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白居易诗在晚明时期曾得到公安三袁等人的青睐。降至清初，贰臣诗人的佼佼者钱谦益和吴伟业也不同程度地学习白诗，钱氏诗作，“晚更而放之于香山、剑南”，吴氏的“梅村体”歌诗，也取径于白氏的新乐府。不过，钱、吴二人倡扬白诗的言论却并不多见。真正大力以白诗相号召，并以创作实绩展示于诗坛者，不得不推遗民群体。遗民的心路历程与白居易不无相似，故而对白氏诗歌如痴如醉。以此为基础，他们对白氏生命后期闲适恬淡的人生境界心有戚戚，试图以之抚慰自身愤懑不平的心绪。
遗民群体与白居易的政治地位既不可同日而语，物质生活水平也有天壤之别。遗民入清后仆仆风尘，为谋求稻粱而殚精竭虑，几于朝不保夕。白居易的仕途虽非一帆风顺，终则历任太子少傅、刑部尚书等职，并且时有歌姬美酒陪伴左右，少有衣食之忧。不过，这些差别并未妨碍遗民对白氏的高度认肯。其中最主要原因，大概是二者心路历程的相似。如所周知，白居易的心态经历了从高亢到平和的转变。贬官九江后，其前期兼济天下的宏愿日渐消沉，转而以独善其身为鹄的，《秋日与张宾客》曰:“丈夫一生有二志，兼济独善难得并。不能救疗生民病，即须先濯尘土缨。”与其相似，遗民诗人在国变之前多负经世才具，意欲有补于世，扭转乾坤，后来则由于多种因素，有志难伸，在清朝的统治日渐稳固之后，更加趋于心灰意冷。如方文年轻时以陈登自比，豪气冲天，鄙视求田问舍之举，所谓“我亦负奇气，渺视乡里俦。侈志营四海，岂肯潜一丘”，但遭逢易代后，难有作为，于是转而向往田园生活:“何如息尘鞅，还归旧田畴。田家力作苦，衣食得自由。天运苟不回，已矣吾将休。”方氏友人潘江早年也以匡世济民为愿，“直拟功成将相时，凌烟阁上图光仪”，在明室覆亡后失去用武之地，于是径直以“烟霞客”自居，自认“合伴青松与白云”。钱澄之在南明灭亡之前汲汲奔走，力图挽大厦于将倾，“精卫思衔木，夸父空饮河”，但一腔热情最后终归于消散，转而明言“学禅心未了，入世志全灰”。遗民群体与白居易的心态转变，具体原因虽有差别，但路向与归趋则如出一辙，这也拉近了双方的时空距离。
遗民诗人对白氏诗集抱有极高的阅读兴趣，在阅读过程中，他们深入体会并领略到白居易其人其诗的丰富内涵，进而产生倾慕之情。方文三十九岁时所作《卜居》诗中即有云:“窗间山色青兼赭，架上诗篇白与苏。”十二年后其在《夜读白诗》中又生动描绘了自己阅读白集的心态和感受:“门巷秋阴断往来，阶除晚霁独徘徊。消愁唯有香山集，夜夜灯前当酒杯。”两诗前后跨度达十余年之久，而他对白诗的阅读兴趣则日渐其浓。前诗将一瓣心香敬奉白居易与苏轼二人，应当是看重他们超然出尘的情趣，后诗则明确将白诗当作“消愁”的唯一凭藉，尤可见两者心灵的高度契合。像方文这样把白诗当作消愁解忧工具的遗民还有不少，如黄宗会在贫病交加之际，从阅读白诗中觅得极大的精神慰藉，他描述翻览白诗时的心理状态说:“卧病欲惜神，捐书惟务默。回旋失旦暮，莲心渐埋塞。跫然感足音，悲于逃虚客。乞灵白傅诗，覃思忘枕席。闲居及寄讽，伤悼兼羁谪。当其心解时，涣涣若冰释。”向白诗“乞灵”，方才从孤寂无聊之中摆脱出来。从上引诗作来看，遗民诗人与白居易虽然异代相隔，却灵犀相通。当然，由于出身及遭际的差异，遗民诗人对白氏思想的好尚，重心亦非完全一致。但就总体情形而言，其尤所致意者，则在白氏闲淡自适的人生追求和人生境界。
