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西行漫记书心得1
从1937年《西行漫记》第一次在北平秘密出版以来(当时译名为《外国记者西北印象记》)，至今已经过了70年的春秋，对现在的读者而言，依然是鲜活而充满年轻的力量。而在初版当时，在国民党白色恐怖下，在“七七事变”爆发前夕，《西行漫记》作为一本外国人写的有关中国陕北苏区和共产党的真相，和共产党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理论，在当时的社会和有志于投身大时代的改革的人当中起到的巨大的影响，可想而知。
《西行漫记》初版以来，由于其受欢迎的程度之大，重复的再版旋即售空，在全国各地都有出版者正式授名的重印本，还有不计其数的为了隐藏起来更换名字的翻印本。不仅在苏区，在国民党统治的白色恐怖区域，在香港和海外的华侨中间，不管是以重印翻印还是冒死传阅传抄的方式，《西行漫及》都起到了早前没有料到的影响。
如今如果要统计究竟有多少人因为这本书而排除万难前往延安，投身革命，或者从此对共产党的性质有了基本的了解，从而支持国共合作联合抗日，那是过于困难了。但是《西行漫记》所引起的国民党的恐慌，恐怕比地方革命带来的不安还要大。
读西行漫记书心得2
买于当当网。书到的第二天就开始读了，虽然前几天才全部读完，但除去中间没读的天数，真正手捧此书专心研讨的天数(或者说次数)不会超过10天(次)，每次一读，至少会读完一章。如果不读完这一章，我是无论如何都不会罢手的。不想再去重复此书是如何地著名，只需摘出关于几个人物的描写：
关于---：“我到后不久，就见到了---，他是个面容瘦削、看上去很像林肯的人物，个子高出一般的中国人，背有些驼，一头浓密的黑发留得很长，双眼炯炯有神，鼻梁很高，颧骨突出。我在一霎那间所得的印象，是一个非常精明的知识分子的面孔。我第二次看见他是傍晚的时候，---光着头在街上走，一边和两个年轻的农民谈着话，一边认真地在做着手势。我起先认不出是他，后来等到别人指出才知道。南京虽然悬赏二十五万元要他的首级，可是他却毫不介意地和旁的行人一起在走。”
“--- 是个认真研究哲学的人。我有一阵子每天晚上都去见他，向他采访---的-，有一次一个客人带了几本哲学新书来给他，于是---就要求我改期再谈。他花了三、四夜的功夫专心读了这几本书，在这期间，他似乎是什么都不管了。他读书的范围不仅限于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家，而且也读过一些古希腊哲学家、斯宾诺莎、康德、歌德、黑格尔、卢梭等人的著作。”
“然而我非常怀疑，他是否能够博得中国上层知识分子的敬仰，也许这并不完全因为他有非凡的头脑，而是因为他有农民的个人习惯。巴莱托的中国门徒们也许要嫌他粗鲁的吧。我记得有一天我和---谈话的时候，看见他心不在焉地松下了裤带，搜寻着什么寄生物——不过话得说回来，巴莱托要是生活在同样的环境中可能也非搜寻一下不可。但我可以断定，巴莱托决不会当着红军大学校长的面前松下裤子的——我有一次访问林彪的时候，---却这样做过。小小的窑洞里非常热。---却把身子向床上一躺，脱下了裤子，向着壁上的军用地图，仔细研究了二十分钟——偶然只有林彪插口问他一些日期和人名，而---都是一概知道的。他随便的习惯和他完全不在乎个人外表这一点相一致，虽然他完全有条件可以打扮得同巧克力糖果匣上的将军和《中国名人录》中的政治家照片一样。”
