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的前半生读后感1
某年某日，从一个古怪地方——凤凰走出了一个顽野却内向的少年。虽然他一生当中对似乎越来越偏离“顽野”这个形容词，世人所见的都是他内向而羞怯的外表。
但却对那种“野蛮”生长的姿态和自由的姿态并不谙熟。这就要溯源到他的生命之源去。在中国近代历史上，湖南是一个武将辈出的地方。这种力与火与血染成的地狱醒深刻地印在他的基因里。他也出生于军人世家，少年时代在湘西大地上随军流转。杀人与被杀之事屡见不鲜。如果死亡随处随时可见，生命如草芥，个人应该去哪里寄托生的希望?沈从文找到的是文化。
这些恐怖的现实在学旧画、学宋元哲学、学民族历史、学写字的动人时代里显得越发不能忍受，于是他大胆地决定前往北京去读书。然而动乱的时代，诺大的北平已经震碎了很多人的书桌，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子凭什么站稳脚跟呢?答案是凭他一直耕耘不辍的笔。在不被大多数人了解的阶段，有很多人给了他支持，比如徐志摩，也有人误会了他，比如鲁迅。
世事变化不能尽如人意，正如时代风云变化也无法预料，勇于尝试是他这株野生植物的姿态。他去做编辑，做教书匠，逐渐成熟于写作技巧，成为当时文学家中“比较优秀的一员”。期中，青岛生活无疑在远行他乡的旅程中是最重要的一段，大海滋养了他的生命。沉静的意象给予了他更深沉的生命意识。而自传的书写则帮他确立了“自我”，对于作家而言，用书写来追索生命的来历，完成自觉意识的建成是顺理成章的。
青岛，一个美如诗画的城市。排进梧最爱前三。
另一方面，失恋对于一个感情恳切的人来说毁灭性的打击，但对一个感情恳切的作家来说或许是一种帮助?如果可以选择，有多少人愿意以爱情的丧失换取这种成功呢?幸好沈从文最后还是赢得了他的爱。
右上是合肥张氏四姐妹中的三姐张兆和，和沈从文互称，三姐，二哥。一看就是非常阳光活泼的女孩子。其
这不得不说是一种幸运，然而时代更大的不幸正在降临。历史的波涛汹涌之下，没有一个人能够逃避。这才是悲剧。一个人太固执己见，对爱情，可能迎来眷顾。但是在文学观甚至价值观上固执己见，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呢。沈从文就像一条奔腾的溪流，因为水质或者说流向的不同而不能归依到“群”中去。他倔强的本性，顽野的姿态让他在这个时代里受到了无数诋毁，明枪暗箭如何防御?他没有回答。常态性的沉默，偶尔又忍不住表态和反复论说自己的观点，这似乎会形成一种更偏执的印象。面对这个乱糟糟的现实社会，不能不把事想得远一点，深一点，他担心自己对于时事的论说又“错误”。他不是不知道这种处境，想呼喊却不知道向谁呼喊。曾经写信给表侄黄永玉诉说自己的心境，然而他亦无法。
经过辉煌的“小说”时代，沈从文前半生渐渐停笔。失去了书写的笔，对于一个作家来说意味着什么呢?梧想起来一部电影《梅子鸡之味》：一生沉浸在音乐里的小提琴家被妻子摔碎了琴，又失去了爱的希望，对世界绝望了。他决定绝食，心碎而死。
而如果你死不了，就要活下去。
而那是他后半生的故事。
沈从文的前半生读后感2
有两类作家，或者说作品。一类更具有时代性，或主动或无意识地，在文字中留下鲜明的烙印;另一类作品则不太在乎时代的追光，汹涌的潮流，而是落脚于更永恒与长远的“人生远景”与人性之光。
时代价值与文学价值，两者相比，我始终更看重文学价值，那些永恒的、如天如地、始终不曾消失的光芒与美丽。
沈从文无疑属于后一种，这也是为什么他的作品称得上伟大而动人的原因。
具有时代性的作家不少，有优有劣，比较典型的有郭沫若、赵树理。对于这类作家，沈从文的评价犀利精当：“让我们把郭沫若的名字位置在英雄上，诗人上，煽动者或任何名分上，加以尊敬与同情。小说方面他应当放弃了他那地位，因为那不是他发展天才的处所。一株棕树是不会在寒带地方发育长大的。”
