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国史大纲优秀读后感1
早就听说钱穆先生的《国史大纲》是如何的振聋发聩，充满着真知灼见，只是一直没有心思拜读。直到最近，在等考研成绩的百无聊赖之中，才硬着头皮啃起了这部竖排繁体的历史教科书。不过，钱先生的文笔显然比我们的那些苗正根红的史书要好读的多，再加之条分缕析的分析和多如浩海又恰到好处的史实，任何关心历史的人都会爱不试卷。
说起历史教科书是怎么样的，大家恐怕都不会陌生。以分阶段的社会进化史为纵线，阶级斗争为轴线，从政治辐射到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条目虽然清晰，但文字干枯发涩，千篇一律。我们所做的是将一些冷冰冰的事件从历史长河中抽出来让你死记硬背，不许质疑书本，不许有独立思考，这根本不是学历史，这是把意识形态强行灌输到人们的潜意识中去。我常常在想，如果没有对历史的反思，即使将整本课本都背的滚瓜烂熟，也不知道中国是怎样形成怎样兴盛起来的，又是怎样落后下去的。像义和团运动那部分，书上只说这场运动是如何爱国，如何轰轰烈烈，一点没提那些团民是如何愚昧，如何残忍。爱国主义教育固然重要，但不能理性对待就容易变成民粹主义，只知帝国主义罪恶，不知我们怎么给了帝国主义罪恶的口实。
钱穆先生想做的就是这一点。在全书的序言中，先生就说的很清楚，他反对两种倾向，一是全盘否定，以为整个中国封建史就是黑暗专制的代名词，没有任何光明可言；一种是全盘美化，以为民族的就是世界的。这两种泾渭分明的倾向到现在依然如此，前段时间关于中医关于新儒学的争论就是很好的例子。先生看来（其实我们也是这样看的，只是有时候不是这么做的）两种态度都失之偏颇，前者以西方现代政治理念为标准进行生搬硬套，自然看来事事不顺；后者则是抱残守缺，这种观点本来没什么市场，但现在有些却因着民粹主义而复活，说什么儒家文明是人类未来的出路这样不着边际的话。弃其糟粕，取其精华说起来很简单，但我们在没分清楚什么是糟粕什么是精华的情况下，要形成理性的共识无疑是缘木求鱼。
不能理性对待国史不能算是懂得历史的人，不懂历史就不是一个有知识的公民。要对本国的历史有一种敬畏之心，知道本民族繁衍生息之不易，同时又要明白中国落后之根源。作为一本教科书，《国史大纲》达到了目的，它明白无误地表明了先生理性、进步的历史观，那它和现在的教科书究竟不同在哪里呢？
《国史》反对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这样阶梯式进步的历史观，这是最大的不同，因为文明的延续不能用某种标准斩断，让前后之间截然不同。梁漱溟在《中国文化要义》中指明，这样的观点来源于历史不断进步这一乐观主义的信念，以为社会是从低到高慢慢演化的。这种划分历史阶段的思维是经济基础决定论的产物，划分的依据是劳动工具的不同，举个例子，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分开的标志是铁器的使用，我们书上的标准说法是公元前476年春秋战国的分野为标志，之前为奴隶社会，之后为封建社会。但是，铁器的使用是一个过程，什么时候占主导地位这不好判断，占了主导之后是否引起了上层的变化这个也不清楚。先生举了《盐铁论》中的一段话，说明到了西汉仍有一部分农民用石器进行耕作，而在南方有些地区，春秋时期就广泛使用了铁器农具。