我们知道，受儒家“用之则行，舍之则藏”以及佛道思想的影响，白居易对闲适的追求念兹在兹:“人心不过适，适外复何求?”力图达到“世役不我牵，身心常自若”的人生境界。早在为官初期，他在咏歌生民之病的同时，就不时流露出避世自适的思想，到晚年后，在政治环境日趋险恶，自身不断遭受打击后，其物外之情也日趋浓厚。相关作品在集中俯拾即是，此不赘引。白氏力图超脱现实的生存智慧，在其身后就备受关注，也为历代文人所不断阐发。对于此点，时常阅读白集的遗民诗人心领神会，并异口同声地表达景仰之情。方文曾以“仙”来称呼白居易:“长庆风光俱在眼，香山胎骨本来仙”，羡慕其逍遥物外的人生风姿，可见他对白氏性情的深入体察以及本人注目所在。潘江也高度认同白氏兼取佛道思想的人生价值观:“漫道千年人已逝，尚存百卷调逾高。心情疑是仙兼佛(自注:公少好神仙，晚学浮屠)，骨味全同杜与陶。”魏礼则强调:“白傅真恬淡，不独为诗人。”首重其“恬淡”的人生态度，暗自流露出追攀之意。此种意向也为诸多遗民所共有。朱鹤龄就指出:“有真闲适，而后有左司、香山之诗。”徐增也认为:“夫学乐天之难，不难于如其诗，而难于如其人。乐天胸怀淡旷，意致悠然。诗如水流云逝，无聱牙诘曲之累，能如其人，则庶几矣。”在揭橥白氏的“闲适”、“淡旷”与诗歌之关联的同时，群相将其人生境界作为典范。不仅如此，白氏排遣人生不如意的重要手段，亦即纵情诗酒，在遗民群体中也得到了继承和发扬。白居易在诗中描绘自己于诗酒的嗜好说:“清瘦诗成癖，粗豪酒放狂。”“酒狂又引诗魔发，日午悲吟到日西。”在诗酒两者中间，他似乎又偏重于作诗，与诗歌结下了不解之缘:“别来只是成诗癖，老去何曾更酒颠。”“我亦定中观宿命，多生债负是歌诗。”作诗俨然成为其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内容，他也在苦心吟咏中得以暂时抛却世俗烦恼。同白居易一样，遗民也将诗酒当作人生的精神支柱之一。孙枝蔚有《劝酒效白乐天》之作，其中有言曰:“作赋凌子虚，无有献圣君。持戈向边塞，不如羽林军。两事不可为，何以对斜曛。昔日谢东山，日日醉红裙。更有白太傅，卯时即醺醺。彼皆居大位，得酒尚欢欣。况我田野人，何时立功勋。坐令鬓已斑，年少耻为群。未知临老骨，定傍谁家坟。在世能几日，酌酒胡不勤。自饮还自劝，高歌看白云。……在世能几日，酌酒胡不勤。”瑏瑢?意欲效法白居易，在饮酒中忘却功名之想，泯灭物我界限。方文《纵笔》则云:“平生无所好，寓意诗酒中。酒多令人病，诗多令人穷。愚者惑斯言，智者意能通。凡病以酒治，诗穷而后工。即使有小害，莫敌其大功。况我老诗人，对客饮亦雄。沉酣无肺疾，啸咏有和风。窃比白香山，自号醉吟翁。”认为饮酒与作诗对主体来说利大于弊。诗末两句则径直以白居易自比，可见其对白氏放情诗酒的欣赏。其实，诗与酒本是中国古代文人排解不如意的常见手段，此传统源远流长，亦不仅以白居易为然，但孙枝蔚和方文都明确地将白氏当作比肩的对象，足证他们内心对白氏的深刻认同。需要指出，白居易的闲适情趣，一是抱负难得施展后的达观，背后不乏看透世情后的睿智，也隐藏着些许凄凉与无奈;一是身心俱泰、志满意得后的自然发抒，时或夹杂着世俗情调。后人目为“白俗”，不为无据。遗民群体对白氏的接近更多地倾向于前者，有意无意地过滤掉了后一方面，也净化了其颓废元素。