关于朱徳：“一九一一年，我(这是书里记述的朱徳的自述)当时是个连长，我随有名的云南都督蔡锷率领的滇军参加推翻清朝的革命。一九一一年的辛亥革命是十月十日在武昌开始的，我被派往四川，与清朝总督赵尔丰作战。我们打败了赵尔丰，次年四、五月间回到云南。一九一二年下半年，我被任为云南讲武堂学生队长，在校里教授战术学、野战术、射击术和步枪实习。一九一三年，我被任为蔡锷部下的营长，在法属印度支那边界驻扎了两年。一九一五年，我升为团长，被派往四川跟袁世凯的军队作战。打了六个月仗，我们获得胜利。我升为旅长。一九二一年从九月到十月，我任云南省警察厅长。唐继尧卷土重来，追我追了二十天，我终于带一连人逃出来。”
“我在四川当军官的最后一年，即一九二〇年，我染上了吸鸦片的恶习。但在一九二〇年底回到云南时，在从唐继尧手中逃脱出来前，我买了一些戒烟的药品，一九二一年我向西康作第一次‘长征’时，实行戒烟，在到上海的船上，继续戒烟。到上海时，差不多已经戒脱了这个恶习，在上海广慈医院住了一星期，我完全戒绝了烟瘾。”
“在柏林，我碰到周恩来[现在是红军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和别的同志们。我终于在柏林找到了中国---!我在一九二二年十月间到达柏林，那时年纪三十六岁左右。我一找到---，当场立刻加入，这是一九二二年十月间的事。我在柏林住了一年，学习德文，然后到哥丁根进了一所大学，修了两学期社会科学——一半是掩护我继续呆在德国。我在德国的时期内，经常做党的工作。一九二四年，我们在柏林组织了一个国民党支部。一九二五年，因与臧戈夫案件有关，被德国宪警拘捕，臧戈夫是保加利亚的一个反动派，有人在一个大教堂里要炸他。许多人因而被捕。这是我第一次被人逮捕。一九二五年，我在柏林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被捕，那是为了参加---为声援五卅运动而召开的大会。我终于由于这些活动而被逐出德国，我遂环游欧洲，到了苏联，到一九二六年才回国。”
“关于我个人的私生活问题：我在参加---的斗争以前结过两次婚。第一个妻子死了，第二个还活着。第一个妻子生了一个儿子，但我不知道他现在的下落。一九三五年长征时候，我在报上看到我的儿子，那时十八岁，为要保全自己的性命，已逃离他母亲的故乡叙府附近的纳溪。我的第一个妻子是一个师范学校的教员，天足，有赞助革命的进步思想。我们结婚的时候，我二十五岁，她十八岁。我第三个妻子，是一九二八年湘南起义时期内跟我同居的，名叫吴玉兰。她后来被湖南省主席何键捉住，砍了头。现在的妻子康克清是在一九二八年同我结婚的。”
关于周恩来：“周恩来是一个大官僚家庭的儿子，祖父曾任清朝大官，父亲是个杰出的教书先生，母亲不同凡俗(是个博览群书的妇女，甚至真的喜爱现代文学!)，他本人似乎注定要做个读书人的，因为他从很小的时候起就表现出有突出的文学天赋。但是，像他同辈的许多其他人一样，他在民族觉醒的时期里受的教育，使他的兴趣从文学转移到别的方面去了。第一次革命(一九一一年)以后，中国的单纯的新文化运动开始有了比较严重的产物萌芽，这是周恩来便被卷到了社会革命运动中去，这个运动将使中国受到触及灵魂深处的震动。