很有意思。这段话无比鲜明地体现了他一流的文学鉴赏力，他不折不从的性格，以及他对于文学的敬意与责任感。但同时，这些也是造成他后半生悲剧的重要原因。
他是一个对美、真和爱都极度敏感的人，能用自成一体的方式呈现流动在他生命里的所有动人之处。“凡知道用各种感觉捕捉住这种美丽神奇光影的，此光影在生命中即终生不灭。但丁、歌德、曹植、李煜便是将这种光影用文字组成形式，保留的比较完整的几个人。”他这样评价别人，其实自己也是如此。
《沈从文的前半生》里，就完整地追溯了印刻在他生命里的这些美学密码，用精准选择的事件和细节，还原他所接受的种种教育与滋养，折射出他思想中的亲疏好恶，尽最大可能解释了沈从文如何一步步走来，成为了最终的沈从文。
从他兴致勃勃地说起自己逃学时的所见所闻中，可以感知他观察周围与人生的视角。他说，“当我学会了用自己眼睛看世界一切，到一切生活中去生活时，学校对于我便已毫无兴味可言了。”
从这个时候起，他就已经开始有自己的远近之分：离书本理论远，同实际人生近，与凌空的高蹈疏，和地面上身边的平凡亲。所以二十年后的沈从文，“对于一切成例与观念皆十分怀疑，却常常为人生远景而凝眸”。
还有几段经历在沈从文的人生中留下深远的精神影响。沈从文返回湘西保靖，到统领官陈渠珍身边做书记，这段岁月，包括之后在前门大街，以及在宣内大街京师图书馆度过的漫长时光，让他得以接触大量旧画、铜器、古瓷、书籍和碑帖，从而全身心浸入和细细研习历史，并为其中“人类智慧的光辉”所照耀点亮。
我从这方面对于这个民族在一段长长的年分中，用一片颜色，一把线，一块青铜或一堆泥土，以及一组文字，加上自己生命作成的种种艺术，皆得了一个初步普遍的认识。由于这点初步知识，使一个以鉴赏人类生活与自然现象为生的乡下人，进而对于人类智慧光辉的领会，发生了极宽泛而深切的兴味。
他在自己的《从文小说习作选·代序》中说：“世界上或有想在沙基或水面上建造崇楼杰阁的人，那可不是我。我只想造希腊小庙。选山地作基础，用坚硬石头堆砌它。精致，结实，匀称，形体虽小而不纤巧，是我理想的建筑。这神庙供奉的是‘人性’。作成了，你们也许嫌它式样太旧了，形体太小了，不妨事。”
他对于世事的理解，皆由从最朴素永恒的人心和常理出发，所以自始至终，他都能以超越时代的阔远目光，来审视当下、持守自我。
再之后，他有了和自己投性情的一群朋友。说起金岳霖来时，妙趣横生：他养了一只大斗鸡。这鸡能把脖子伸到桌上来，和金先生一起吃饭。他到处搜罗大石榴、大梨。买到大的，就拿去和同事的孩子的比，比输了，就把大梨、大石榴送给小朋友，他再去买!……
他的学生则说，“先生谈及的这些人有共同特点。一是都对工作、对学问热爱到了痴迷的程度;二是为人天真到像一个孩子，对生活充满兴趣，不管在什么环境下永远不消沉沮丧，无机心、少俗虑。这些人的气质也正是沈先生的气质。‘闻多素心人，乐与数晨夕’，沈先生谈及熟朋友时总是很有感情的。”
所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
这些时候的沈从文，是软弱的。“这时节我软弱得很，因为我爱了世界，爱了人类。”可又有些时候，他从骨子里透着自己的坚持和执拗。
他评价人与事，无不从自己的真实内心出发，即便是对有知遇之恩和深厚感情的徐志摩，也会公正客观地评价他的诗句，说“正因其为太累赘，所以许多诗句子徒美，反而无一点生命。”至于对待周遭或痛心或危急的情境，则更是忍不住一次次发出真诚的、清醒的、不顾及自身的呼喊。