终其一生，遗民群体对故国的眷念未尝消歇，也正因此，他们群相奉陶渊明和杜甫为人格典范，称赏陶氏作诗的仅书甲子以及杜诗的鞭挞异族侵略，反映出其对新朝的强烈抵制与疏离。与此同时，他们对白居易的闲适恬淡也不无追攀，映射出其心态的另外一个重要侧面，即调适一己身心与外部世界，尤其是缓和与新朝之对立情绪的痕迹。随着新朝统治的日渐巩固，反清复明的志业已无实现可能。遗民群体在认清现实之余，转而寻求排遣自身的悲凉抑郁，其主要手段，或是与志同道合的友人聚合唱酬，或是从前贤那里寻找寄托，借他人酒杯，浇一己胸中之块垒。在这样的背景下，以闲适著称的白居易进入他们的视野自是顺理成章。而借助白氏诗作中的逍遥出世之情，他们也暂时获得心理的平衡与超越现实的力量。从中不难看出，随着时间的推移，遗民的心理世界由悲凉抑郁渐趋平淡自适。而白氏闲适人生境界的广受推崇，则是他们心态变化的重要表征。
二
平情而论，遗民对白氏闲适情趣的喜好，只是一种发自心底的企望。即便是白居易本人也做不到彻头彻尾的闲适，何况遗民生当战乱，自身漂泊流离，又目睹民生之艰难，决定了他们难以完全忘却世事，独善其身。以此为前提，他们注目于白诗面向现实的写作旨趣与自然淡朴的诗风，对其创新精神以及以苦吟为诗的创作态度，也时有好评和效仿。在此基础上，他们树立白诗为师法典范。
遗民的悲天悯人之怀时常见诸笔端，影响于诗歌批评，就是特别注意带有强烈现实旨趣的诗作，对杜诗“诗史”品格的频繁称赏就是例证。本于相同的`视野，白居易的讽喻诗作得到了他们的高度关注。早在明末，侯方域就向陈贞慧称颂白氏说:“白香山尝有《新乐府》，得风人之旨，不可以其生盛唐后，轻非之也。”进入清初后，顾炎武推许颜光敏的诗作“有白傅讽谕之遗意”，并认为这是“大雅之音，将复起于今日”的征兆。不过，尽管白居易讽喻诗也体现出强烈的儒者情怀，与杜诗的内在精神若合一契，其地位却远远不及后者。个中原因不一而足，但与二者诗歌风貌的不同当有关系。杜诗以委婉顿挫见长，白诗则以直露显白为整体特色。清初诗坛学习杜诗者比比皆是，效法白诗者却时或为人讥讽。面对时风众势，遗民诗人强调白诗足可与杜诗并驾齐驱，别出心裁地揭橥白诗与杜诗的渊源，揭示其学习杜诗而又不囿于杜诗的创新精神，以此来抬高白居易的地位。在这方面，方文和潘江的论说最具深度。关于方文对白氏讽喻诗的崇尚，孙枝蔚《题方尔止四壬子图》诗曾记载其论诗之语曰:“不愿左揖安期袖，不愿右拍洪崖肩。但愿论文过陶叟，更招杜、白坐两边。工部请吟《收京》作，太傅请书讽喻篇。”方文对白氏的讽喻诗与杜甫的《收京三首》俱表称赞，评价不可谓不高。同诗又有曰:“世人尊杜或嗤白，嵞山大笑看青天。王杨卢骆皆千古，何况白诗近自然。”可见方文根本不屑时人尊杜抑白的言论，认为白居易的“自然”诗风超越初唐四杰，应当与杜诗一般流传千古，有力肯定了白诗的成就。与此同时，方文还将白诗与杜诗置于自先秦以下的宏观诗史中予以审视，发掘其对今人的可资借鉴之处。周亮工在为方文《西江游草》所作序中，曾称引方氏论诗之语如下:
《三百篇》尚矣，屈、宋而后，足以追踪继响者，惟汉人乐府。今观其《战城南》、《陌上桑》、《孤儿》、《病妇》诸行，以及《焦仲卿妻》等篇，指事属词，微言托讽，为后代高、曾之规矩，而少陵、香山，其源皆出于此。虽气格、声响不能画一，而风旨所归，先后同揆，期于闻者足以感动而后止，即有善析者，不能歧两家而使之异辙也。而耳食之士遂以少陵独步，非香山所可几，岂足为通论乎?今使世之为诗者，苟能推白之坦逸，以合于杜之雄浑，开合顿挫，自为以气，方足雄据作者之坛坫。