“他先在南开中学，后在南开大学学会了英语，受到了“开明的”教育，他在班上成绩优异，在南开的三年都靠奖学金维持。接着日本提出“二十一条要求”，袁世凯企图恢复帝制，全国爆发起义，最后是一九一九年的学生运动。周恩来作为学生领袖，遭到逮捕，在天津关了一年监牢。周恩来获释后去了法国。他在战后共产主义运动的影响下，在巴黎帮助组织中国---，成了同时在中国成立的这个组织的创建人。他在巴黎学习了两年，到英国去了几个月，又回到法国，接着又到德国学习了一年。他在一九二四年回国，已是个著名的革命组织者，回国后立即在广州与孙逸仙汇合，后者当时与中国---和苏俄合作，准备发动国民革命。”
“周恩来二十六岁就成了广州政治生活中的一个领袖人物，被任命为著名和黄埔军校秘书，做了布留赫尔将军的亲信，布留赫尔将军当时是黄埔军校的第一号俄国顾问，现在是苏联远东红军司令。对当时担任黄埔军校校长蒋介石来说，这个年轻的---员是个克星。但是蒋介石还是不得不任命他为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那是因为周恩来在激进的学员中间影响很大。”
“一九二五、二六、二七年进行了北伐，由蒋介石任总司令，这是国民党和---联合推选的。周恩来奉命去上海准备起义，协助国民军攻占上海。周恩来当时是个年方二十八岁的青年。”
“因此，周恩来给我的印象是，他头脑冷静，善于分析推理，讲究实际经验。他态度温和地说出来的话，同国民党宣传九年来污蔑---人是什么“无知土匪”、“强盗”和其他爱用的骂人的话，形成了奇特的对照。不知怎么，当他陪着我走过安静的乡间田埂，穿过芝麻田、成熟的小麦田、沉甸甸地垂着穗的玉米田，回到百家坪去时，他似乎是一点也不像一般所描绘得赤匪。相反，他倒显得真的很轻松愉快，充满了对生命的热爱，就像神气活现地仿佛一个大人似的跟在他旁边走的“红小鬼”一样，他的胳膊爱护地搭在那个“红小鬼”的肩上。他似乎很像在南开大学时期演戏时饰演女角的那个青年——因为在那个时候，周恩来面目英俊，身材苗条，像个姑娘。”
关于彭徳怀：“彭德怀是行伍出身，先在湖南，后在南昌进过军校，毕业后，他因才能出从，迅获提升，一九二七年年方二十八岁就已任旅长，在湘军中以“自由派”军官著称，因为他办事真的跟士兵委员会商量。彭德怀当时在国民党左派中、在军队中、在湖南军校中的影响，使何键极为头痛。何键将军在一九二七年冬天开始大举清洗他的军队中的左派分子，发动了有名的湖南“农民大屠杀”，但是因为彭德怀极孚众望，他不敢贸然下手。这一迟疑，给他带来了很大的损失。一九二八年七月彭德怀举行平江起义，成立了湖南的第一个苏维埃政府。两年以后，彭德怀积聚了一支约八千个兄弟的“铁军”，这就是红军五军团。南方红军长征时，彭德怀是打先锋的一军团司令员。他的部下告诉我说，六千英里的长征，大部分他是步行过来的，常常把他的马让给走累了的或受了伤的同志骑。我发现彭德怀是个愉快爱笑的人，身体极为健康，只是肚子不好，这是在长征途上有一个星期硬着头皮吃没有煮过的麦粒和野草，又吃带有毒性的食物和几天颗粒未进的结果。他身经百战，只受过一次伤，而且只是表面的。
我住在彭德怀设在预旺堡的司令部的院子里，因此我在前线常常看到他。司令部不过是一间简单的屋子，内设一张桌子和一条板凳，两只铁制的文件箱，红军自绘的地图，一台野战电话，一条毛巾，一只脸盆，和铺了他的毯子的炕。他同部下一样，只有两套制服，他们都不佩军衔领章。他有一件个人衣服，孩子气地感到很得意，那是在长征途上击下敌机后用缴获的降落伞做的背心。