每一个作者写他的作品时，首先想到的是政治效果，教育效果，道德效果。更重要有时还是某种少数特权人物或多数人‘能懂爱听’的阿谀效果。他乐意这么做。他完了。他不乐意，也完了。若有人问我，在你这个理想发展中，产生有成就的作家和有分量的作品，用来和这个乱糟糟的现实社会对面，有什么作用?我不必思索即可回答，希望它能有作用，即在多数人情感观念中能消毒，能免疫。不至于还接受现代政治简化人头脑的催眠，迷信空空洞洞‘政治’二字可以治国平天下，而解决国家一切困难与矛盾。却明白一个国家真正的进步，实奠基于吃政治饭的越来越少，而知识和理性的完全抬头。我以为倘若所谓悲剧实由于性情一面的两用，在此为‘个性鲜明’而在彼则为‘格格不入’时，那就好好的发展长处，而不必作乡愿或政客，事事周到或八面玲珑来勇敢生活下去。应毫无顾虑的来接受挫折，不用退避也不必作无效果的自救。这是一个有良心的艺术家，有见解的思想家，和一个有勇气的战士，共同的必由之路。我赞同文艺的自由发展，正因为在目前的中国，它要从政府的裁判和另一种‘一尊独占’的趋势里解放出来，它才能够向各方面滋长，繁荣。
沈从文在50年代后期逐渐由“从文”转为“弃文”，转而研究花花朵朵瓶瓶罐罐。这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他无法，也不可能写出符合时代要求的文字。他一贯是从“思”出发的，必须要由“信”出发来行文，他做不到。
政治的压顶力量是可以浇灭文学的。这是一件可怕的事。
但沈从文还是用尽自己一身的力气与心血，投入到了后期的文物研究中去。只是因为他笃信一份工作要在历史上负起责任，要像“种树造林”那样需要时间，而不是像“造饽饽”那样现做现卖。
历史的大风大浪过去，时间的陶冶分拣过去，也终究会证明哪些人会留下灼目的光芒，哪些力量会逐渐衰退，甚至湮没不见。
最后还想说的是，一个读者需要有足够的洞明、善意与功力，才能照亮一个作家的作品或一生。而张新颖老师，无疑做到了这一点，同时也在这一过程中被照亮的人所照亮。
沈从文的前半生读后感3
照我思索，能理解“我”。照我思索，可认识“人”。
如果说《沈从文的后半生》是张新颖在2014年为沈从文刻下的人生轨迹，那么，随着近作《沈从文的前半生》的出版，可以比作两个半圆的合拢，相互补充、相互印鉴，能够更完整呈现沈从文的一生。
《沈从文的前半生》叙述1902-1948的事迹;《沈从文的后半生》叙述1948-1988的事迹。1948年的确是沈从文的人生分水岭，那一年，沈从文患上疯病，并两次企图自杀而未果，年底他决心放弃文学，接着转行文物研究。
在《沈从文的后半生》里，我读到，沈从文有过几次重捡文笔的打算，然终不得成型。沈从文在1952年1月15日致张兆和的信中写道，“我又把《老同志》抄一次，是第七回”，这部短篇小说的夭折很能说明问题。“老同志”是个翻身做主人的农民，与沈从文从前的人物形象截然不同，沈从文屡番修改，想要写出一个与时代合拍的、充满革命激情的“大写的人”，他尝试归队、入群，却失望、痛苦。他认识到：“没有情感，即斗争知识再丰富，也无从反映到文字组织中成为作品。”中国少了一个小说家，多了一个文物专家。
沈从文后半生的这种改变，并非一蹴而就，我们须得往他的前半生，寻找渊源。尤其要注意他的文学观是如何形成的。对作家的再发现，围绕他的作品，结合他的经历，是很自然的事。沈从文的材料足够丰富。早年就有人笑他是“多产作家”，当时于他一方面是安身立命的无奈之举，一方面是渴求成就认可的创作欲望，而今，于我们确是幸事，在他的前半生里，沈从文已为我们留下无数的瑰宝;于研究者而言，这亦是幸事，除了小说，沈从文尚有很多文论、书札、《从文自传》、一些类自传的文字存世，足以让我们进入他的内心世界。
《从文自传》是沈从文于1932年因邵洵美策划“自传丛书”邀约而作，1934年时代书局初版，也是沈从文对自己最初二十年的人生历程(从出生到离开湘西)的回顾记录。张新颖评价这部作品“有非同一般的意义”，他说，“正是借助自转的写作，沈从文从过去的经验中重新‘发现’了使自我区别于他人的特别因素”，从而“找到和确立了自己”。因此，张新颖的传记书写首先就是追求立足这部自传的细节与深度挖掘。
