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林外史每回读书笔记1
余尝读吴文木之《儒林外史》，其书儒者之种种，光怪陆离，众生百态，不一而足，或吝啬，或迂腐，或势利，或恬淡，或浑雅，比比皆是也。
吝啬者如严监生之属，迂腐者如马纯上之类，势利者则五河县人之流也，恬淡者如庄征君，浑雅者如虞博士，文木老人皆述之以笔，其历历者如在目矣。
另有如五十五回述盖宽及其邻翁于雨花台绝顶望江上舟船之往来，红日之西坠者，愚窃以为殆有谓也：其述江船之逡巡者，非谓时人之去而后人之来，寓述往追来之意者乎?而落日之谓非喻礼乐文章之颓废也欤?噫吁兮，聊聊数笔而一至如是之思者，此所谓文木之高妙也。
夫难平者事也，无尽者欲也，而皆出于人，是知世间善恶，皆自人出。夫人者无有穷而欲者无有尽，功名富贵，朝夕挂念，焉之此虚妄之物终为无益也?徒费尽心情，误尽流光，莫如啸傲林泉，梅妻鹤子，快然自足，极娱游于终日也。
且夫古之君子，温文尔雅，雍容敦厚，以正其身而推及人，行不言之教，助礼乐之闻，岂如文中之类，礼乐不行，教化不兴，惟知皓首穷经以为仕途，及仕则未知何谓仁义也，无论唐诗宋词文章辞赋也，而尽日所见惟黄白之物，所闻皆为官之道也。是以有泰伯祠群贤毕至，以复旧时礼乐之教化者，实文木之喟叹也。由是知之，八股之为害甚矣!
呜呼，圣道之不传也久矣，礼乐之不兴也亦久矣，而世人愚昧，不解名利之属终为虚妄，日追夜逐，靡有朝矣!夫庸知濯足沧浪，醉舞明月，伴药炉经卷，自礼空王之乐也欤?余既怅然，故虽有不才而敢不竭鄙诚以为此文者哉?
儒林外史每回读书笔记2
这个学期，我读了《儒林外史》这本书，它是作家吴敬梓的代表作。在这部小说里吴敬梓用讽刺的手法，描写了封建社会读书人对功名的追求，以及他们的生活状况。书中所描述的人物形象十分的生动。有爱才如命的严监生;有苦读诗书的鲍文玺;有打秋风的张乡绅……而我印象最深的是爱才如命的严监生。
严监生是一个家财万贯，田地、房产、仆人众多的财主，却格外地“节约”。家里一斤肉都舍不得买，有时候家中的孩子实在忍不住了就拿一两钱买熟肉来给孩子解馋，生病了也舍不得抓药，还经常克扣仆人的工资……书中有这样一个片段《临死前的严监生》，记叙了严监生临终前因灯盏点了两茎灯草，伸着两根指头不断气，直到赵氏挑掉了一茎，才一命呜呼的故事刻画了爱财胜过生命的守财奴的形象。相信大家都看不惯这样爱财如命的人。
像严监生舍不得点两茎灯草的事在我们现实生活中就没有吗?当然有。如我们不会在一间房子里同时打开两盏灯，因为一盏就够亮的了，又何必多开一盏呢?只是我们现代人将这样的行为称为节约。
其实在我看来，严监生的“勤俭节约”还是值得我们学习的。现在人们的生活水平提高了，经常到外面去吃大餐，吃不完的也不打包。这本就是一个浪费。现在的小孩大多数都是独生子女，父母都会给他们买很多，很贵的玩具，衣服也都是买的，而且穿几次就不要了……这多浪费啊!谁家的钱都不是大风刮来的，都是要辛苦挣，所以我们应该节约点，把钱花在该花的地，但节约并不等于吝啬。
严监生的爱财如命固然可恨，但他的“节约”值得我学习。
儒林外史每回读书笔记3