我们在一起吃过好几顿饭。他吃的很少很简单，伙食同部下一样，一般是白菜、面条、豆、羊肉，有时有馒头。宁夏产瓜，种类很多，彭德怀很爱吃。可是，好吃惯了的作者却发现彭德怀在吃瓜方面并不是什么对手。但是在彭德怀参谋部里的一位医生前面只好低头认输，他的吃瓜能力已为他博得了“韩吃瓜的”这样一个美名。
我必须承认彭德怀给我的印象很深。他的谈话举止里有一种开门见山、直截了当、不转弯抹角的作风很使我喜欢，这是中国人中不可多得的品质。他动作和说话都很敏捷，喜欢说说笑笑，很有才智，善于驰骋，又能吃苦耐劳，是个很活泼的人。这也许一半是由于他不吸烟、也不喝酒的缘故。有一天红二师进行演习，我正好同他在一起，要爬一座很陡峭的小山。“冲到顶上去!”彭德怀突然向他喘吁吁的部下和我叫道。他象兔子一般窜了出去，在我们之前到达山顶。又有一次，我们在骑马的时候，他又这样叫了一声，提出挑战。从这一点和其他方面可以看出他精力过人。
彭德怀迟睡早起，不象---那样迟睡也迟起。就我所知，彭德怀每天晚上平均只睡四、五小时。他从来都是不急不忙的，但总是很忙碌。我记得那天早上一军团接到命令要前进二百里到敌区的海原，我多么吃惊：彭德怀在早饭以前发完了一切必要的命令后，下来同我一起吃饭，饭后他就马上上路，好象是到乡下去郊游一样，带着他的参谋人员走过预旺堡的大街，停下来同出来向他道别的穆斯林阿訇说话。大军似乎是自己管理自己的。
读西行漫记书心得3
因为《毛泽东传》里的很多材料来源于这本书，所以就找来看了。 突然很喜欢看这些书，并不是我一下子变得有多红多正，而是因为在这个时代，很难再找到这么朴实的文字，更难再找到文字对象这么朴实、单纯、可爱的人们，以及这样一个有理想、有干劲、“知道自己为之奋斗的目标，也知道自己所反对的东西”的时代。斯诺临终，最后一句话竟是“我热爱中国”，竟让我热泪盈眶。 斯诺确实很可爱，他的文字也很可爱，严肃认真里跳跃着一种大男孩的顽皮。
因为支撑起整个新中国的这一群男女老少，也很可爱。 一个十三四岁的“红小鬼”，名叫向季邦，但是因为名字听起来很像“鸡巴”，所以别人老是叫他“鸡巴”。 有一天，季邦到斯诺的房间去找他，给他行了一个最普鲁士的敬礼，然后告诉“斯诺同志”：“我的名字是 季邦 不是 鸡巴，这是完全不同的，你替外国报纸写到我时，可不能写错我的名字。要是外国同志以为一个红军士兵名叫’鸡巴',那是会给他们留下一个坏印象的!” 斯诺本来没打算把这个小鬼写进这部不平常的书里，“但经他这么一说，我在这件事情上就别无选择，他就走了进来同蒋总司令并排站在一起了，尽管有失历史的尊严。 ——这就是斯诺的《西行漫记》 如果这是有失历史的尊严，那在我眼里，这整一部’不平常的书"，都是”有失历史的尊严的“，因为和蒋总司令并排站在一起的，还有很多这样的小鬼，很多白发苍苍的老人，有当着斯诺和林彪的面脱了裤子乘凉的毛泽东，有松了裤带搜寻寄生物的毛主席，有跟着斯诺玩扑克牌赌博，“盗用公款输了一架"飞机"的博古，以及 周恩来夫人，博古夫人，毛夫人…… ---彭德怀是可爱的，他愉快爱笑，身体健康，动作和说话敏捷，喜欢说说笑笑，很有才智，善于驰骋，又能吃苦耐劳，很活泼。他同部下一样，只有两套制服，都不佩戴军衔领章，他却因为自己有一件个人衣服而孩子气的感到很得意——那还是在长征途中击下敌机后用缴获的降落伞做的。 他谈话举止开门见山，直截了当，不拐弯抹角，斯诺说他很喜欢，这是中国人中不可多得的品质。 他早睡早起，不抽烟不喝酒，从来都是不急不忙，而且很喜欢孩子。 生于富裕农村的彭德怀6岁没了亲妈，挨老师打，他就举起板凳揍老师，结果被后母赶出了家。