沈从文的青少年时代有点传奇。父亲沈宗嗣因参与刺杀袁世凯而出逃关外，大哥沈云麓怀揣母亲卖掉老宅得来的银两踏上寻父之路，不谙世事的沈岳焕(沈从文的本名)却耽于逃学、打架、骂野语乃至赌博，十四岁即厕身行伍、浪迹湘川黔边境，遍睹生死，亲历杀人，又因一场初恋“女难”亏空母亲1000大洋的卖房钱而恍悟自己愚蠢可欺的“乡下人的气质”，他一个人痴痴呆呆想了四天，决定“尽管向更远处走去，向一个生疏世界走去，把自己生命押上去，赌一注看看……”从此进到一个“无从毕业的学校，来学那课永远学不尽的人生了”。
在沈从文早期的经历里，张新颖突出了他性格的养成、文学的萌芽与埋藏的后半生的转型的一些原因。沈从文搞文物并非突如其来的想法，沈从文在青少年时期就“已从那些本地乡绅学会了刻图章，写草书”。1922年到1923年间，沈从文在保靖任“湘西王”陈渠珍的书记。当时，陈渠珍的军部会议室大橱柜里有书，有字画碑帖，有古瓷铜器……由于这点接触以及继之而起的兴趣与流连，后来又有琉璃厂的淘宝阅历，最终发酵至对文物的热爱。
自传的价值不只在于说了什么，还在于说的方式。《从文自传》里有处特别，就是沈从文描写砍头场景时显得淡然处之，后来常被诟病为他漠视百姓的军痞习气。学者王德威曾作《从“头”谈起》，认为“他的反应在悲悯之余，竟多了一层宽容”，因他见惯了乱世人命不如蝼蚁的场景，而他将笔触推向夕阳、炊烟、菜香、小孩嬉戏等“连绵而柔韧的生活及生命憧憬”，正是他“对生命本能的惊奇”。王德威的剖析有新意也有深意。张新颖没有这种视角，但他强调沈从文早年就很喜欢读小说，因他认为小说是“表现世界”的最好形式，张新颖引用并分析“我就是个不想明白道理却永远为现象所倾心的人”，与王德威的论述形成了回鸣，解释了沈从文为何那样写的原因，也解释了沈从文文学观的根本，这种文学观与建国后主流倡导的必须由“信”出发，而不是由“思”出发、由“情”出发，格格不入。
这种文学观在二十世纪上半叶的北平与上海，同样显得隔膜。然这种隔膜，这种与时代、与群体的隔膜，正是沈从文之所以是沈从文的特色。张新颖按照沈从文的行迹，为他绘制了一张“文学地图”，北京、上海、青岛、武汉、南京、常德、及至抗战爆发后的昆明，在细致的梳理中突出了同时期的文学创作与文坛往事。初至北平的潦倒，初期作品的发表，郁达夫的关爱，鲁迅对他的误会，他与丁玲、胡也频的友情，与郭沫若的结怨，徐志摩、朱自清等人对他的照拂，以及他在武汉、昆明的教学生活，他与张兆和的相识相恋……桩桩件件，一一分说，张新颖描摹沈从文的心境跌宕之敏感反应，以及在这种反应中始终如一不变的文学信念。张新颖选取的材料尽力突出了这一点。
比如，张新颖大幅引用了沈从文在1936年为《从文小说习作选》所作序言，这篇序言强硬回应长久以来对他文学的责难，他坦承自己“除了用文字捕捉感觉与事象以外，俨然与外界绝缘，不相粘附”，然而沈从文认为“应当如此”，“一切作品都需要个性，都必需浸透作者人格和感情，想达到这个目的，写作时要独断，要彻底地独断!”这段引文达千余字，是全书最长的原文引述，这样的引述其实也表达了张新颖本人的态度。写传记，作者对传主常有深爱，却不可喧宾夺主，多加妄议，把自己的情感与价值观任意投射在传主身上，但不能不有自己的见解与立场，怎么做到婉转地渐近地表达，就体现在作者对传主全盘熟悉之后的材料组织、重新整理与适度点评。张新颖的两部从文传记，在这点上都做得很好。
对传记而言，个人的性格、情感、意志和判断定然会影响到传主人生中的各种起伏、顺逆、成败与得失，与此相应的，个人的遭际既然受制于社会和历史所框定的条件，也必然要求超越个人的有限与负担，凸显个人所承受的庞大而冲撞的社会力量。终极言之，一部好的传记，可以对人性的可能性做出独特而深沉的诠释，表现个体在逼仄的空间里有意识地确认自己的位置以及他有意或无意显露的挑战与不服从。