《儒林外史》全书以一位正直文人王冕的故事为引子，接着写了周进、范进中举的故事。周进是个老童生，一生之中科举不得意，直混到给商人管帐的地步。在商人的资助下，他捐了个监生，又先后中了举，成了进士，官至广东学道。在南海主考时，他拔了五十四岁的老童生范进。范进中举后，竟发了疯病，被丈人胡屠户一巴掌打醒。范进中举后，书中这样写：“他笑了一声，道：‘噫!好了!我中了!’说着，往后一交跌倒，牙关咬紧，不省人事。灌醒过来，竟发了疯，一边叫‘我中了!’，一边往门外飞跑，一脚踹在塘里，挣起来，头发都跌散了，两手黄泥，淋淋漓漓一身的水。此时竟需要他平日害怕的胡屠夫打他一巴掌，他才清醒过来。”他周围的人在他考中前后也俨然两副嘴脸，其中尤以胡屠户表现得最为典型：先前的“现世宝穷鬼”一下子变成了“贤婿老爷”，连“尖嘴猴腮”也顿时变成了“体面的相貌”这个故事揭示了科举制度对读书人及整个社会毒害之深。
《儒林外史》之所以广为流传，其主要优点有三：其一是小说的讽刺艺术：《儒林外史》讽刺的矛头虽然直接落在某一个人的身上，却始终使人感到人身上的罪恶归根到底是社会的产物，是当时的科举制度造成的罪恶。比如像周进看见号板一头撞倒，范进听见中举忽然发疯，马二先生游西湖无心赏景，只是大嚼零食，留意于自己所选八股文的销路，都使人感到是那个社会造成的。其二是《儒林外史》在讽刺上并不排除夸张：像严监生临死为两根灯草不肯咽气，周进撞号板，范进中举其母快乐得一命呜呼都是。但作者的夸张并不使人感觉虚假，而是从现实生活中提炼出来的。其三《儒林外史》的结构独特：它没有贯穿全书的中心人物和主要情节，而是分别由一个或几个人物为中心，其他人物作陪衬，组成一个个相对独立的故事。每个故事随着有关人物的出现而展开，又随着有关人物的隐去而结束。
《儒林外史》以封建士大夫的生活和精神状态为中心，揭露了科举制度对士人的毒害，进而讽刺了封建官吏的昏聩无能、地主豪绅的贪吝刻薄。附庸风雅的名士的虚伪卑劣，以及整个封建礼教制度的腐朽和不可救药。
儒林外史每回读书笔记4
作为一名经济学专业的学生，我本着尝试带着剖析经济的角度来赏析明清小说，一来可从与平时不同的角度来读小说，二来可加深对明清商业文化的理解，可谓一举两得，而在《儒林外史》一书中，我则对士子文人的从商之路而有所感触。
《儒林外史》是一部描绘明清儒林士子平常生活的一部著作，其既是中国社会封建晚期的文人士子的百象图，又是中国十八世纪前后江南士绅生活的风俗画卷。《儒林外史》描述的对象主要是文人士子，但我们却能够从中探究得到丰富的商业文化资料。在过去的历史里，“重农抑商”一向是政府所为，而人们心目中“士农工商”，商为末枝的思想更是在人民心目中根深蒂固。然而到了明清时期，“君子不言利”、“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这些古训则是荡然无存，文人学子纷纷走上上路，谋取暴利，在晋商当中更是构成了“重利途，甚于重名。子弟之佼秀者，多入贸易一途，其次宁为胥吏。至中材以下，方使之读书应试。”的风气，并蔓延全国。
至于这些从商的文人士子，在《儒林外史》中我们大致能够察觉到有这么三类，一是做盐商的：万雪斋、宋为富等人经营盐业，获利极厚，更以金钱结交权贵，仗势欺人;二是当典当的：毛二胡子狠毒抠门发家致富。而其中五河县的方乡绅则“开典当引盐”，成一方首富，以钱通神;而还有一类则是依附商家，做些事务养家糊口的，如周进即是当了一回记账，之后哭得死去活来才得了商人们凑的二百两得以进考场，最好取得了功名。
作者吴敬梓对这些从商的文人多以讥讽，将其作为“资性蠢愚，心术卑鄙，货利声色之外不知其他”的鄙夷对象，但其也对真正的儒商表有敬意，赞颂庄濯光、盖宽的重义轻利、善于经商而又不失士子之骨气。然而其最终却以惨淡收场，只得贫苦之命，这则是作者对当时社会只允许如万雪斋般厚颜无耻、毛二胡子般狠毒抠门才可发家致富、道德沦丧、风气败坏的痛心疾首。