他不喜欢闻鸦片烟，就把奶奶的烟盘从炉子上踢了下来，结果差点被全族人溺死。 ---朱德是可爱的，斯诺给他拍的照片上，他总是裂开嘴露出两排牙齿，笑的很明朗，很亲切。 朱德年轻时候当过小学体育老师教体操，还在云南府进过讲武堂，在进步军阀门下很受器重，在云南干出了不错的成绩，然后又被追杀，只得逃出了云南。 我记得小时候在建水老人民医院的停尸房后面那条街，奶奶带我去过一个亲戚or朋友的家，那个招呼我们的老奶奶带我们上了二楼，指着一间黑乎乎的木板屋说，朱德曾在这里住过。 朱德被追杀，逃去了四川，结果不但没被军阀要首级，而且还急着要让他当师长，但是这时候的朱老总忙着要找共产党，谢绝了。 “我在1922年离开四川去寻找中国共产党的时候，一点也不知道怎样同党发生关系，只是决心要同它取得不管是什么的联系。”朱老总这任性执着实在是可爱。他就这样从四川找到上海，“我在上海找不到共产党的踪迹，因此我到北京去继续找。”孙中山让他去打军阀，他不去，让他去美国，他不去，他说他要去德国研究军事学!然后他就在巴黎拍了一张从埃菲尔铁塔俯瞰巴黎全景的照片，感到很得意。
朱老总在柏林碰到了周恩来，“我终于在柏林找到了中国共产党!”然后我们可怜的朱老总才知道，原来在他满中国找共产党的时候，中国共产党还没有成立! 我莫名的笑了好久… ---徐海东没了两颗门牙，老被大家嘲笑，斯诺就到处去套徐海东的话，结果终于弄懂了那是他骑马的时候撞了树，门牙长树干里去了…… 斯诺还套出过很多故事，而这些故事的主人之所以都这么可爱，真实，也许还因为斯诺所说的——他们并没有什么内幕消息、独得之秘可以兜售，也没有漂亮的、成套的讲话。 斯诺还是很坏的，他连马厩里遇到的64岁老头子都不放过，要从他嘴里套出点故事来，最后还开老人家玩笑“我想你也在考虑再娶媳妇吧”。 理发师认真给他讲自己怎么当了红军的故事，结果斯诺硬要挑拨人家说“也许李仁医生只是要把你们打发掉。” 营长借了匹好马给斯诺骑，结果他抱怨说因为营长太爱他的四条腿宝贝，要他们两条腿的必须每骑一里路就要下马牵着走三四里路。
斯诺说他的结论是，任何人要当这个人的骑兵，首先得是个护士，而不是马夫，甚至最好是个步行的，不是骑马的。斯诺还公然在这么一部“很不平常的书”里，怀疑徐海东后来报私仇，因为返程的时候徐给了他一匹壮如公牛的马，看马和斯诺“谁能活着到达预旺堡”。最后斯诺坐在窄的无法坐下的马鞍上，双腿夹着木鞍，又伸不直腿，跑了50多里路。 ——正是这些“有失历史尊严”的点点滴滴，让这些单纯、可爱、善良的人们变得真实，具体，永远活在历史的光辉里。 除了这些“俏皮的”有趣的历史边角，斯诺还给出了他很多的真实见闻。那些拿着微薄工资在红军的工厂里工作的年轻男女，那些热情洋溢的红军战士，童真又“老成”的少先队员，他们穿的很朴实甚至很破烂，吃的很简单甚至很粗糙，他们没有什么丰富的娱乐活动，但是他们是快乐的，他们真的觉得自己在为这个国家奋斗，在为这个民族的未来工作，他们把自己的个体生命，和一个国家的历史使命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他们的活着，是一种充实的、饱满的存在。 斯诺的《西行漫记》，也展现了长征的过程，展现了共产党的苏区建设，这个党的宗旨，它的办事方法和方针…..“有时我几乎不能相信，只是由于这一批坚决的青年，有了一种思想的武装之后，竟然能对南京的千军万马进行了群众性斗争达十年之久。”