把《沈从文的前半生》与《沈从文的后半生》并置一处，封面皆是白色的底子配着作家的信手涂鸦，一幅画着水鸟画，云“我的画成为怪东西，因此只得搁笔”;另一幅是外白渡桥上热闹的五一节游行队伍与黄浦江上孤独的捞虾人的遥遥相对。前半生连系后半生，成就自成一格的“独断”的人。
“照我思索，能理解‘我’。
照我思索，可认识‘人’。”
于今，我们幸而能以文字为碑，铭记历史河流里一切“独断”的人。
沈从文的前半生读后感4
张新颖的《沈从文的后半生》、《沈从文的前半生》是关于沈从文传记中比较独特的两部， 两本书都是是挪用大量沈从文自己的记叙让传主本人说话，读起来倒像是“我的自传”。
这种作传方式放在别人身上真不一定管用，首先要传主面对文字必须是诚实的，而且他对生命的体验会反复回溯到自身，才可能妥帖地勾勒出一个人的人生轮廓。
张新颖先前只创作了“后半生”，因为觉得前半生研究已经颇多，但写完后半生觉得反而可以对前半生有更好的认识——前半生身上的特质正预示了后半生的命运。
在建国后被批判的后半生里，沈从文选择了沉默——文学创作几乎停滞，但另一方面，他花了大量精力研究古代服饰、文化。同时代的多少文人——简直还不如不写地在建国后败坏了自己手艺的可比比皆是。
毛姆有句话讲：“伟人通常是始终如一的，而小人物则是各种对立矛盾的集合体。”沈从文后半生是自卑的，但从一以贯之这点看，倒不失为一位伟人——自始他没有为政治呐喊助威过，认为“一个政治组织固不妨利用文学作它争夺‘政权’的工具，但是一个作家却不必需跟着一个政治家似的奔跑。”没有站过队;他也始终没有背弃过那条文学之道，写底层人物，写故乡的战争与和平，晚年被下放还打算从盘古开天起修地方志。
所以读他的前半生很意外的是，沈从文在这一阶段还写了很多惹事的杂文，他并不只是一个单纯用自己的温文尔雅的行为来捍卫认同观念的人，身为一个湘西汉子，相反比许多人都更勇于斗争。丁玲被捕，他力促胡适等有影响力的人去拯救丁玲，连胡适都放弃后他依然笔耕不辍地发文、陈情，后来为丁玲做了许多纪念文章。他所写的一部部长篇、文集也是被各处频繁消减。
而为了在政治和战争中争取书写凡人的文学的权利，他通常是一名孤独的战士，为此总得罪惹事——妻子张兆和、友人巴金等人都认为他才华在小说——“精神在那些琐琐外表的事情上浪费了实在可惜，你有你本来面目，干净的，纯朴的。”
沈从文、张兆和
没受过什么正经教育投入文学的沈从文，文学上的数次顿悟都是靠亲近真正的人民得到的，他从那朴实的人民身上看到美看到力量，“这些人不需我们来可怜，我们应当来尊敬来爱。他们那么庄严忠实的生，却在自然上各担负自己那分命运。”这是他文学素养的来源，真实。似乎已经决定了他不亲政治，不喜欢任何战争，也不亲任何作家、文章派别，而只是报人的知遇之恩，为艰难的人扶上一把。
胡适早早地说沈从文是天才，他确有天才的自觉性，文学还没正式入港，在文学批评上却早有了清醒的认识，批评郭沫若的意图明显的小说实在不能算好小说。指点汪曾祺写小说人物对话，不能是两个聪明脑壳打架。
也可以说真实也是他为人力量的根源，年轻时写着“女人是可念的，有些还美。”后来用真诚又笨拙的书信一点点打动了张兆和;中间有一次精神出轨，未经展开的故事被他写进一部小说，希望这部小说以后若被精神医生、自由洒脱之人看到说不定也能搞出点什么研究——其实就是遮掩了谁又知晓。后来写文章被批判，他未发表的申辩里写着：“只要人存在，据我想来，总有一天要战胜流俗，独自能用作品与广大读者对面的!”固然是准确的历史判断，但若果真发表出来，又不知要多挨多少批判。
这样做的文章是真诚的，人却未必讨喜。 所以他说自己是个死心眼的笨人，别人升官发财，丢了文学的初心，他“始终相信必需继续学个三五十年，方有可能把文字完全掌握住。”这笨当然也包括他之后关于写什么不写什么的抉择。
这就像《沈从文的后半生》书前引用的沈从文到简笔画：喧闹的大桥边，远离画面重心的一侧，一位被喧闹吵醒的渔人，用捞蚊子的小网捞着鱼虾。 他远离热闹，辛拙地经营着自己的田园。