随后，钱穆先生提出了自己的`思路，从政治制度、经济状况和思想文化三个方面梳理社会的变化。经济是基础，政治制度和思想文化是上层建筑，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这样的论述在宏观层面还可以，但到了微观层面就容易纠缠不清。仅就政治制度的演化来说，在漫长的农业经济时代，经济基础变动不大，但政治制度却有了不少的变化，书中把它归结为这样一条线索，秦之前家国不分，王室即是政权，大臣皆为天子私臣；秦至唐是王室政权逐渐分开的过程，王室高高在上，丞相作为朝廷领袖是政权的最高行政长官，门下执行中书封驳，读后颇有点君主立宪的错觉；从宋开始君主集权加剧，但丞相仍然是公认的领袖，直到明太祖出私心废宰相直领六部，王室和政权又合二为一，所以先生才会借助顾炎武说出“我朝政事崩坏皆从太祖废宰相始”的话来。反过来，专制的政府为自己的利益又限制了民间经济的生长，否则在明一朝已经出现了资本主义的萌芽；出于同一原因。对此，先生持有的似乎是一种混合的观点，在某一具体时期，重点论述其中的某一部分，战国时期以思想流变，两汉以制度变化，三国两晋南北朝以思想和经济变化。在特定时期某一部分会占主要地位，影响其他两部分，形成那个时期的主要风貌。
钱穆先生是主张改良的，认为革命是一种极端，是矫枉过正，而真正的进步是在和平的环境中产生的，他用不同时期经济状况的对比证明这一点。革命是否正确，站在不同立场上的人有不同的结论，但社会的持续进步不能单靠革命的带动，则是确定无疑的。托克维尔说，自由是大革命的合法子女，但靠着百年的努力才赶走了专制暴政这一革命的私生子，使得自由民主成为现代政治的首要原则。小布什有句名言，人类最伟大的发明是将政治家关进了笼子，我现在是站在笼子里给你们说话。成熟政治的产生有赖于社会理性的共识，找到病根再抓药，这样才能不断进步。从这个角度来说，钱穆先生理性积极的态度是多么的可贵。
钱穆国史大纲优秀读后感2
我一直以来对中国的辉煌灿烂的历史很感兴趣，通过国史纲要这门课我对中国历史有了更加深刻的了解，为了满足我个人在这方面的需求我读了《国史纲要》这本书，下面我来总结一下读这本书的感受：
当我开始读这本书我发现《中国史纲》这本书确实很形象地描写了当代历史，更进一步地通过经济、文化、制度等几个方面来写，我后来才了解这本书本来是作为高中及小学历史教科书而写，但遗憾地是其中只有上古篇完成，就作为一本教科书来说这是一本很好的书。而且我发现老师上课内容有些观点及史实也来自于《中国史纲》，所以这本书很重要，也很有用。说起《国史纲要》，便不得不说钱穆，以及当时的背景。1937年抗日爆发，钱穆仓促地从北平逃离至西南大后方，教学多年来的大量教材悉数失散，时中国面临国家存亡时节，钱穆有感于中国国运飘渺，尽管他本身相信抗战中国会赢得胜利，但也对中国的命运抱持最坏的打算。钱穆在云南乡下的偏僻之处，写下国史大纲，他是抱着中国人写中国最后一本史书的心情而著，盼若中国不幸败战覆亡，至少留给后人一本中国史书，让后人知道中国的历史及文明成就，激励后人复兴中国之心。
钱穆先生对历史的温情、敬佩与冷静无一不在本书中有所体现。钱穆先生没有讲一些历史上官场的尔虞我诈方面的内容，没有披露意识形态的桎梏，没有帝王将相的奇闻轶事浮于纸上，而是重点讲解了中国文化方面的发展历程，并在此基础之上提出了自己精辟的见解，同时他又不忘提醒后人如何对待和研究中国历史。从夏商周文明的探索，至春秋战国百家争鸣时期文化的繁荣，到秦朝一统天下建立封建专制帝国影响，到唐朝外交、经济、文化发展的中兴等等下来，贯穿整个历史的主线是文化。对于历史的更多的是敬意与冷静，而不是偏激与失之偏颇。如今事实是强势的西方文化盛行，国人数典忘祖，对自己古代灿烂的文化与优良传统的不自信，认为外国的才是好的，才是值得学习的，我们的本土文化受到了很不公正的待遇。可是在书中钱穆先生铿锵有力的表达了对中国文化无比的肯定及自信。