是的，我不得不说，那个时代的中国共产党，是进步的，是民主的，是真的值得爱的。 现在的千千万万党员和急着入党的人们，面对这些先烈的历史容颜，会不会感到汗颜? 喜欢那样朴实、单纯、可爱的人们，怀念那样一个有理想、有干劲、“知道自己为之奋斗的目标，也知道自己所反对的东西”的时代。 离开红色中国的时候，很多人去送斯诺，他当时在心里想，也许他是看到他们活着的最后一个外国人了。他很难过，觉得自己不是在回家，而是在离家。 【“别忘了我的假臂!”蔡树藩叫道。 “别忘了我的照片!”陆定一提醒我。 “我们等着你的航空队!”杨尚昆笑道。 “给我送个老婆来!”李克农要求。 “把四两可可送回来!”博古责怪道。】 ——看来斯诺在苏区四个月内结识了很多朋友和冤家。
读西行漫记书心得4
红星闪耀70年——从《西行漫记》看历史题材作品的写作技巧
《西行漫记》的阅读是令人愉悦的，埃德加?斯诺，一个陕北苏区采访将近4个月的美国记者，以他充满热情和生动的笔触，记录了日渐成熟的中国共产党在苏区的一点一滴。大到毛泽东对抗日战争的著名论断、共产党的基本政策，小到党员和民众的言语神态，斯诺以他出色的纪实文学技巧记录了正在成长中的陕北苏区的一副立体而丰富的影像，让阅读者无不身临其境般的为之动容。
(一)红星闪耀70年——《西行漫记》的社会影响
从1937年《西行漫记》第一次在北平秘密出版以来(当时译名为《外国记者西北印象记》)，至今已经过了70年的春秋，对现在的读者而言，依然是鲜活而充满年轻的力量。而在初版当时，在国民党白色恐怖下，在“七七事变”爆发前夕，《西行漫记》作为一本外国人写的有关中国陕北苏区和共产党的真相，和共产党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理论，在当时的社会和有志于投身大时代的改革的人当中起到的巨大的影响，可想而知。
《西行漫记》初版以来，由于其受欢迎的程度之大，重复的再版旋即售空，在全国各地都有出版者正式授名的重印本，还有不计其数的为了隐藏起来更换名字的翻印本。不仅在苏区，在国民党统治的白色恐怖区域，在香港和海外的华侨中间，不管是以重印翻印还是冒死传阅传抄的方式，《西行漫及》都起到了早前没有料到的影响。
如今如果要统计究竟有多少人因为这本书而排除万难前往延安，投身革命，或者从此对共产党的性质有了基本的了解，从而支持国共合作联合抗日，那是过于困难了。但是《西行漫记》所引起的国民党的恐慌，恐怕比地方革命带来的不安还要大。
(二)历史题材作品如何“真实”兼具“好读”?
《西行漫记》之所以引起了巨大的社会影响，这与它新鲜的笔触和易读性绝对有关。正是这些对共产党充满激情的正面描写，才导致了许多的中国人加入共产党，华侨和外国人去理解、支持中国革命。但是有人质疑，这本书在文采斐然的同时，是否意味着作者在其中加入了太多的主管偏袒，而减少了真实的力量?在历史题材作品有趣易读和历史真实性之间，到底应该以那一个为准线?