这样的人当然对一个巨变的时代是“无用的”，他不鼓吹战争，但这样下去所有国家的问题也当然没有出路。只有时代变迁，他的作品才会慢慢显现出难的价值，相比总在改弦更张的革命者，沈从文的价值则更像是做了对一个民族延续来说总也不能缺了的传承者角色，用他文字的中的水性穿过战火、铁板，使之到达了今日——不管是用小说记叙湘西，或是研究古代文化。
老舍故居
外地作家客居青岛的短短几年往往都能写出生涯中相对重要的以故乡为背景的作品，像萧红写出了《生死场》，老舍写下了《我这一辈子》、《骆驼祥子》、《月牙》。前年去到了沈从文在青岛的故居，是在这里沈从文确认了自我——面对大海，让他想到湘西的水，正如同萧红想到了呼兰河，老舍想到了未名湖吧，这里同样有难得的宁静、远离过分复杂的政治斗争。
沈从文故居
沈从文而立之际写下了《从文自传》，通过对故乡、自我的回溯，确立了自我是谁——一位写湘西、写真实的作家。汪曾祺说这本小说在说的是如何成为一个作家的。连最出名的《边城》，也是沈从文和妻子去崂山的路上见到在老人招魂礼上哭泣的女孩作为最初的引燃点的。
大量的引述内容当然挤压了作者本人的见解空间，但张新颖也有意地操纵着自己到底要关注什么，他关注的始终是沈从文的心灵史。那些稀松平常无事发生的日子，却也可能是沈从文心灵转变的重要时刻，这对于一个文学家来说，总是要提及的。
“伟大和朴素本不可分”，这是沈从文一生的为人、从文准则。
沈从文的前半生读后感5
张新颖著的《沈从文的前半生》，主要介绍了沈从文1902年到1948年间的生活经历、作品、思想。作者分15章叙述了沈从文生命发展的不同阶段，叙述了他的碾转流荡，他的“传奇”与他的平常，他的“人格放光”与他的精神痛苦，他与时代密切相连却持续强韧地保持紧张的“对话”——这是一个人自己的故事，也是牵涉各种社会关系，承载文学、思想和感情的重量，交织进现代中国复杂纹路里的故事。从这本书中，我看出了沈从文的一生是坎坷的一生，是坚韧奉献的一生，也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位特别的作家。他创作的很多作品为我们创造了一个奇特的湘西世界。《边城》、《湘西》等著名作品是他一生的智慧结晶，在国内甚至在世界上都有着巨大的深远的影响。读完这本书，坐下静思，我感触颇多。下面想就这部沈从文前半生的传记中介绍较多的沈从文的创作和思想方面谈谈我的一点看法：
一、创作源于生活，丰富的阅历、细腻的文笔、缜密的思维、独到的视角，全赖作者生活的积累、细心的观察揣摩、兢兢业业一丝不苟的组织语言材料。
传记中说，沈从文14岁因循当地习俗，入伍当兵，先后做过卫兵、班长、司书、文件收发员、书记，流浪于湘川黔的交接地区，自小熟悉湘西一代、沅水流域人民的爱恶哀乐的鲜明的生活样式和吊脚楼淳朴的乡俗民风，看多了湘兵的威武以及各种迫害和黑暗，因而形成对民间的、世俗的东西特殊敏感的审美情趣，这些对沈从文来说，无疑不是巨大的阅历、伤痕，无不让他形成厚重的思想深度，成为他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写作素材。传记的第七章中说：1934年1月7日，因母亲病重，沈从文启程回凤凰。这是他离开湘西十年后第一次返乡。一路上，他一刻也没闲着，他用文学家捕捉信息的敏锐性，用他的眼观照沿途的山水、人物、事务;用他的耳聆听大自然一切奇妙的声响;用他的脑思索探寻人类的生活、衍化的进程、自然的精妙与奥秘;用他的手或涂画或写作。他画桃源上面简家溪的楼子，并由此发出“这里可惜写不出声音，多好听的声音!”整个旅程任由思绪随情境流传，同时落笔描述沿途见闻感受，后结集成《湘行散记》。传记中直接引用了沈从文自己的话：“我校过几篇《月下小景》，细细的看，方知道我文章写得那么细。这些文章有些方面真是旁人不容易写到的。我真为我自己的能力着了惊。但倘若这认识并非过分的 ，我将说这能力并非什么天才，却是耐心。我把它写得比别人认真，因此也就比别人好些的。我轻视天才，却愿意人明白我在写作方面是个如何用功的人。”可见，荣誉里面包含了多少汗水和认真劲。