商品经济繁荣，社会价值观改变，文人经商本无可厚非，然而不当唯利是务，丢失书生熟读圣贤之书而修得的士子之气。“夫商与士，异术而同心。故善商者，处财货之场，而修高明之行，是故重利而不污。善士者，引先王之经而绝货利之轻，是故功名而有成。故利以义制，名以清修，各守其业，一尺之鉴也。如此则子孙功昌，身安而家肥矣。”牟利基于道义，这才是正确的“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的君子所为。然则在《儒林外史》一书中的文人士子则是一个个都道德沦丧、唯利是图，君子之风荡然无存、市侩之气泛滥成灾，宋为富奢靡放纵“我们总商人家，一年至少要取七八个妾”;方乡绅贿赂权贵，欺压百姓;景兰江、支剑锋不学无术、装模作样;胡二爷吝啬至极，毫无半点文人之气。倘若能够多几个重义轻利的庄濯光，多几个轻财尚义的鲍文卿，“儒林”不备被贬低至此，文人的穷途末路或者会有柳暗花明又一村。
儒林外史每回读书笔记5
《儒林外史》成书于《三国演义》、《水浒传》、《金瓶梅》、《西游记》四大奇书之后，《红楼梦》之前，二百多年来，与诸书并称名著，而独树一帜，从一方面代表了我国古代小说的巨大成就，值得一读。
《儒林外史》是我国清代文学家吴敬梓所著的一部长篇小说。吴敬梓，字敏轩，号粒民，晚年自号文木老人。《儒林外史》成书于吴敬梓晚年大约50岁之前，但在它去世前几年中未必不有所补订。因此，《儒林外史》可谓是他一世阅历、知识和才华的文学结晶。吴敬梓一生勤于著述，而可惜的是著作多佚，今存世尚有《文木山房集》、《诗说》、《金陵景物图诗》等。
《儒林外史》所写主要是作者所处清初至清中叶“儒林”的生活，被鲁迅誉为“名之曰《儒林》盖为文人学士而学。”其所传人物，大都实有其人。所以，其书虽以“指ti(实在打不出来)时弊”见称，但立旨实在立品矫俗。换言之，《儒林外史》首先是一部为“儒林”立品的正面文章，其次才是为“世人”矫俗的“讽刺之书”。《儒林外史》作者“以史、汉才，作为稗官”，书中有5次说到“自古及今”，显示强烈的历史意识。又其叙事托于明朝始于元末明初，终于万历二十三年，跨越几乎有明一代;涉及人物事件，除了王冕及其与吴王(即明太祖朱元璋)等人的交往，还有危素身仕两朝的结局、明初取士之法，靖难之役、宁王之乱、高启之狱等明史上的大事，多所议论，其中未必不有反思明史之意。
作为为“儒林”立品的正面文章，《儒林外史》首重“名流”，中标“明贤”，末述“四客”，塑造了众多古代优秀读书人的形象。内文借写杜少卿、庄绍光、虞博士是辞征辟的，虽为征君而辞爵自乐和因贫而任的贤着典型，加以迟衡山、武书、虞华轩等一班正人，构成了《外史》所写“儒林的”中坚。这些人物形象都被寄托了作者的人格思想，那就是在“世人一见了功名，便舍着性命去求他”的恶浊风俗之下，为天下所难为，保持一种如王冕那样不为物役，不为俗累的“嶔崎磊落”的人格。
然而作者又深知“自古及今，那一个是看得破的”，特别是当世风如江河日下之际，“那南京的名士都已渐渐消磨尽”。落得只有“市井中间，又出了几个奇人”而这四奇人“既不贪图人的富贵，又不伺候人的颜色，天不收，地不管，倒不快活。”这大概也是作者晚年“闭门种菜，偕佣保杂作”时心境的写照，也是全书于世风日下无可奈何之际“礼失而求野”的象征，其中便有了悲慨的意味。
