞沉皆适性，酣咏自怡情”（《春池闲泛》）；“适情处处皆安乐，大抵园林胜市朝”（《谕亲友》）。这种适性，已成为白居易的人生追求，包含在其独善之义中，显示出一个闲士的人生哲学。他一再表述：“官不官，系乎时也；适不适，在乎人也……予佐是郡，行四年矣，其心休休如一日二日，何哉？识时知命而已”（《江州司马厅记》）；“至如瀑水怪石，桂风杉月，平生所爱者，尽在其中，此又兀兀任化之外，益自适也。今日之心，诚不待此而后安适，况兼之者乎！此鄙人所以安又安，适又适，而不知命之穷、老之至也”《答户部崔侍郎书》）。白居易与屈原不同，他同情屈原的遭遇，欣赏屈原正直高洁的品质，却不会效仿屈原“彷徨未忍决，绕泽行悲吟”（《读史》之一）苦己一身的做法，他坦言：“长笑灵均不知命，江篱丛畔苦悲吟”（《咏怀》），从而选择了追求适性的人生之路，更多地体现出知足常乐的心态，他一再在诗中宣称“知分心自足，委顺身常安”（《咏怀》）；“朝睡足始起，夜酌醉即休。人心不过适，适外复何求”（《适意二首》之一）等，不仅如此，在闲适诗中，诗人还通过几种情况的对比来抒发知足之情。
在一些诗中，白居易将自己的生活与农民辛苦的生活对比，此时他的感情是复杂的，既同情农民穷苦的命运，对自己舒适安逸的自愧，又流露出目前享受俸禄，过着逍遥自适生活的满足与庆幸。他对农民们“请看原下村，村人死不歇。一村四十家，哭葬无虚月”（《九日登西原宴望》），“筋力苦疲劳，衣食常单薄”（《观稼》）的悲惨现状有深刻的认识，在“自惭禄仕者，曾不营农作”的自责之后，又有“终朝饱饭食，卒岁丰衣服。持此知愧心，自然易为足”（《秋居抒怀》）的知足心态。
为官多年，白居易深感公务繁忙，朝不保夕，他一方面在诗中表达归隐之情，一方面对自己远离政治漩涡的闲官生活也多有知足之情。在其部分诗作中，他对比自己和同僚们为官的苦辛，指出官小可知足，处闲更应知足。“富贵在此中，何必居高位？君看裴相国，金紫光照地。心苦头尽白，才年四十四。乃知高盖车，乘者多忧畏”（《闲居》），他自己过去虽在朝为官，却是“昔虽居近密，终日多忧惕。有诗不敢吟，有酒不敢吃”（《咏怀》），而今官职虽闲，却可以“竟岁无牵役，饱食坐终朝，长歌醉通夕”。两相对照，诗人更指出他人生追求的目标：“人生百年内，疾速如过隙。先务身安闲，次要心欢适”（《咏怀》），追求身闲心闲，白居易不断在诗中津津乐道其闲适的生活，知足之情，溢于言表。
白居易的知足思想，作为自我心理调节手段，可以使诗人承认现状，满足现状，消解现实生活带来的困扰，从而获得精神自由，这与道家“知足”思想是分不开的。陈寅恪先生说：“乐天之思想，一言以蔽之曰‘知足’，‘知足’之旨，由老子‘知足不辱’而来。盖求‘不辱’，必知足始可也。”（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道家主张看淡名利，寡欲清心，其表现就是知足，惟其知足，才能看淡荣华富贵，养性保身，这是道家理想人格中的一面。《老子》中多有表达知足之语，如“故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长久”（第四十四章）；“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矣”（第四十六章）等。白居易以此作为处事原则之一，自觉敛抑自我的需求，并一以贯之。他自己也曾说：“五千言里教知足，三百篇中劝式微。”（《留别微之》）为官之初，就以知足之念来平衡官小位卑，兼济之志难施的状况，如“朝饥有蔬食，夜寒有布裘。幸免冻与馁，此外复何求”（《永崇里外观居》）；“葛衣御时暑，蔬饭疗朝饥。持此聊自足，心力少营为”（《官舍小亭闲望》）。他以后官位越做越高，也能以知足之心处世，自言“四十至五十，正是退闲时。年长知命分，心慵少营为”（《白云期》），在四五十岁这样大有作为的人生壮年之期，在地方官闲散的生活中优游度日，知足而止，消解政治上的苦闷，增强个体生命的适意度。白居易更在晚年时期，不断吟咏知足主题的诗歌，津津乐道于日常生活中的一事一物、一情一景。 白居易晚年长期闲居洛阳，坐着太子宾客分司、太子少傅分司的闲官，自号“醉吟先生”、“香山居士”，过着“月俸百千官二品，朝廷雇我做闲人”的优游闲适的生活，以及对适性生活的追求。