方文认为白诗与杜诗具有相同的渊源，与《诗经》、《离骚》及汉乐府一脉相承;二者的“气格”和“声响”虽然有异，“风旨”却无二致。因此，世俗认为白诗不及杜诗的看法并非客观。他强调只有合白之“坦逸”与杜之“雄浑”为一身，方可不同凡响，领袖群伦。言外之意，诗人若想成就声名，必须借径杜诗和白诗，二者缺一不可。相比于方文，潘江对白氏诗风的崇尚有过之而无不及。潘氏早年曾手录白诗，后来为友人借去半年未还，他遣人索还后激动不已:“如与良友别，欢然接客颜。又如佳山水，久隔倏跻攀。开卷吟复吟，此乐何可谖。”同诗又记载他阅读白诗的感受说:“读其讽喻诗，可以励薄颜。读其感伤诗，可以助悲酸。读其闲适诗，可以释忧患。格律及歌行，亦复有余妍。”对白氏各类题材的作品均表欣赏。他还表示:“誓将持此集，一日一回看。”日复一日的深入阅读，使他对白诗的独特风格也有深入体察。其论曰:“吾爱白傅诗，闲淡有高致。本不好艰深，亦不求工致。唯取口头言，写我心中事。所以历少壮，至老更无易。……予今正其时，摹仿复奚愧。所恨心口间，未得全无二。诗淡被人嗤，昔贤犹不避。何况今之人，焉能免流议。谣诼徒纷纷，予益坚吾志。书罢示绥人，能无发长喟。”向慕白氏能以“闲淡”笔墨摹写“高致”，以“口头言”抒发“心中事”，并对自己未能做到神似而自责不已。由诗末数句则不难窥见清初诗坛对于学习白诗的非议之大，然而潘江对此不屑一顾，仍牢牢坚持自己的立场，与时流迥异。所以如此，正因为在他看来，白诗之轨辙源自杜诗，二者自可相通，时下崇杜抑白的风气缺乏依据，不足以之为法:
白香山，善学杜者也。杜词宛而白过直，杜意蓄而白过尽，杜用事隐约而白过分明;或疑学杜之过，然不如是，不足见香山之杜，以为必似杜之宛、之蓄、之隐约，则有似有不似，有小似有大不似矣。……今人盛毁长庆，谬祔少陵。乌知其异世同揆也?……予尝谓香山学杜类狂，北地学杜类狷，今诗家则杜之乡愿而已，恶其似也。秋斋萧远，朗咏连旬，爱其冲鬯明快，意到笔随，不似今人点窜故实，蒙昧性灵。虽于杜微有不及，而吾即取其宁直、宁尽、宁分明，不屑屑似杜为工，则犹广陵散之未绝耳。
指出白诗在继踵杜甫诗的同时，又能出以己意，进而造就自家风格，不似时人那般亦步亦趋，仅能得其形似;白氏的成就虽“于杜微有不及”，但其“冲鬯明快”的诗风，正是在杜诗基础上神明变化的结果，而其摆脱前人蹊径的创新精神，也为今人指明创作金针，堪为典范。
需要指出，白居易“坦逸”与“平淡”诗风的造就，绝非冲口而出，不假思虑使然。他自述创作甘苦曰:“莫学二郎咏太苦，才年四十鬓如霜。”“诗役五藏神，酒汩三丹田。”其苦心雕琢、精益求精之状，丝毫不逊色于以苦吟著称的孟郊与李贺等人。关于这一点，清代中期的性灵诗学盟主袁枚《续诗品·灭迹》说:“白傅改诗，不留一字。今读其诗，平平无异。意深词浅，思苦言甘。寥寥千年，此妙谁探!”实为有见之言。这种创作方式其实早为遗民群体所体察并继承。方文作诗重视锤炼，此与白居易一脉相承。他对自己苦吟的情状亦有详尽刻画:“渐老世情澹，愈贫诗律工。吟声何太苦，不异草根虫。”“空山学道无人识，破寺吟诗有鬼惊。”“一夜无眠数首成，山妻劝我少经营。试听窗外芭蕉雨，不是平声便仄声。”对字词和音律的推敲极其用心，几于寝食不安。方氏诗风能得白诗诗风之精髓，亦是反复修改，千锤百炼的结果。正如他的挚友钱澄之所说:“尔止好苦吟，其有似乎香山者，必经累日构思摹拟，刻画久而后近之。”反观钱氏本人又何尝不是如此，他一再以“苦吟”教导后进与子孙。《示冠孙》云:“吾孙七岁即知音，能读翁诗绕膝吟。可识老翁吟太苦，推敲耗尽一生心。”《周伯衡兵宪见访论诗互有吟诵，即成长句奉酬》曰:“句到炼成才浅易，情惟真极始新奇。纷纷词客矜风格，此意如今说向谁。”勉励对方字斟句酌，意欲以艰苦的锻炼造就“浅易”的风格。其诗作被时人评为“深得香山、剑南之神髓而融会之”，亦足见他受白氏影响之深。