这涉及到对于历史传记和历史题材作品都无法逃避的问题，关于历史真实性和史书文采的矛盾。任何一个史学工作者，对于真相的追逐是永远执着的。但是如果历史题材作品写的单调枯燥，却很难吸引读者阅读兴趣，起不到应有的社会影响。那如何在“真实”和“好读”之间取得一个有机的共赢?
在代继华教授《中国史学作品形态论纲》一书中提到：“这牵涉到作者的历史见识，对史学作用的理解，对史书形式和写作技巧的掌握程度;同时，与文献资料的选取更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前者与作者的个人素养和学术造诣有关，不能勉强，而后者则是我们书写一部可读性强的历史题材作品的可操作的“蹊径”，即“有意识的优选文献资料”。对与人物传记而言，便是选择能强化人物性格、较为新鲜、出其不意的材料。
在《西行漫记》中，斯诺对苏区共产党员描写，是全书的亮点，也是让人为之动容的精华。斯诺在选取人物相关的资料上，并没有大段生硬的引用他们经历、职务和政治观念，而是更多选取了一些非常生活化的细节：
“忽然间，他们(毛泽东夫妇)两个都俯过身去，看到一只飞蛾在蜡烛旁奄奄一息地死去，高兴得叫起来。这的确是一只很可爱的小东西，翅膀是淡淡的苹果绿，边上有一条橘黄色和玫瑰色的彩纹。毛泽东打开一本书，把这篇彩色的薄纱般的羽翼夹了进去。这样的人会是真的在认真的考虑战争吗?”
这些材料出现在历史题材作品中，的确让人眼前一亮。年轻时期的毛泽东形象忽然丰满起来。关于毛泽东的历史书籍很多，但是比起斯诺描写的段落，恐怕使看官会会心一笑、记忆深刻的没有多少。书中谈“正事”固然不误(如毛泽东谈抗日战争等内容)，但是有了许多这些鲜活的材料点缀前后或穿插其中，全书却更让人感觉更是可信，来源于真实和生活。
一本历史题材作品成为“畅销书”并不难，但是做到“长销书”绝非易事。《西行漫记》在革命时期还是在和平时代受到读者的青睐，给我们书写出一部成功——真实和可读性强——历史题材作品，提供了很好的提示。
读西行漫记书心得5
读斯诺写于1936年的《西行漫记red star over China》之前，观看了电影《建党伟业》、纪录片《中共1921》，对本书所述故事之前的前25年有了一些感性的认识。写这本书的读书心得，有必要对前两部影像带给人的印象作些描述。
武昌的枪声，撕碎了晚清的最后一个夜晚，辛亥革命成为历史的转折，却没能给饱受欺凌的百姓带来最终的安宁。中国近代史，怎一个乱字了得?当满怀理想的孙文踏上从日本归国的轮船，趾高气昂的袁世凯抖了抖手中的枪，做起了穿上龙袍的美梦。张勋复辟、各路军阀混战，民不聊生……这是二十世纪初的中国实景。然而，当一战结束，中国因数以万计的劳工付出的努力，也成为战胜国时，得到的却是青岛主权的转让。中国的青年愤怒了。
《中共1921》纪录片中怒目相视的张国焘，便是愤怒的青年学生之一，他所在的北京大学，聚集着整个中国最富有激情和社会责任的爱国教师、青年学生，教授陈独秀、图书馆长李大钊，毛泽东当时任图书馆助理员，在救亡图存的召唤下，大家走上了街头。1919年五四运动后两年，包括爱国青年张国焘在内，北京代表刘仁静，山东代表邓恩铭、王尽美，上海代表李汉俊、李达，湖北代表董必武、陈潭秋，广州代表包惠僧、陈公博，长沙代表何叔衡、毛泽东，日本留学生周佛海，其中还有李达的夫人，浙江乌镇人王会悟，从上海博文女校到嘉兴南湖的转移，就是由其负责。1911到1921年，波澜壮阔的十年，一颗红星将要照耀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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