《儒林外史》以“文行出处”论人，却不以“文”和“出处”的形迹为重，而是以做人的根本——“行”，也既是“德行”为首要标准。由此可见，《儒林外史》品评人物的标准并不是在是否科举，也不在要不要“功名富贵”，而是无论如何，总要讲求“文行出处”。尤其“德行是要紧的”。换而言之，“文行出处”尤其“德行”是全书正真关注的中心。前人所谓“功名富贵为一篇之骨”和“批评明朝举用八股文的制度……是全书宗旨”等看法，皆就其否定的方面立论，殊不知作者立意正大，恰是由一位“匡”太公道出，既“道行是要紧的”。
而这就容易使人误会其主旨在否定“功名富贵”，其实不然。《儒林外史》反对的，只是“世人一见了功名富贵，便舍着性命去求他”。所以《儒林外史》并无教人一定不科举，不征辟，不做官，不要“功名富贵”的意思。它只是把“功名富贵”与“性命”相对比，把科举做官等“荣身之路”于“文行出处”相对比。强调“性命”即个体生
命的价值和意义，主张把讲求“文行出处”，尤其是“德行”，作为“人生立命”的根本，时行时止，而决不为“功名富贵”和科举、征辟等所奴化、异化，成为“没品行”的人。作者也深知这是社会心理养成即人的教育问题，责任首在朝廷;又以为求治之道，首在复兴“礼乐”。而无奈自己力薄无法改变，只好借写书聊表慰藉。作为为“世人”矫俗的“讽刺之书”，《儒林外史》“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深刻揭发批判了“世人”的庸俗，而“机锋所向，犹在士林”特别是科举中人的不幸或堕落。《儒林外史》的讽刺进一步指向皇帝、官场和社会。“穷极文士情态”，写出了“世人一见了功名，便舍了性命去求他”是极无聊而害人害己的事，总不过事与愿违，“费尽心情，总把时光物误。”“儒林”是官场的后备，读书人一旦把“文行出处看得轻了”或者再加以不学有“术”，官场这块本应是才智之士“立德”“立功”的竞技之地，就变成了人世间最肮脏的地方。《儒林外史》犹如一首“凄清婉转”的长歌，其内涵深微的感伤情味，使人“不觉凄然泪下”。
作为一部长篇小说，《儒林外史》是我国第一部以“儒林”即知识分子生活为主要描写对象的章回说部之书，一部深入探讨知识分子命运及人生价值与意义的思想家小说。同时，《儒林外史》传人与自传性质，是作家创作中处理生活与艺术的关系成功的尝试，在小说史上也是一个创造。
《儒林外史》的艺术在近世所受到的批评更多的是来自对其结构的不满，却主要是由于西方小说“有主干”观念的先入为主，却不知《儒林外史》虽为各界人士说是无主干之文章，却是有组织，最适和当时是最历史条件的好小说。
在塑造人物方面，《儒林外史》首重白描，即就人物的相貌穿戴，言谈举止等作极精细地刻画，如颊上三毫，重在传神。其次是注重对比，一是人物之间的对照鲜明;二是同一人物对人对事前后不同态度的都以强烈的对比凸显人物的心性;最后也是最重要的讽刺手法的运用，其根本在于写实。
在思想与艺术上，《儒林外史》也有一些矛盾与不足。如其思想上于“德行”中首重考道，却往往与其提倡的“忠”、“义”等发生矛盾。
《儒林外史》的意义，不仅是为明清二代的“儒林”写照，而且为古往今来读书人写心。不失为一部明清时期的佳作。值得一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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