众所周知，清初诗坛对明代诗学尤其是前后七子诗学思想的偏差，有深刻的反思。关于矫正流弊的途径，诸家所论虽然见仁见智，但在倡扬本“性情”以为诗，鼓吹“真”诗等方面，则并无二致。“性情”与“真”的内蕴包含多端，但共识之一就是摆脱前贤藩篱，做到诗如其人，力戒邯郸学步。由此，诗人必须打破七子宗法盛唐的狭隘格局，向下扩展到中晚唐乃至宋诗。作为中唐诗歌的杰出代表以及连接唐宋诗的桥梁，白居易也进入有识之士的视野中。黄宗会《读白集漫论诗》以白诗为例，说明以时代和格调论诗的思路失于偏颇:“古今善陶者，亡虑千万亿。……钟气固有在，曾何间今夕。……陋哉严与高，立论自标的。始以代求人，妄置调与格。正气流天地，一见岂顿寂。刻楮虽奇巧，无乃费琐折。”批驳严羽和高棅的单纯标举盛唐，暗中正以七子为目标。与黄氏相呼应，吴肃公也认为“诗文之道，不名一辙，而有其各至者，情与才合，非时代体制之所能囿也”，故而“有天宝不能无元和、长庆，有王、孟则不能无韩、孟、元、白、温、李诸家也”，将中唐诗与盛唐诗看做前后相承的序列，也认肯了白氏的诗史地位。余怀则以白诗为例证，说明诗人惟有兼容唐宋，才能去俗近雅。余氏论诗“于唐、宋取香山、放翁，于今取西涯”，而具体理由则不愿明言，甚至径谓“不足为外人道也”。但结合他在《戊申看花诗自序》中的言论，个中缘由不难得窥:
迩年以来，颓焉自放，深恶排比饾饤之学，而最爱白香山、苏东坡、陆放翁，出入必以自随，谓之“岁寒三友”。顷余写此诗一二首，杂三先生数首中，历试友人。友人或以为唐，或以为宋，竟不辨其为今人为古人，为三先生诗为予诗也。嗟乎!予益可以自信矣。少陵云:“别裁伪体亲风雅。”放翁云:“俗人犹爱未为诗。”诚不敢不三复斯语。
他对友人不能准确辨析自家与白、苏、陆三人诗作区别而沾沾自喜，由此更加自信以他们为典范的正当性。而他着力祛除的“伪体”和“俗人犹爱”之作，实是明代七子和竟陵诗人:“吾衰竟谁陈，古音日芜塞。琅琊与历下，摹拟意转拙。咄哉景陵生，风雅遂灭裂。”对症下药，惟有借径白居易与苏轼、陆游等等诸家诗作，方可荡涤前人缺失，自成一家。
清初诗坛宗风不一，按照计东的描述，清初诗坛“或宗陈氏，或宗钱氏，或宗钟、谭氏”。其中，陈子龙等云间诗人接续七子，仍以唐诗为鹄的，钱谦益则标榜宋诗，盛称陆游，而竟陵诗人则独成幽峭冷仄一体，三者流风笼罩诗坛。在此之外，若干遗民诗人则推尊白诗，以其为矫正前代诗坛流风的凭藉，这虽非当时的“显学”和“主流”，也反映出他们诗学视野的开阔以及不拘时流的胆识，展现出其时诗学思想的多元趋向，向后则为乾嘉时代白诗地位的提升导夫先路。
三
遗民诗人对白诗的推举，建立在彼此嘤鸣的基础上。其中的佼佼者如方文，复以自身的创作实绩以及请人作《四壬子图》等方式，影响到其身边的若干诗人尤其是新朝官员，从而形成力量的叠加，进一步推动了白诗的流行。