二、文学作品不只需要清新脱俗、情感饱满、具有个性、别具一格的艺术性，更需要体现沈从文那种心系国家，心忧天下苍生的担当精神和自觉的责任意识。
传记第八章中说：沈从文曾针对当政者文化、教育上的愚行，严厉地质疑和批判;对新文学事业进行到当下的状况关切议论，忧思深广，言辞中隐含着一种自觉的责任。这种自觉的责任逐渐生长成型，把他的关注中心，从个人的文学事业扩大到他置身其中的新文学的命运和前途，更推至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和前途。李健吾曾评说沈从文是“走向自觉艺术的小说家”，“在他创作之中，艺术家的自觉心是那真正的统治者”。“他知道怎样调理他需要的分量。他能把丑恶的材料提炼成一篇无暇的玉石。他有美的感觉，可以从乱石堆中发现可能的美丽。这就是为什么，他的小说有一种特殊的空气，现今中国任何作家所缺乏的一种舒适的呼吸。”用沈从文自己的话说“一切作品都需要个性，都需要浸透作者人格和感情。”“我只想造希腊小庙。选山地作基础，用坚硬的石头堆砌它。精致、结实、匀称，形体虽小而不纤巧，是我理想的建筑。这神庙供奉的是人性。”“从一个乡下人的作品中，发现一种燃烧的感情，对于人类智慧与美丽永远的倾心，康健诚实的赞颂，以及对愚蠢自私极端憎恶的感情。”沈从文那种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担当精神在传记第九章、第十章、第十三章中都有突出表现。第九章中写到:沈从文1938年初到达沅陵停留期间，和家乡人便有这样的谈话： “家乡人责任重大艰巨，务必要识大体，顾大局，尽全力支持这个有关国家存亡的战事，内部绝对不能再乱。还得尽可能想方设法使得这个大后方及早安定下来，把外来公私机关、工厂和流离失所的难民，分别安排到各县合适地方去……”可见，一直以来，沈从文哀民生之多艰，对地方、乡土的关注和忧思，与对现代中国“重造历史”的关注和忧思一脉相承，息息相通。表达了自己作为一个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对于社会民生和民族未来的思考。
三、人生路上不管处境多么艰难，我们都应该像沈从文一样带着责任心上路，带着爱心生活，相互扶持。
沈从文虽然向往和平、自由、安详、和谐的生活,但现实却给了他太多的忧伤、动荡、混乱和不安。从最开始的生活清贫，到后来成名后的遭受政治打击，可以说他遭遇了许多的波折，然而沈从文在这样坎坷的经历面前，他却做到了不逃避责任，不惧艰辛、努力上进，自强不息，全力以赴，为文学奉献出了自己的一生。更为难得的是在那样艰难的处境中他还十分关心青年作家和穷困学生的生活和成长。传记第七章中说：“一颗仁慈之心跳动在他的胸膛里。他家客人多，除了教授、学者，另一部分是作家和学生。沈从文还举办座谈会或聚餐会。……当年初到北京寻求出路的经历，使他深知困窘中的年轻人格外需要扶持。”“编副刊每月有100元报酬，这笔钱差不多都花在和年轻作者聚谈的开销以及平常随手的接济上了，家里不时有穷困学生和文学青年来借贷。”这种朴素的同情心和急他人之所急、想他人之所想的高尚境界不正好诠释了他自己所说的“因为我爱了世界，爱了人类”吗?
总之，《沈从文的前半生》让我获益匪浅。让我对沈从文有了更深刻的认识，让我对他那实在而顽强的生命更加敬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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