这点让我敬佩不已。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四大文明中唯一流传下来的古文明，需要保护更需要继承和发展。认可并理解我们的历史，对我们的历史文明抱有崇高的敬意，会增强我们的民族自豪感，这种民族的凝聚力，会让我们走得更快更好。大多数人在一些枯燥乏味的历史教科书的“熏陶”，熟知不少无用的典故，却对其民族的精髓与意义懵无所知，这犹如空呼爱国。此其为爱，仅当于一种商业之爱。如农人之爱其牛.....爱国是要有基础的，不知其源，怎知其性，不知其性，何谈爱国；知其原方能爱其本，不懂我国历史怎么能全心全意的为这个国家奉献？历史的意义在于知道我们国家的精神，学习民族的气质，正是这种内在精神与气质，支撑着我们的历史延绵不绝，历史是一个国家的骨架，后人如若不知，谁来继续这个庞大构架的扩充？我们有别于其他民族的核心，就是独特。换句话说就是我们民族的精神与气质。这就是我们研究历史的现实意义。所以说历史并非毫无价值。相反，历史的价值是普世的。
《国史大纲》前言里指出了研究历史的意义。很多时候我们在说为什么要学历史的时候，都会说这么一句话：以史为鉴。问题是鉴个什么呢？当年明月在《明朝那些事》后记里说，已史为鉴是不可能的，历史总在不断的重复不断的上演，该发生的一千年前会发生，一千年后还会发生，该犯的错误还是会犯。《国史大纲》前言里说，一个国家的国民，尤其是知识线在水平线上的国民，对本国过去的历史，应该抱有一种温情与敬意，不妄自菲薄，不狂妄自大.。这样的人多了，对自己民族文化理解更深入，国家才有向前发展的希望。评判历史人物或历史朝代之所作所为不仅要站在现代的高度去俯瞰全貌，而且要走进当时的环境中去体察其目的、背景。有可能以现代标准谓之野蛮的行为，在当时是进步是科学是有效的。秦皇汉武历来是争议极大的两个帝王。其实争议双方都有道理，暴君也好伟人也罢，因为彼此观察角度不同。我以为如果以秦汉背景分析以后世之影响力去考核，秦皇汉武都是伟大的皇帝。比如始皇帝刑法苛严，然背景是大乱之后的一统，“乱世宜用重典”，不严如何凝聚天下？何况苛严是有法可依，并非任意妄为。当然重典也应有度，只是这个“度”两千年后无法精确计算。若以现代法律衡量，秦皇汉武枪毙一百次都不够，最符合标准的不是袁世凯就是伪皇帝溥仪，如此岂不荒唐？再比如修秦陵、建长城，难道劳工们仅仅是被武力逼迫不得已而为之吗？若如此，其工程质量可想而知，然结果却是千年不朽。民工的责任心何来？关于秦暴政的来源多为汉代史家所载，如同清否定明一样，我们不能否认汉代史家们有偏公允的可能。
钱老提到了历史资料和历史知识两个概念，使我恍然大悟，我一直以来所谓的喜欢历史原来只是喜欢历史资料，因为这样能显得自己很博学，在目前史学教育极度欠缺的情形下比较能吸引人眼球，现在想想简直是亵渎了历史，可以说我以前对于历史是急功近利的。其实一开始没想到这是本教科书，一直以来想看久远年代的史书，潜意识里觉得只有这样才陪得上“历史“二字，可是钱老这本书虽是教科书，但其服务于政治的意味不浓，其根本思想乃对于历史的思考和反思，探究中国是如何兴盛起来，又是如何沦落到如今这种地步，钱老期望在这种反思中寻求拯救当下中国的方法及思想。
本书的引论部分详尽地阐述了钱老的历史观，看后受益匪浅。本书成书于中华民族历史上最黑暗最艰苦的时代，凝聚了作者对于本民族的强烈热爱以及对于当下的社会深刻思考，当时史学界出现了三个派别，传统、革新、科学，作者认为时下的历史俨然成为政治的宣传工具，例如，书中写到：“革新派“主张“中国自秦汉以来两千年，皆专制黑暗政体之历史也”，又曰：“二十四史乃帝王之家谱”，他们眼中的中国历史皆以“专制黑暗”一语抹杀“，他们把当下之病症，一切归罪于两千年来之专制。显然这是种很偏激的思想。然清帝退位，并没有带来他们所期望的改变，他们又把矛头指向文化，曰：“中国自秦汉以来两千年，思想停滞无进步，而一切事态，因亦相随停滞不进”、“两千年来思想，皆为孔学所掩弊”。而同时也有极力推崇古代思想的思想。由此可见，当时的史学完全沦落为政治的工具，这是作者所不愿看见的.，我们对于自己历史要分清什么是糟粕什么是精华，而后择而取之。