友朋间的交往与唱和，能沟通相互间的诗学主张和立场，进而产生凝聚作用，成为推动风气迁换的重要力量。清初士人聚会频繁，唱酬不断。遗民对白诗的推举能渐次产生影响，与这一点也密不可分。遗民虽不出仕，但却广事交游，他们不但与同道惺惺相惜，与政治立场不同的新朝官员也来往频繁。遗民群体内部在推崇白居易这一点上不乏互动。这从桐城诗人方文、潘江和钱澄之三人身上就可窥豹一斑。由于居住空间的接近和性情的投合，他们时相聚会，席间自当不会少缺对诗歌的切磋琢磨，而对白诗的向慕，则是彼此诗学思想趋同的重要表现。顺治癸巳，方文时年42岁，他返回桐城，并在潘江家中饮酒论诗，席间谈及白居易，双方不乏相知之感。方氏《秋日归里饮潘蜀藻茅堂谈香山诗甚快有赠，并示从弟井公》云:“往时刻画杜工部，近日沈酣白乐天。异地何曾相告语，同心不觉自钻研。”可见两人因身处“异地”，事先不曾知晓对方的诗学倾向，但由于不期然地共同喜好白诗，产生了强烈共鸣，诗题中的“甚快”一语已透露出个中消息。方、潘二人的同乡钱澄之，入清后诗风与在前朝时期诗风皎然有异，明显受到了白居易的直接影响，时人评其曰:“诗句还如长庆体，风流宛是义熙人。”方、潘二人亦将钱氏视为同道。其具体情形，正如钱氏所描述:“是时蜀藻与尔止学为白香山诗，因见予之诗间有似于香山者而好焉。”这既促进了彼此诗学好尚的进一步发扬，又俨然在某种程度上形成了竞争氛围，相互间较量谁能得白诗之神髓，如方文感叹“吟成白傅浑无分”，却承认潘江诗“学长庆体最肖”，在表露自愧不如之情的同时，又隐隐体现出争强好胜的心理，足见潘氏的学法白体，一定程度上刺激了方氏起而追之。这无疑也推动了他们对白诗风神的深入领会与继承。
在标举白诗的遗民诗人中，综合理论和创作两方面来看，无疑以方文的成就和影响为最大。钱澄之曾说:“蜀藻与尔止学为白香山诗，……而吾乡独以香山名尔止。”其实，不但是桐城诗坛持这样的看法，放眼整个清初诗坛亦然。盖方文交游遍及海内，虽为一介布衣，但声名藉藉，而潘氏交游范围相对较窄，声名不广，对白诗之推崇辐射有限。钱澄之的诗坛地位虽不亚于方文，但对时论以古人来比拟自己的做法极不情愿。他曾声明“予之于香山，非有意以似之也。予以为诗者性情之事，非缘饰藻绘者之可为，故力求其真率，而不自知其间有似也”。与他相比，方文则丝毫不忌讳自己对白氏的酷爱，大力鼓吹白氏其人其诗，在心慕之外加以手追。从这一角度来看，称方文是推动白居易诗在清初流行的肇始者，似不为过。方氏的推崇白诗经历了发展的过程。顺治辛卯，方氏进入不惑之年，其作《初度书怀》诗曰:“昔闻杜陵叟，降生乃壬子。厥后香山翁，生年亦复尔。相去六十载，英名千古峙。我生幸同庚，性情复相似。酷嗜二公诗，诗成差可拟。”表明自己的歆羡杜、白，不仅在于三者“同庚”，更根本的则是“性情”之相似，故而诗作方能“差可拟”。此后他对白诗倾注的热情更是有增无减。顺治癸巳，他在诗中自道沉溺于香山诗作之情状:“野老攻诗二十年，诗中警句亦流传。贪看酷嗜无儒尔，短讽长吟不论篇。自是性情真契合，岂因朋好故周旋。往时刻画杜工部，近日沈酣白乐天。”似因性情的高度契合而对白诗“情有独钟”，正如潘江所谓:“知君酷嗜是诗篇，尤喜唐时白乐天”。方氏诗集中那些专学白居易的作品，用语朴素流畅，读来琅琅上口，少有僻典和诘曲聱牙之词，间或有伤于率意之处，也是“平淡中自具精神”。方氏的效法白诗引来诗坛关注，并且得到了若干友人尤其是新朝官员的响应，推动了白诗地位的持续走高。