买田置产、纵酒谈禅、弹琴吟诗、妓妾声色、夏凉冬暖等最具体的生活琐事，最细致的情绪，无一不出现在他的笔下，如“弄水回船尾，寻花信马头。眼看筋力减，游得且须游”（《且游》）；“闲倾残酒后，暖拥小炉时。舞看新翻曲，歌听自作词”（《残酌晚餐》）等。生活面的狭小，使他此时的诗作少有别的题材。当然，他晚年时期的诗作与当时中唐社会的现实和他本人经历密切相关。当时的社会内有牛李党争，宦官专权，外有藩镇割据，白居易为了远避祸害而退居洛阳，就在大和九年，朝官与宦官的矛盾又一次激化，发生“甘露之变”，社会危机四伏、动荡不安，可以说，当时社会政治的变化，给文人们的心理以很大的社会压力，他们的心理日趋内向、封闭，盛唐时代浪漫豪爽的气质、昂扬明朗的基调以及对建功立业的追求的政治热情已经逐渐消失，诗人的.创作从对社会政治的关心转变为描写身边琐事，抒发内心情绪与体验。作为当时文人代表的白居易，他的心态也发生了变化，歌咏日常生活，一己悲欢成了诗歌创作的主要题材，与他早年提出的现实主义文学主张和讽喻诗的创作相比，诗风发生了很大变化。讽喻诗机械的、政治目的性较强的创作意图在闲适诗中得到改变，诗人注入自身一时一地的真实感受，关注个人平凡适性的生活，反应日常生活状况和复杂的内心世界，题材走向世俗化且更为广泛，正如江进之所说：“前不照古人样，后不照来者议。意到笔随，景到意随，世间一切都包囊括入我诗内。诗境界，到白公不知开阔多少。”（明江进之《雪涛小书》）
白居易的闲适诗能发掘生活一角小小的情趣，显示出平凡生活的美，因而具有艺术美感。如“夜雨槐花落，微凉卧北轩。曙灯残未灭，风帘闲自翻”（《禁中晓卧因怀王起居》）的清幽静谧；“新枣未全赤，晚瓜有余馨。依依田家叟，设此相逢迎”（《秋游原上》）的其乐融融；“命酒一临泛，舍鞍扬掉讴。放回岸傍马，去逐波间鸥。烟浪始渺渺，风襟亦悠悠”（《游湓水》）的潇洒适意；“有意不在大，湛湛方丈余。荷侧泻清露，萍开见游鱼。每一临此坐，忆归青溪居”（《小池二首》）的闲情逸趣；“早梅结青实，残樱落红珠。稚女弄庭果，嬉戏牵人裾。是日晚弥静，巢禽下相呼。啧啧护儿鹊，哑哑母子乌。岂唯云鸟尔，吾亦引吾雏”（《官舍》）的天伦之乐……在其闲适诗中，这样的诗句比比皆是，诗人以平易浅显的语言，用叙事、抒情和议论相结合的手法娓娓道来，真实且多方面地表达出日常生活的情趣、情思，展现了平凡生活的美。
不过由于诗人生活面的狭窄，感情抒发的直白，不少闲适诗缺乏深度和开掘，缺乏含蓄蕴藉的诗味。张戒曾云：“其词伤于太烦，其意伤于太尽，遂成冗长卑陋耳……若收敛其词而稍加含蓄，其意味岂复可及也。”（宋张戒《岁寒堂诗话》卷上）尤其是他晚年的闲适诗，“晚更作知足语，千篇一律”，（明王世贞《艺苑卮言校注》卷四）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诗歌的艺术性，这不能不说是白居易闲适诗的一个缺憾。钱锺书先生曾指出：“香山才情，照应古今，然词沓意尽，调俗气靡，于诗家远微深厚之境，有间未达。其写怀学渊明之闲适，则一高玄，一琐直，形而见拙矣。其写实比少陵之真质，则一沉挚，一铺张，况而自下矣。”（钱锺书《谈艺录》）且不论白诗与陶诗、杜诗之高下，琐直与铺张却是白居易闲适诗的特点之一，是优是劣，是高是下，则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
白居易简介
白居易（772年－846年），字乐天，号香山居士，又号醉吟先生，祖籍太原，到其曾祖父时迁居下邽，生于河南新郑。是唐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唐代三大诗人之一。白居易与元稹共同倡导新乐府运动，世称“元白”，与刘禹锡并称“刘白”。白居易的诗歌题材广泛，形式多样，语言平易通俗，有“诗魔”和“诗王”之称。官至翰林学士、左赞善大夫。公元846年，白居易在洛阳逝世，葬于香山。有《白氏长庆集》传世，代表诗作有《长恨歌》、《卖炭翁》、《琵琶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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