看到南北朝后我就开始看近代史部分了，我觉得目前官方的近代史教材都是经过过多的处理过的，我们都希望知道真实的历史，我们认为这是每一个中华民族子孙所享有的了解我们民族过去发生了什么事的权利。钱老生活在那个年代，又以其高度严谨负责的态度撰写的这本书，应该有很高的真实度。
对比一下现行历史教材的基本体例，区别还是很大的。一是用词概念。钱穆沿袭的都是传统史家的词汇——党争、王霸、民变、流寇……这些在今日教材的话语体系里或已不用，或者变为农民起义，泾渭分明。二是基本立场。钱穆分析北宋军事积弱，包括幽云屏障之失、内政不振、武备朽钝、兵制欠当、地方无权等等。相比而言，钱穆至少部分地接受当时的进步观念，认为革命整体是合理的，虽然仍旧视大多数民变为灾难。（但事实上中国的全部农民起义的确都不曾给社会带来本质的进步，倒是破坏极大，因为主导者往往本身只是流氓无赖，除非像刘邦、朱元璋广得读书精英辅助，方能成事。）而现行教材几乎是死守“人民必革命进步”的思维定势雷池不敢稍动。而很显然地，要成为“有知识之国民”，绝不应该满足于信守那些不许讲道理、“不容置疑”的定见。除这两点外，在民族观念、政治局面传承流变等方面，钱穆的观点也与现行教材不同，因为教材是以政治观点为纲组织史实，而钱穆以历史观点为纲，虽然都是“信念决定论点”，然而政治观点显然要比个人化的历史观点僵硬，所以现行教材与这部六十多年前的教材相比，也要僵硬、枯索一些。
《国史大纲》的作用主要是思想层面的，其主旨“则在发现其相互影响，及先后之演变发展，以作国人如何应付现时代之种种事变作根据之借鉴”。这说明作者的主要意图是记述历史以对时事及后世造成影响。钱穆先生写《国史大纲》可谓用心良苦，他通过这本书表达了自己对国家和民族的信心和希望。
那么我们应该以一种什么样的态度去看本国历史呢？先生说要怀有一种温情与敬意，不会对本国历史抱一种偏激的虚无主义，即视本国已往历史为无一点有价值，亦无一处足以使彼满意。历史总有值得借鉴的地方，不可能是一无是处的，鉴古而知今，历史总能带给我们温情。亦不会感到现在我们是站在已往历史最高之顶点，（此乃一种浅薄狂妄的进化观，对历史毫无敬意可言）而将我们当身种种罪恶与弱点，一切诿卸于古人，此乃一种似是而非之文化自谴，前人不知后事，只是各行其是，焉能以己之过而责之于前人之身？总而言之，我们应该带着温情与敬意，带着能够鉴古而知今的心态去学习本国历史，才能学以致用，才能报效祖国
简单的举个例子，官方历史教科书中，打着“扶清灭洋"口号的义和团，是以一个正面角色出现的，讲他们如何爱国，而没有提到他们的愚昧和残忍，而本书有较为详实的阐述。不过我要说明一点，知道历史是一方面，如何看待又是一方面，我们知道了义和团的残忍就可以了，毕竟在列强野蛮入侵我们的时候，给我们造成了无法估量的伤害，对他们的任何残忍都是应该的，我们永远不会忘记那段令人心痛的历史，我们要以此时时勉励自己，努力让祖国富强，让中华民族迄立于世界的东方！
读这本书以后我收获很大，对于中国古代历史得到了深刻知识，满足了我个人在这方面的需求，由于时间关系虽然我没完整地读完这本书但我了解还是比较深刻，通过读这本书我对中国古代历史的兴趣更加提高了，具有魅力的中国古代历史浮现了在我眼前，虽然是过去但值得研究...