方文的诗歌创作，在主要学习白居易的同时，又汲取陶诗和杜诗精髓，试图融会贯通，自成一家。其遣词造句以及诗歌风格则有意取法白居易，“以杜为骨，白为肤”。这也为一时名流所瞩目，尤为新朝官员称赏。方氏的挚友周亮工说:“尔止之诗初出，犹为人所惊怪，越数年而渐习，又数年，玉叔(宋琬)、尚白(施闰章)与余辈后先倡导之，而尔止之教遂大著于天下。”道出了方文诗从为人“惊怪”到“渐习”，以至“大著于天下”的过程。如果考虑到方文主要效法白诗的事实，则周氏之论实透露出白居易对清初诗坛影响渐次扩大的消息，也道出了在方氏身体力行的熏染下，周亮工、宋琬与施闰章等诗坛名宿群起响应的大致情形。今传宋琬《安雅堂集》中推举白诗之论无多，而周亮工和施闰章推崇白诗的言论则班班可考。周氏以方文的学习白诗为例告诫学诗者:“余故举其所论少陵、香山之合者如此，以见诗人之卓然自立，能成一家言，必有所挟持，非泛然而为之也。”对其师法典范的选择予以认肯。施氏有论曰:“余尤怪世人多薄视香山，而尔止酷好之，辄以为尔止病。今试取香山诗，沉吟三复，清真如话，飘然欲仙，即其杂文短记，杼柚己怀，寓目流连，愁疾自解，不烦药石，岂可以‘白俗’二字蔽之哉!嗟乎!此固未易为耳食者言也!”对时人的菲薄方文揄扬白诗之论，不以为然，并对白氏“清真如话，飘然欲仙”的诗风深致敬意，特别批驳了流传甚广的“白俗”之说。周亮工与施闰章两人在清初均以爱士著称，在诗坛均有非同凡响的号召力。他们出而响应方文，自当扭转对白诗的偏见，进而推动白诗的流行。
与此同时，方文还邀请著名画家戴苍作《四壬子图》，将他与同生于壬子年的陶渊明、杜甫和白居易同置一幅图中。方文《赠戴山人葭湄》诗曰:“柴桑范度本天人，杜白风标并绝尘。何幸置我于其侧，意态相关若有神。因持此图示同调，人人叹息夸精妙。”此图意蕴丰富复杂，但当有刻意树立白居易为典范的用心，正如朱则杰先生所指出的:“反映出诗歌创作的主观取向，具有诗学上的意义。”他将白居易当作顶礼膜拜的对象之一，与陶渊明和杜甫并列，正可见出其意欲扭转诗坛片面崇尚陶、杜而无视白居易的偏见。这一高调之举，显现出他推尊白居易诗的胆识和勇气。《四壬子图》画成后，方文遍邀名流题诗，诗坛反应并不一致，但持肯定意见者则占多数。遗民如阎尔梅、孙枝蔚，新朝官员友人如王士禛、王又旦、汪懋麟等均有题咏。从“同调”的赏叹之声中，不难看到这幅图画对扩大白诗影响所起的推波助澜之力。阎尔梅《题方尔止四壬子图》云:“四子皆以壬子生，先后文章辉青史。……古人初不问穷达，一往辄复有深情。尔止此图仿古人，自命风雅之功臣。上下千秋若同堂，旦暮遇之须眉新。”汪懋麟《题尔止四壬子图》曰:“生平既无异，赋性岂有殊。……古今虽异代，先后皆同趋。况乃抱奇节，此君非腐儒。千载思高人，图画安可无?”他们在称赞方氏的诗歌学习陶渊明、杜甫和白居易外，交相赞誉他立意不凡，通过图画的方式，尚友古人而能传承风雅。可见这种别具一格的传播手段，在宣扬推广白诗方面的确获得了显著成效。后来王士禛晚年一改对白诗的菲薄态度，乃至宣称:“绝句作眼前景语，却往往入妙。……似出率易，而风趣复非雕琢可及。”汪懋麟则“涉笔于昌黎、香山、东坡、放翁之间”，应当有先前同方文交往中受到浸染的因素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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