钱穆国史大纲优秀读后感3
《国史大纲》是钱穆先生于民国二十八年六月完成的一部通史性著作，此书以传统社会价值作为其立场，符合传统中国人的思维模式。全书共有八编，四十六章，从虞夏时期一直写到民国时期。因其写作之初，是将其作为一部教材来编写，所以力求简要。虽然具体细节虽展开不够充分，并且其中有些地方也值得商榷，但其论点皆切中时代之要害，可谓入木三分，很见其深厚的史学功底。所以凡读史者莫不应通读此文章，借以培养自身的历史思维以及历史情怀。
凡读一本书，亦是在读一个人，读此书之作者为人为学之道。史书也不例外，这就和“孔子作《春秋》，乱臣贼子惧。”同理，《春秋》与孔子其人有脱不开的关系。故欲对《国史大纲》的意义有更为深的理解，必然要对钱穆其人有更为深入的了解。此下凡列与其有关钱穆之故事以增进读者的理解。
在民国文化革新时期，当胡适学派反对“崇古”与“迷信”，对中国传统文化及上古史作存疑与否定态度时，钱穆等人立表异议，说“余任上古史课，若亦疑古，将无可言”。他在《国史大纲》一书中也说道：“今求创建新的古史观，则对近人极端之怀疑论，也应稍加修正。”钱先生后来坦率地表明自己不同于古史辨派的一味疑古而是在求真的基础上提出新说：“······而余则疑《尧典》，疑《禹贡》，疑《易传》，疑老子出庄周后，所疑皆超于颉刚。然窃愿以考古名，不愿以疑古名。疑与信皆须考，余与颉刚，精神意气，仍同一线，实无大异。”
而对于《国史大纲》的创作背景我们也需要明白。当抗战爆发之时，钱穆仓促地从北平逃离至西南大后方，教学多年来的大量教材悉数失散，此时中国面临国家存亡时节，钱穆有感于中国国运飘渺，尽管他本身相信抗战中国会赢得胜利，但也对中国的命运抱持最坏的打算。钱穆在云南乡下的偏僻之处，写下国史大纲，他是抱着中国人写中国最后一本史书的心情而著，盼若中国不幸败战覆亡，至少留给后人一本中国史书，让后人知道中国的历史及文明成就，激励后人复兴中国之心。 而中国于民国三十四年抗战胜利，钱穆的最坏打算没有发生。
所以说钱穆先生著《国史大纲》更多的是在考量历史对于国人的价值。
近年来，牟经济发展之思维甚嚣尘上，历史这样一个极具魅力的学科渐渐被人们所遗忘以至于误解。有鉴于现实与历史之间碰撞，通过阅读史书，这是在其中寻找自己的答案。
凡读史者，先排除其中被迫读历史者，即使有志于历史学科的人也对于历史抱有不正确之思想。我们必须明确，所有欲在国史上有大出路的人，不单单需要丰厚的历史学识以及敏锐的历史视角，更多的则是需要一种研究历史的人文情怀。这在钱穆先生列于书前的诸信仰中一条有关，即“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随一种对本国已往历史之温存与敬意。”这种历史情怀只有在国人上才可发掘到，而西人治国史能难有这样一种情怀。这不免使我想到，治史的眼界取决于一种个人的情怀。就如同面对于黑白两种颜色，有人喜爱白色，竭尽其能去说白色的好。有人喜爱黑色，竭尽其能说黑色的好。而大情怀者则是融黑白于一，但却又不完全囿于黑白之色。
读完此书，我也对于国史之价值进行考量，若谈及狭义的历史，则便是各类历史书籍上分宗列举之实例，而要谈广义上历史，则便是历史背后所蔓延而出一种精神力量，也就是一种文化的价值。狭义上的历史可以使人明智，而广义上的历史则已经超出具体之实物，变成了一个特殊的价值符号，我更愿把其当国人的一种普遍的信仰。
中国人与美国人不一样，凡今日中国之文艺作品（文学、影视、绘画等）皆重于对待历史元素的回归，而美国人则重于对不可考事物之想象。抛却文艺作品与商业利益的挂钩，我很容易发现所有这些背后的价值倾向。而要将民众团结在同一面旗帜（不自觉的思维模式、不自觉的行为动机）之下，对于中国人而言，需要源自历史而又更加抽象的一种历史精神，
而这也正是《国史大纲》这样一部书真正所要追寻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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